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阶段,即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就在良渚遗址因一次次重大考古新发现而风光无限之际,遗址保护却迎来了最艰辛困难的挑战,乡镇规模膨胀、办厂开矿、沿路开店、违章建筑、盗挖盗掘,形势严峻,尤其遗址北侧同时开采的大小石矿有30多家,“山上挖开了一个个的口子,天天放炮,轰隆轰隆巨响,拉石头的拖拉机马达声像坦克似的,碎石机的声音又像机关枪,烟雾弥漫,简直就是一个大战场。”[39]
先生对此痛心疾首,“如何保护好良渚遗址,现在已经成为一件非常迫切而又困难的任务”[40],出于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先生开始坚持不懈地为良渚遗址保护奔走疾呼。当二十一世纪良渚遗址保护迎来全新篇章之时,先生又不遗余力地支持良渚遗址的保护和申遗工作。
2002年9月,先生应浙江省政府之聘,成为浙江省良渚遗址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专家咨询委员。2006年11月,先生在“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讲话时,继续强调“要加强遗址的调查勘探和保护”“现在一些重要的遗址已经或正在采取保护措施,但保护过程中仍然有不少问题。要仔细研究这些问题并及时加以解决,更要注意新发现遗址的保护工作。”[41]在先生等专家的奔走呼吁和中央、省市区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下,新世纪初,良渚遗址保护开始建立长效的机制体制,出台一系列法规条例和政策保障,逐渐扭转了被动不利的局面。
【4】
第三个阶段,自2006年良渚古城发现至先生辞世,为先生全面总结良渚文化研究成果和大力推进良渚大遗址保护工作的阶段。
虽然年事渐高,但先生晚年在学术上依然孜孜以求、“勤于耕作”,有《中华文明的始原》(2011年)、《足迹:考古随感录》(2011年)、《中国新石器时代》(2017年)、《考古学初阶》(2018年)、《丹霞集——考古学拾零》(2019年)、《中国史前艺术》(2022年)等新著和文集出版。
前一阶段出版的多部专著,如《仰韶文化研究》、《中国远古时代》(合著)、《长江文明的曙光》等,也陆续增订修改重版。关于良渚的专论也有《在良渚论坛上的讲话》、《<良渚玉器>序言》、《弗利尔美术馆的良渚玉器》、《良渚文化的人头盖杯》、《良渚古国,文明奇葩》及诗作《良渚颂》等多篇。这些文章的篇幅大多不长,却凝练了先生对于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价值认识的总结,寄托着先生对于良渚遗址考古和保护工作再上台阶的殷殷期望。
对于“如此发达的良渚文化,到底是不是进入了文明社会,是不是建立了国家”,先生做出了深思熟虑的答复:良渚社会已经有明显的阶级分化,有贵族和平民,有高等贵族和普通贵族,同时还有职业分工,显然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良渚时期明显建立了国家,而且是一个很像样的广域王权国家。”“良渚古国应该是中华文明开创时期的一朵奇葩。如果说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良渚文明应该是最有说服力的。”[42]
与此同时,先生还为良渚文化划了四个呈层圈外延的“区”:以古城为标志的核心区,环太湖的主体区,北至苏北、西至赣皖、南至浙南的扩张区,以及范围波及山东大汶口文化、广东石峡文化、山西陶寺文化、陕西石峁等的影响区,[43]“影响所及几乎达到半个中国”“给广大地区播下了文明的种子”[44]。七言长诗《良渚颂》,以澎湃浪漫的激情、丰富绚丽的想象力,全面讴歌、总结了良渚文化高度发展的物质与精神文化成就,及其对于中华文明的突出贡献。[45]
中国史前考古学家对于史前艺术的综合研究,向来是欠缺的,先生却以九十岁高龄出版《中国史前艺术》专著,按照各地不同风格,将史前艺术区分为三大系统(与罐文化、鬲文化和鼎文化三个系统密切相关)和萌芽期、发展期、繁荣期、转型期四个时期,并作了白描写生式的归纳。[46]这种于晚年走出自己熟悉园地、探索陌生领域的勇气,与一般老人易固易我的常态,形成鲜明对照。
耄耋之年的先生,在多篇文章中探讨玉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指出“中国古代文明有很多特色,玉文化是其特色之一。研究古代文明通常包含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方面,玉文化在这三个方面都有重要的表现。”[47]因而在这一阶段的良渚文化和史前艺术研究中,先生都特别强调,“玉器的使用已经渗透到良渚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是良渚古国文明的集中表现。”[48]甚至还接受了曾经并不认可的“玉器时代”,“由于中国的铜器出现得比较晚,在整个铜石并用时代的数量也很少,而玉器特别发达,成为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的重要标志。如果强调中国自身的特点而称为玉器时代,也许是更为恰当的。”[49]“良渚时期……如果强调玉器的作用而划为玉器时代也未尝不可。”[50]
这对于“龙山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提出者的先生来说,无疑是一番学术的自我革命,而这种自我革命尤能体现先生的学术格局和人格魅力,“学术有传承,发展靠创新。 传承知根脉,创新是生命!”[51]尊重考古发现的真实性,包容学术研究的不同见解,大气开放,勇于创新,豁达宽容,鼓励后进,不唯我独尊,不固执己见,毕竟在学术的原野上,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
【5】
这个阶段,随着良渚古城及其外围水利系统的发现,良渚遗址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独特价值更加凸显,相应地,先生对良渚遗址考古和保护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08年,先生参加“良渚古城考古规划研讨会”,对良渚古城考古规划提出了多学科合作、多角度和全方位研究的要求。次年,先生参加“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提出“大遗址的保护一定要与考古工作相结合,只有通过考古工作,才可能逐步发现、逐渐认识,很难一步到位。因此做规划时一定要留有余地”“把遗址和环境保护统一起来”“建设遗址公园……考古就得先行,考古工作跟不上,就不能轻举妄动”等要求。[52]在这个阶段,先生对良渚博物院的展览陈列策划文本、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申遗文本,也都给予过毫无保留的悉心指导。
在2012年八十周岁之前,先生依然延续第二阶段的频次,频繁来良渚现场指导,留下了不少影像。
2007年良渚古城发现后,先生不顾75岁高龄,飞赴遗址发掘现场考察指导,并亲临新闻发布会,对良渚古城发现的意义向到会的各家媒体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评述,指出良渚古城的发现对整个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53],并欣然题词“良渚古城,文明圣地”。
