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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报

    晚潮|依依相牵那时候

    潮新闻 翁建飞2024-07-31 11:51全网传播量3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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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一棵树木已然成舟,却留恋着扎根土地蓬勃生长的时候,我与所有当过兵的人一样,走过半生仍怀念那段军旅岁月。

    退役后的几十年里,我无数次梦回军营,又好几次应星散东西的战友相约,踏上第二故乡——福州,寻访曾经奉献青春、热血播洒的军营。而每次“归队”,耳畔总有隐隐的军号声传来,心里总会想起很多的“那时候”。

    那时候,十八九岁的我稚气未脱、寡见鲜闻,仿如一张白纸。入伍不久,连队饲养的母猪预产期临近,带领我们这群新兵的排长下达任务,让我们在营区周边的田间地头拣些干草,为母猪下崽铺设“温床”。新战士们谁都不甘落后,不到半天,干草堆成了一座小山。

    因我当兵前有过写“豆腐干新闻”的体验,不由有些“技痒”,生出了一些“灵感”来。据此,我写了一则简讯,在征求连里主管后勤事务的司务长的意见后,投寄于原福州军区政治部《前线报》社。然而,等来的最终是没有结果的结果。

    后来,我回忆起刚到部队时写的这第一篇稿子,显然意识到了自己兴之所至的“小题大作”。报社不予采用,想必在军校毕业的司务长的预料之中,无非是他善意包容,不忍心一盆冷水浇灭一名新兵采写新闻报道的热情。

    那时候,也即当兵头一年,我为自己难得赶上一次近似实战、规模宏大的军演,感到荣幸。军演以“84.9”年月命名,由原福州军区组织实施,检验部队在复杂的环境下,多兵种、多要素协同的综合作战水平。军旗猎猎跋山涉水,铁流滚滚跨越闽赣两省。我所在舟桥部队担负保障开进的重大任务,遇水架桥、逢山开路,常常是打头阵、顶大梁,义无反顾。我个人领受的任务:一是收集演习动态信息,采写通讯报道;二是做潘副教导员的随行,协助其做好相关工作。

    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手机,要弄懂某个词语的含义全赖词典。于是在整理参加军演的行囊中,我塞进了一本砖块大小的《现代汉语词典》,也算是在学问上打有准备之仗。闲暇时用来阅读记忆,积累和掌握更多词汇,若写作中遇到意思吃不准的词组,就随手翻看求证。

    演习沿途的宿营有时借用当地的学校、库房,有时选择稍平缓的荒山坡地搭建的帐篷,全是打地铺,条件异常艰苦。潘副教导员1968年入伍,年长我近20岁,既是我的上级,也是我的父辈。有一天早晨,他下连巡查折回时,见我还在整理被子,感到不解,“你起来,让我做一遍给你看看。”他边说边蹲下身子,左右开弓,不到两分钟就打好了背包。

    此时此刻,我对这位朴实、耿直的山东汉子,心底里又多了一份敬佩,同时也为自己刚才整内务的“磨蹭”感到羞赧。虽然那时我当兵才满一年,经验不足,但打背包、整行装可是每个军人必须熟练掌握的基本功,没有任何拖沓的理由。此后,“雷厉风行”这4个字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上。

    那时候,“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句话,是军人的口头禅,军营的流行语。我也不例外,戎马生涯中,我有两年时间在团报道组度过。报道组设在团部3号楼机关招待所二楼的一个边间,办公兼住宿,看似简陋,但因了4扇大窗户的采光,屋内明亮而恬静。站在3号楼前厅眺望,2号楼归政治处和后勤处,1号楼属于司令部。报道组“蹲踞”3号楼,排行老三,地位不低。

    愈显门楣之高的还在于报道组组长由团长担任,其姓刘, 来自黄海之滨——山东青岛。高尚如他,将排行老二、老四两女儿送进军营,接力传承, 戍边卫国;威严如他,在部队的不同场合相遇,我没见过他的一次笑脸。直到解甲归田多年后,我们10多个当年的机关兵相约去看望他,方才见到他一张写满笑容平和可亲的脸。聚餐开席,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孩子们,大家好啊,你们都长大了!”听得出,他作为一名老军人,业已藏起了昔日的威严,把曾经的属下当做自己的子女一样看待,意味深长。

    我进报道组时,新老交替出现青黄不接状态,只有比我早当两年兵的小孙一个人唱独角戏。从报道组“起跳”,跃升到更高平台的两位元老,一个调至原福州军区政治部《前线报》社任职,另一个作为预提对象去到军区新闻干部培训班学习。不过,偶尔他俩也回“娘家”看看,帮助我们修改稿子、向有关报刊推荐稿子,指导我们精准选题,捕捉新闻活鱼。俗话说,姜终归是老的辣,经由他俩修改润色过的稿子,命中率总是略高一筹。

    成就一件事,自身努力固然重要,而以老带新,扶上马、送一程,步子或许会迈得更加稳健。潜移默化中,我们学到了新闻写作的一些技巧。

    那时候,报刊种类少,而且军内外的大小报纸一律4个版,有的还是周报,刊登稿子难犹如登蜀道。可正因为难,每当稿件被采用时,仿佛品得一杯醇香的美酒,醉在其中。

    犹记得那时候,特别是“新闻学步”的开端,只要不下连,每天中午都会往机关收发室跑,询问是否有样报样刊寄来,而期盼的目光重点落在军区政治部出版的《前线报》上,一旦瞅见自己的稿子变成了铅字,心中便升腾起一种特别的愉悦,第一时间告诉组里的同事,“稿子出来了!”进而对照原稿,找到被编辑调整、修改过的段落、句子,解开诸如“为什么要这样改”之类的疑问。最后合上报纸,归档留存。断然不像有些影视剧中所表演的那样——作者高举刊有自己文章的报纸或杂志奔走相告。起码,我们那时候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景。

    组里的同事小孙退伍后,同年兵、同乡小杨与我做了搭档。他的名字中有一“才”字,父母长辈们寄望其为可造之才,荣宗耀祖。那一年,两人的采访足迹遍及部队驻扎地——福州所辖两县的每个营、连,那一年,在军内外报刊上的用稿数量颇为可观,其中,见诸原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南京、福州两军区合并后,沿用原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的报名)的小故事《新兵连里的“小指导员”》和通讯《他的择偶条件》《信的故事》等,在部队指战员中引发较大反响。为此,部队党委分别给予我俩记三等功1次的奖励。连同之前的一次, 在我的个人档案里,有了两张因新闻报道工作成绩突出收获的三等功荣誉卡片。

    “功高”与“劳苦”,恰是一对孪生兄弟。不说别的,伸出我俩的右手,中指关节上那枚暗红色的茧子足可印证。那时候没有电脑,稿子从动笔起草到成稿誊抄,间或用圆珠笔复写留底,整个流程全是手工完成,经年累月留下无法褪去的痕迹。

    无梦想,不青春;不梦想,无青春。

    若干年后,小杨出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本书——《情和爱的梦幻》(诗集)。后记中,他称我为亲密战友、文字知己,回味之,心情宛如吟诵他的抒情诗那般欢畅。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如此,多么美好!

    那时候枕戈待旦,枪杆笔杆,于我而言,有曲折、有迷惘,也有缺憾,但更多的是幸运、愉悦和收获。

    再回首那时候,即便相隔万水与千山,即便似水流年不复还,却依旧割舍不断,依依相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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