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矛盾止于毫末 让纠纷化于未发——新时代“枫桥经验”宁波实践

一对对夫妻带着怨气、怒气来到“宋大姐调解工作室”，经过调解员的耐心调解后，冰释前嫌。过去5年，依靠“专精特新”的调解办法，宋大姐调解工作室的调解员挽救了成百上千个濒临破裂的家庭，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60%。“在矛盾纠纷出现时，我们尽量通过调解来化解，避免将纠纷升级为法律诉讼。”宋兰英退休后，因她能说会道、条理清晰、热心又耐心，在宁波市鄞州区司法局和鄞州区白鹤街道支持下成立了调解工作室，负责涉及离婚、抚养、赡养、遗产等领域的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开展服务后，还组建了一支汇集了金融、交通、法律等领域专业人士的调解专家队伍，为调解工作提供了专业、权威的支持。

这是宁波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人民调解的力量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目前宁波市有1.4万名基层人民调解员，2023年共调解矛盾纠纷14.5万件，其中81.7%化解在镇街以下。 

宋大姐调解家庭纠纷

让“诉”止于“源”

把非诉讼机制挺在前面 

近日，在海曙区社会治理中心，人民调解员钟珍明正在调解一起工伤赔偿纠纷。当事人经朋友介绍为某装修公司工作，因未签订劳动合同导致受伤后医疗费用无法报销。

因为涉及到多方当事人，且矛盾点较为复杂，钟珍明决定采用背靠背的方式，发动多方当事人亲戚朋友共同调解，就这样，本针锋相对的几方当事人最终握手言和，伤者也拿到了满意的赔偿金。

钟珍明调解工伤赔偿纠纷

近年来，宁波不断完善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聚焦源头预防、前端调处、实质解纷、后期修复等重点环节，将矛盾纠纷止于未发、解于萌芽、终于始发，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在全周期诉源治理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

“大爷，您有什么烦心事吗？我们到小院的警调室边喝茶边聊。”看到村民郑大爷在门口似有愁容，解纷小院—大澥蹼警调室的“掌柜”皇瑞华当即热情地将大爷迎进门来。一改往常民警值班地的严肃气氛，警调室的环境温馨而又舒适，在袅袅茶香中敞开心扉。解纷小院位于镇海区澥浦镇，作为全区首个设立于村社的“一站式基层速调解纷点”，开门以来，每天都为群众解忧解困。

“解纷小院”议事

“宁波市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基础性作用，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宁波市司法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众人拾柴火焰高

多方联动畅通解纷渠道 

清明节上坟不慎引发山火，烧掉3户梅农几十棵杨梅树，这样的纠纷怎么解？慈溪市匡堰镇“老励工作室”工作人员从调解专家库中指派镇农办一位拥有几十年杨梅种植培育经验的农技专家到现场评估损失，全力做到人案相宜，经过多次协调促成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妥善化解矛盾。

“老励工作室”内专门设置点调亮相台，由当事人按需自主选择信服的调解员进行调解，化解矛盾纠纷。支撑“老励工作室”“点调台”的是一个强大的团队，匡堰综治办、司法所、派出所等牵头镇内所有部门和村参与其中。截至目前，“点调台”已受理各类矛盾纠纷916件，调处成功908件，成功率达99.2%，综合“点单率”达42%。

老励在杨梅园现场调解纠纷

近年来，宁波市各地司法所把人民调解作为重要工作，共指导设立个人品牌调解室百余家，实现“半小时内就能找到一家品牌调解室”，提升了服务效能，群众寻求调解变得更加快速便捷。

在镇海区，除了区社会治理中心（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这个“总店”，镇海还在镇、街、村开起了“分店”，庄市街道综治中心就是其中的一个。走入其中，“一体化”矛调大厅统筹派出所、司法所、信访、劳动监察、仲裁、法庭、群团、教育、征迁等职能部门资源，设立人民调解、法律服务、法律咨询、治安调解、信访接待等12个专职窗口，实现“访调裁诉执”有机融合。此外，庄市派出所内还有一家“永和”调解工作室，这是以一名退伍转业后一直在基层一线工作的派出所退休民警、新乡贤命名的调解工作室。2019年成立至今，共排查调处矛盾纠纷2125起，涉及当事人4301人，协议涉及金额1533.07万元。

李永和调解矛盾纠纷

“海上枫桥”调解团、老潘警调中心、陈杰云调解室……在宁波，名称各异的调解组织成了群众的“说理地”。目前，宁波共建立驻派出所调解工作室140个，调解员随车出警快速化解矛盾纠纷，已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宁波不仅在“警调衔接”上创新，还加强诉调、检调衔接。比如，制定全市诉前调解工作指引和流程图，出台轻微刑事案件在线和解一件事实施意见，海事法官每周在奉化区莼湖街道、象山县石浦镇人民调解委员会驻点服务等。

良法促善治

用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每逢节假日，鄞州区下应街道湾底村就人多车多停车难，村里值班的“法律明白人”忻宏斌就到村里人流多的点位走走转转，及时发现矛盾、化解矛盾。

湾底村“法律明白人”调解矛盾纠纷

去年，因施工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等原因，许女士在村里搭乘电瓶车时，不慎摔落造成手骨骨折。为调解纠纷，当事人找到了忻宏斌。一边是施工单位未设置警示标志有责任，另一边是电瓶车驾驶员未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告导致车辆侧翻，也应担责，可责任要怎样分担？

忻宏斌找到了驻村法律顾问叶甬蓉律师。讨论了案情后，忻宏斌与叶律师一人说理、一人讲法，对施工方和许女士进行了调解，并由律师从法律上对调解协议书进行把关，促成了协议当场履行，大家握手言和。

像忻宏斌这样的“法律明白人”，如今在宁波共有1.5万余名，全市已经实现“1名村（居）法律顾问+5名‘法律明白人’”全覆盖。

早在2015年，宁波就出台了《宁波市人民调解条例》，是人民调解法颁布后全省首部关于调解工作的地方性法规。2020年，宁波再次率全省之先，在地市级层面出台关于新时代调解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明确提出十个方面33项重点任务措施。此外，宁波还先后出台关于行政调解、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调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等一系列制度文件，为推进调解工作专业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了解，截止2023年，宁波已构建起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覆盖市、县、镇、村四级，涉及多个重点领域行业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全市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3262个，年平均调解矛盾纠纷超11万件，调解满意率超96%。

如今，宁波正在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地方立法，力促从工作体系、运行体系、保障体系等方面完善非诉与诉讼之间高效衔接机制，积极构建“调解优先”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