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命运》：崛起国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7月3日晚，一场围绕新书《大国的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的对谈以视频直播的形式进行，本书作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包刚升与学者马国川书本聊起，结合时事，给听众带来一场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深刻分享。

至直播结束，线上观看人次达14.5w。

“我2023年夏天以来，确实出版了不少作品，但我此前出版的中文书籍是2018年的《民主的逻辑》。从2018年秋天到2023年夏天，我没有再出版过新书。期间，我一直处于一个积累的过程中，2023年夏天以来的多部作品以及最近的新书《大国的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其实是我长期积累的结果。”包刚升在直播中说。在他看来，这本新书更多讨论的是一种影响大国命运的结构性视角，以大国政治经济变迁的崭新理论框架，让更多人看到大国崛起背后的复杂逻辑，提供对实践更有意义的思想和成果。

直播连线中

【1】

为什么把“大国”作为国家转型和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来研究？

包刚升回答，2018年左右，他深入阅读了不同国家国别的发展资料，明确意识到在历史上有很深厚的政治、历史、文化、语言、宗教、文明、传统的国家，例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奥斯曼土耳其、伊朗、埃及等，在现代化问题方面具有相当的特殊性，“我的阅读范围内，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外，似乎还没有学者将非西方传统大国的转型视为一个独立的学术议题来讨论，我试图将它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来处理，用危机、困境、转型、崛起与领先5个纬度，外加一个导论，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被问及崛起中大国的共同点，包刚升从本书开篇的三个故事切入，横向对比1800年英国、1800年奥斯曼土耳其和1800年晚清的状况，他指出，这些传统大国的转型大多源自一场前所未有的危局，“工业革命导致英国兴起和成为第一个现代国家，带来的冲击超越了传统帝国的认知框架。以1800年的晚清为例，遭遇英国舰队的军事打击后，清政府发起洋务运动，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接着重建制度，推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最后进行文化革新，以新文化运动促进思想洗礼；反观同时期的日本，先从人心入手，更新思想、再重建制度，最后才是发展技术，走向现代化。虽然采用的路径不同，但可以发现，对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说，最重要的是三个系统，即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观念系统。” 

三个系统中，政治、经济是拉开国与国之间差异的硬件基础，观念则是决定国家能走多远的软性条件，“区分古代和现代的并不一定是客观意义上的时间，而是说我们处在什么样的观念体系中。从日常生活来看，因为彼此的观念冲突，一些微信大群开始变得不那么活跃，取而代之的是能与朋友们共享一个思想和观念的微信小群，在我看来，今天观念世界接近与否，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人与人互相群分的重要标准，国家与国之间情况也相似，如果观念不转变，大国转型是非常困难的。”

【2】

大国崛起过程中，真的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吗？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兴大国必然会挑战守成大国的地位，而守成大国也必然会采取措施进行遏制和打压，两者的冲突甚至战争在所难免。该说法2012年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伯罗奔尼撒战争得出的结论。 

包刚升从做学问的基本方法切入回答这个问题：“最近若干年，一种主流的思考和写作方式才开始兴起，即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范式，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写作，让人印象深刻。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看，一般会从两个方面分析问题，一是描述发生了什么，二是解释为什么发生。我绝大部分比较完整的专著都是以这种方式写的。至于大国之间会不会因为‘修昔底德陷阱’发生战争，首先要梳理新兴大国崛起挑战主导国家的历史，然后解释此类现象为什么发生，以及部分大国为何能实现和平崛起。” 

对谈中，包刚升着重讨论了美国和德国的案例，“美国崛起前，世界曾经的主导国家是英国，两国间并没有发生战争，主要原因在于，无论是政治制度模式还是意识形态，两国都是同源同构的，而且当时美国并没有将精力放在军事、外交和谋求强国地位上，反而采用相对温和的外交政策基调，为国家和平崛起奠定基础；德国崛起的道路则更为坎坷，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的早期，由于德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和德国崛起时欧洲的政治氛围，它和欧洲主要大国在军事政治和军事领域的竞争无可避免，另外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政治制度模式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因素都将崛起中的德国引向了战争。” 通过案例分析，包刚升提炼出5个关键因素，包括历史背景、崛起方式、权力竞争方式、政治制度模式、对外政策，引发冲突的可能性，并制作蛛网图分析新兴崛起大国的差异性，“在这个模型里，5个因素特别重要，每个因素可能会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和平导向，一个是冲突导向或者战争导向。如果一个国家比较多的指标都是冲突导向或战争导向，那它实现和平崛起的难度比较大；如果大部分指标是和平导向，大概率这个国家会实现和平崛起。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概率论意义上的结论，即一个新兴崛起大国，它是更有可能走向和平，还是更有可能走向战争。”

【3】

探讨大国的命运，最终避不开这样一个问题——

未来的全球领导者会是怎样的国家？

包刚升用社会科学的思维对英、美两国的案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领导者只有两个，一个英国，一个美国，它们为什么会成为全球领导者？我总结出了全球领导者的‘三板斧’。所谓‘三板斧’，第一得成为经济和技术上最领先的国家，不光是总量的领先，而是人均的领先，领先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还表现在科学技术上；第二要提供一种可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这个秩序首先是更有效率的，其次学习这种做法的国家也能获得成功；第三要贡献一套新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做到这些的国家大概率有机会成为所谓的‘全球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