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解放初。
宁波镇海县城关镇,那条古时环绕着城墙有一条护城河,它的一条支流,从孔庙的一道陈旧长墙的月洞门下,向东流到孔庙的正北面来了。隔河再北岸,就是我家居住的向家大院。
护城河流到这里已经是一支小静脉,最后一段在我们眼前则是小静脉笔直的末梢了。“小静脉”末梢南面,我们隔河相望,能看见那孔庙大成殿它背朝我们的那北墙上爬满了藤蔓,遮住了苍老的背。
顺着孔庙南边大门口不远处往西走,不远处是那有名的绿树成荫的朱家花园,朱家花园是在台湾牺牲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烈士朱枫同志的故居。
小河北面向家大院长墙外的石板路口,有一座石牌楼,横额大书“蛟川书院”。穿过牌楼进来,就是高高的、围墙横伸的向家大院,不远处是小巧玲珑的梓荫山及一个小池了。
向家大院外这段河塘人称向家河埠头。大院高高的围墙挡住了北风,迎着南面小河上空的大好阳光。大院外沿墙是一排长长的石凳。在解放初的夏夜,此处正是邻居们乘凉闲聊的的好去处。
那时候,根本没听到过空调,傍晚人们都往石板路上泼了很多水,都在屋外高墙下的一列石凳上乘凉。叔父、婶婶只在墙内居室外的水缸边,泼了凉水,点着蚊香、摇着大蒲扇不出来。
父亲就走出门来在高墙外石凳上倚墙而坐。阿达叔也跟着走出来坐在石凳上跟父亲聊天,他们是挚友呵。
阿达叔是向家门中十几房中的一房,算是大户人家子弟了,可是,那时我看见他家只有他一个人。他在上海的大学毕业后,时逢乱世,就从沪上回到家中。他是个单身汉,在大院北边小门外的空地上种菜出卖,有时也出卖一些旧家具。他是大院里少有的订报纸者,因此消息特别灵。邻居们有时也喜欢听他们聊天。逢到星期日的夜晚,我们小孩都在他们旁边跑跳吵闹。
父亲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常常眯着眼,瘦削的脸上沟渠纵横,尖尖的下颌挂着一把灰白的胡须。穿着一身补过的旧棉袍,双手老是拄着一根木拐杖。最近他很安心,去了一趟上海,亲戚支援了一笔生活费,父亲可以向我叔叔交代了。在秋夜的暮色中,他像在沉睡。他在回忆武汉沦陷时期的生活么;他在想念被他送掉的女儿么,我的妹妹那时只有三岁啊,当时我猜不着;他在想念我逝去的母亲么,当时我却嘻嘻哈哈地跟邻居小孩玩。只是父亲在那石凳上初升的月色下安详的样子至今仍历历在目。
阿达叔自然是我最崇拜的人。有一次美术老师给我们布置一道作业,要我们画一个人脸的速写。我看见隔壁邻居大嫂抱着小孩,我就画那小孩。画来画去,那小小的脸,却大大的难画。阿达叔从石凳上弯下腰来,把我的铅笔拿去,将眼睛、嘴巴和小脸刷刷刷地修改了一下,胖嘟嘟的婴儿脸就可爱地翼然纸上。阿达叔据说不是美术学院毕业的,怎么会画画呢?至今我还纳闷。当时这张速写老师认为画得很好,打了高分。就此,我就对阿达叔佩服得五体投地。
有一个晚上,阿达叔给父亲说一个谜语:“抗战胜利”猜古代人名。父亲说了几个都不对。阿达叔说报纸上有争论,一派认为是“屈原”,不是美国扔了原子弹,日本投降了吗?另一派认为是“苏武”,不是苏联出兵,日本投降了吗?还有人说是“共工氏”,是共产党的坚决抵抗。我直到后来读了历史,才知道“共工氏”是黄帝时代对农业很有贡献的人。后来他们两个人又聊了下去,说是中国人如果不抵抗的话,早就亡国了,没有中国拖住日本人,日本人会失败吗?这场讨论一直影响到我后来读书、教书时对历史的深思。
这次,阿达叔又出来,和父亲一起坐在石凳上,聊起一个叫“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两个人提到了许多人的名字,有毛泽东、陈毅、马寅初等。我知道陈毅,那是老师提到过的,我们宁波镇海这一带的解放军都是陈毅的部下。直到父亲去世后,他给我留下的唯一遗物,是那本1949年11月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重要文献》。里面出席会议的人员名单及《共同纲领》,原来当年他们在河塘边谈论的就是这些呀。又翻到其中一个插页,正文背面是空白的,有父亲留下的圆润的毛笔小楷,记着一些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部长的变化,注明是1952年从报纸上摘的,可见年迈父亲对党的崇信和对未来的关心与喜悦。后来,这本书我搬到那儿,就带到那儿。
算来,若是父亲在世,他老人家应该是一百几十岁了,他对下一代的未来生活眺望早已经在那本小册子里窥见了吧。我在晚间阳台上眺望远处的灯光沉思的时候,我在空调下敲击键盘的时候,我似乎仍可以看见父亲和阿达叔坐在数十年前的石凳上聊天。父亲的那件破棉袍总是在眼前闪现,他的那本载有《共同纲领》的重要文献还静静地在书架上望着我。
作者简介:金锡逊,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散文学会会员,宁波市作家协会会员‘杭州市上城区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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