2007年11月,严文明先生出席“良渚古城遗址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对良渚古城发现的意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评述。
2009年,先生参加“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回顾良渚遗址考古发现、研究与保护的历程,对良渚遗址的重要性作了三个方面特别的强调。
第一,良渚遗址的文化发展水平在全国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中是最高的,对于探索文明的起源是最有希望的。第二,良渚遗址的范围非常大,内容非常丰富,在全国同一时期的大遗址里面没有第二个,非常齐全。第三,良渚遗址至今还保存得比较好,十分难得。[54]
2009年在“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会场,严文明先生与张忠培先生、单霁翔先生交流(夏勇提供)
2016年11月,先生来杭州参加“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先生考察了老虎岭水坝遗址和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留下了在良渚足迹的最后一批影像。
2016年11月,严文明先生考察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与王宁远、赵晔、陈明辉等年轻考古学家合影(王宁远提供)
会上,先生做了“良渚古国,文明奇葩”的总结发言,题词“中华文明五千年,伟哉良渚”,还在良渚考古与保护中心题词“良渚古国,文明奇葩”。此外,先生2008年参加“良渚古城考古规划研讨会”,2010、2011年分别到茅山遗址、玉架山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考察指导,也都留有珍贵影像。
影像与文字的回顾,连接起过往和现在,虽然只是浮光掠影式的观看和阅读,却不难发现,60多年来,严文明先生无论在良渚文化的研究还是在良渚遗址的保护方面,始终都以其敏锐的观察、睿智的思考和敢为人先的担当,站在学术的最前沿,发挥着引领者的作用。
这些影像和文字,业已成为先生与良渚的重要文献和遗产,当我们凝视这些带有明显写实性的影像,重温充满睿智、诗意和想象力的文字时,我们感受到了先生对于良渚念兹在兹的深情。先生高耸入云的学术思想的宝塔上,也清楚地砌筑着来自良渚的无数熠熠生辉的砖瓦和琉璃。先生关于良渚文化与良渚遗址的一系列论述文字,是先生学术思想的缩影,体系全面、纵深、完整,无疑已凝结升华成为先生学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和状态。
10多次的足迹,是先生献给良渚最真挚的热爱。良渚的每一次重大考古新发现、每一项保护成果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背后,都站着先生挺拔硬朗的身姿。在先生良渚之行的影像中,我们眼看着先生慢慢变老,形容慢慢枯槁,面目慢慢憔悴,精神却不妥协地依旧矍铄,目光也不妥协地依旧坚定。
[1] 严文明《良渚古国,文明奇葩》,《丹霞集——考古学拾零》,文物出版社,2019年。严文明先生提出的良渚遗址考古三个阶段,在良渚博物院配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特展中,被概括提炼为“遗址点考古阶段”、“遗址群考古阶段”和“古城都邑考古阶段”。
[2] 严文明《太湖和杭州湾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原载《新石器时代》第112-117页,1964年。后收入《史前考古论集》。
[3] 严文明《深切怀念夏鼐先生》,载《足迹——考古随感录》,文物出版社,2011年8月第一版。
[4] 严文明《太湖和杭州湾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原载《新石器时代》第112-117页,1964年。后收入《史前考古论集》。
[5] 严文明《良渚随笔》,《文物》1996年第3期。
[6] 严文明《良渚随笔》,《文物》1996年第3期。此事又见牟永抗《关于良渚、马家浜考古的若干回忆——纪念马家浜文化发现四十周年》,载《牟永抗考古学文集》2009年。苏秉琦先生的原话有不同版本,但大意是良渚是古杭州。
[7] 巩启明、严文明《姜寨早期的村落布局》,《考古与文物》1981年1期。
[8] 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1期。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1期。
[9] 严文明《良渚文化研究的新阶段》,在“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杭州,1986年11月2日。收入《史前考古论集》。
[10] 严文明《碰撞与征服——花厅墓地埋藏情况的思考》,《文物天地》1990年第6期,收入《史前考古论集》。
[11] 严文明《良渚文化: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寻根》1995年第6期。
[12] 严文明《良渚随笔》,《文物》1996年第3期。
[13] 严文明《良渚遗址的历史地位》,《浙江学刊》1996年第5期。
[14] 严文明《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载《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15] 严文明《一部优秀的考古报告——反山》,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
[16] 严文明《把良渚文化的研究向纵深推进(提纲)》,为先生在“纪念良渚遗址发现7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载《丹霞集:考古学拾零》,文物出版社,2019年。
[17]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18] 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
[19] 严文明《中国古代文化三系统说(提要)》,《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20] 严文明《长江流域最古的城市》,原载日本《日中文化研究》第7号,勉诚社,1995年,后收录于《长江文明的曙光》(增订版),文物出版社,2020年。
[21] 严文明《稻作农业与东方文明》,本文为1996年6月8日在上海召开的“中日东方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要点,原载《中日东方思想讨论会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22] 严文明《稻作文明的故乡》,写作于1998年3月日本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收入《长江文明的曙光》(增订版),文物出版社,2020年。
