横贯南北学界，这场论坛还原了一个怎样的千年吴越缩影？

一千多年前，生活在湖州的罗坦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举家搬往慈溪的上林湖从事制瓷事业。那时的上林湖陶瓷产业已有规模，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那时恰逢安史之乱，他们想寻一方净土。那时的他们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决定，让150多年后的罗氏成为了当地有名的窑业大户。

从普通的窑工庶民，罗坦一路“升职加薪”，成为了“作头”小吏，罗氏后代子孙绵延，承袭职位。这个故事发生在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关于那段历史，我们更多的认知也许是频繁的王朝更迭以及无休止的战争。而罗氏之所以能够平安度过那个年代，和他们所处的吴越国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

在8月3日南开大学举办的首届吴越文化青年学者论坛上，复旦大学博士后岳思彤分享了这个罗氏家族的故事，为宏观历史叙事中，吴越国钱镠时期“保境安民”的国策提供了鲜活的微观注脚。

2023年5月，临安区委宣传部正式对外发布“吴越文化研究青年学者支持计划”，采取“我发包，你接题”的方式，邀请全国在读历史学大类的硕士、博士和青年教师开展竞争性“接单”，合力开展吴越文化研究。在经过多方调研与接触后，临安选择了与千里之遥、被誉为中古史研究重镇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展开合作，于当年下半年正式启动实施该支持计划。如今，第一批研究成果已经在论坛上集成发布，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广东等10个省市的青年学者齐聚天津，带来了不少让人眼前一亮的新见解。

从临安到全国

吴越文化何以拓宽中国历史视野？

提及吴越文化，在临安是衣锦军的威武、《钱氏家训》的传承和陌上花开的浪漫；在杭州是钱王射潮的故事、保俶塔的来历；在浙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一剑霜寒十四州的传奇。作为江南文化的典型代表，吴越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性。

但从历史文化地理的角度来看，吴越文化经历了从文化边缘走向文化中心的过程，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唐代以前，‘越’这个称呼是中原华夏对于江南的歧视性他称，而在唐代之后，浙东本土形成了对‘越’的文化认同，其文化内涵有了很大性质的转变。‘吴越国’的建立标志着浙东越文化与浙西吴文化共同构成了近世江南文化的滥觞。”湖州师范大学讲师张兢兢说。

集地域性和整体性于一身，是吸引越来越多人参与到吴越文化研究中的魅力所在。临安作为钱镠的出生地与归息地，很早就开始做一些系统性的阐释工作，随后扩展至浙江、上海等地。最近三年，开始有北京、南京等地的高校历史学院关注到了吴越文化，进而突破了原本研究的区域局限性。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锋就在论坛里提到了吴越国治下对于苏州发展的深远影响。“我在参与编撰江苏通史时，特别注意到了吴越国统治时期的苏州，虽然短暂，却是‘苏民三百年不识兵’的基础，也是苏州得以成为园林城市的底色。”张学锋说。

和浙江本地对于吴越国的研究视角略有不同，北京大学博士后陈红静把视野放在了吴越国作为地方政权和中原王朝之间的互动上。她从吴越国时期的几十方墓志中发现，有不少家族使用的仍旧是当时中原王朝的国号，足见在吴越国钱王“奉中原正朔”的政策影响下，生活在这里的百姓仍然保留着中原正统的理念，认为其所处仍属于中原王朝的一部分。

从微观到宏观

鲜活视角下的吴越国和钱王

本文一开始提到的罗氏家族“发家史”，是岳思彤在研究慈溪上林湖一百多方瓷墓志时看到的一份有趣的材料。相比于唐宋这样的恢弘朝代留下的史料，吴越国时期能够参考的史料数量不多，其中大部分笔墨都在王室成员、宗教文化以及国家大政方针上，关于吴越国时期普通百姓是如何生活的记载更是少之又少。