[23] 严文明《长江文明的曙光——与梅原猛对谈录》,对谈进行了两场,第一场1998年6月7日举行,对谈主题为“稻作和陶器起源的探索”,第二场6月20日举行,主题为“城市文明的曙光”,《长江文明的曙光》(增订版),文物出版社,2020年。
[24] 严文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严文明主编《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新石器时代考古卷》,科学出版社,2008年。
[25]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26] 严文明《长江流域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原载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27] 严文明《良渚文化: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寻根》1995年第6期。
[28] 严文明《以考古学为基础,全方位研究古代文明》,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一期,1999年5月。
[29]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上智大学联合考古队《浙江桐乡普安桥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4期。
[30] 严文明《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为1993年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馆时召开的题为“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原文是“我赞成张光直的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和技术国际化的主张”,载《“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
[31] 严文明《中国古代文化三系统说(提要)》,《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32] 严文明《再论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9年2期。
[33] 严文明《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载《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34] 严文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严文明主编《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新石器时代考古卷》,科学出版社,2008年。2002年后,国家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也以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四处都邑性遗址为主要研究对象。
[35] 严文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良渚随笔》,《文物》1996年第3期。
[36] 蒋卫东《余杭良渚遗址群内的良渚文化古城》,《中国文物被》1999年1月13日。
[37] 严文明《长江文明的曙光》(增订版),文物出版社,2020年。
[38] 严文明《考古学初阶》,文物出版社,2018年。
[39] 严文明《在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上的讲话》,载《丹霞集:考古学拾零》,文物出版社,2019年。
[40] 严文明《良渚随笔》,《文物》1996年第3期。
[41] 严文明《把良渚文化的研究向纵深推进(提纲)》,为先生在“纪念良渚遗址发现7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载《丹霞集:考古学拾零》,文物出版社,2019年。
[42] 严文明《良渚古国,文明奇葩——在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载《丹霞集——考古学拾零》,文物出版社,2019年。
[43] 严文明《良渚古国,文明奇葩——在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载《丹霞集——考古学拾零》,文物出版社,2019年。
[44]严文明《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载《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45] 严文明《良渚颂》,《中国文物报》2010年。
[46] 严文明《中国史前艺术》,文物出版社,2022年。
[47] 严文明《玉文化与中国文明》,载《丹霞集——考古学拾零》,文物出版社,2019年。
[48] 严文明《<良渚玉器>序言》,载《丹霞集——考古学拾零》,文物出版社,2019年。
[49] 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载《丹霞集——考古学拾零》,文物出版社,2019年。
[50] 严文明《良渚古国,文明奇葩——在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载《丹霞集——考古学拾零》,文物出版社,2019年。
[51] 严文明《丹霞集——考古学拾零》首页照片中的题词。关于传承与创新,严文明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学术有传承就能知根脉,知道这些说法是怎么来的。哪些是正确的,要肯定;哪些还有问题,要继续研究。传承不是吃老本,总该有点新的发现、新的创造、新的研究成果。要发展就得靠创新,创新才有生命。……要发展就不能只靠那些老先生,总是那么几位老先生唱老调不行。一定要有一些新的面孔、新的学者参加进来。年青一代不断地成长,我们的学术才有前途。”,(见《拓展视野,继往开来——在第八届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载《丹霞集》,文物出版社,2019年。
[52]严文明《在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上的讲话》,载《丹霞集:考古学拾零》,文物出版社,2019年。
[53] 严文明先生在2007年11月29日良渚古城发现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54] 严文明《在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上的讲话》,载《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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