“从墓志上看，自从上林湖被纳入吴越国的管辖范围内，罗氏这样的匠人家庭跃升成为‘省瓷窑务’下的基层官吏，负责管理作坊制瓷，以参与制作吴越国上供中原王朝所用的瓷器为荣，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百姓的生活。”岳思彤说。

见微知著，在论坛上，不少研究成果也是从微观的视角出发，试图探讨吴越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形成、发展与演变这一宏观命题。

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雅博士后陈烨轩在研究中提到，作为宋代杭州为表钱镠功绩的代表建筑，表忠观的修建进程，其实与宋代对于钱氏的态度极为相关，表忠观正是钱氏诸王声名的物化。钱镠开发两浙、推动中国东南经济发展，其孙钱俶纳土归宋助力大宋统一，表忠观受到高度重视。南宋灭亡后，表忠观盛极而衰，并在元代后被称为钱王祠。宋刻的苏轼《表忠观碑》在明代后一度掩于泥土，直至清中叶被发现残碑。

千年前的历史，依然在影响着今天的社会。今天重建的钱王祠游人如织，说明钱王的英明形象深入人心，又何尝不是吴越文化再度“焕新”的表现呢？

“如果将视野拓宽，吴越国可以作为研究唐宋变革的一个窗口，其影响力将会很深远，足以成为历史的一个研究方法，把研究推向更加宏观的范畴。例如吴越国作为一个海洋王国，对于明朝以后的历史进程有何影响？历史的主要作用是‘发明’，在这一过程中吴越文化仍然有很多有待发掘的部分。”张学锋说。

“这里说的‘发明’，不是科学技术的发明，而是指把本来隐晦不明的东西讲明白，也就是研究某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所以吴越国的历史研究，我个人觉得应该把它放到整个中国历史中去考虑。”对于历史学意义上的“发明”一词，张学锋补充道。

从历史到未来

行进中的吴越新声

历史是一面镜子，当下对于历史的解读，是指引未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是此次青年学者论坛举办的意义所在。

“从去年青年学者计划发起开始，我们陆续收到了70余篇论文投稿，最后收录了18篇，这是意外之喜。”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院长余新忠说，这批参与研究的学者中，90后占了不少，他们为吴越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种种新视角，对于更深入、全面地研究吴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突出贡献，而通过校地合作的模式，也解决了地方学术资源不足的问题，提高了吴越文化在学术界的知名度。

余新忠是本次青年学者计划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临安人。“从小读《钱氏家训》，去功臣山秋游，如今这么多高校学者参与到了家乡文化的研究中，这对于家乡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助益。”余新忠说，正是因为一代代家乡人对于吴越文化不遗余力的弘扬，在钱氏后代以及学者们的推动下，吴越文化才得以在学术界率先“破圈”，成为青年学者们研究的新方向。

“我在2018年写硕士论文时曾研究过钱王射潮的故事和捍海石塘的水利建设，那时引用的关于吴越国的研究文献大多都是20世纪的论著，数量相对也比较少。而当我今年再写表忠观的论文时，我发现相关的研究变多了，而且也更加系统化了。”陈烨轩说，虽然吴越国的治国时间放眼整个历史进程显得短小，但其对于中华文化的特殊贡献已然被更多的学者关注。

这次的论坛同样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思维碰撞的平台。岳思彤提到，张学锋教授所提出的吴越国是中国海洋时代开端的思路，也让她对于吴越国“有山有海”的地理特征下基于海洋的建设模式有了新的研究兴趣。吴越国时期的历史材料虽然不多，但是留下了许多文物，这些文物和史料互相佐证，亦可碰撞出新的思路。

“我们希望如果有下一届论坛，可以分成更加细致的专题讨论，要是能去临安当地看看就更好了，还能感受一下吴越气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夏炎在论坛即将结束时说，思想的交汇仍意犹未尽，吴越新声余音绕梁，将随着更多学者的加入，越传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