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龙井村绿意葱茏,是游人避暑消闲的胜地,在漫山遍野的茶园掩映中,隐藏着一座庄严气派的胡公墓,以及古色古香的胡公馆,其主人正是一千年前曾经两度治理杭州、去世后被全浙百姓奉为神灵的北宋名臣胡则。
胡则的事迹自古便被世人广为传颂,纪念胡公的祠庙也依然遍布全省各地,然而在明清两代数百年的漫长时光中,他的墓所却一直湮没无闻,而直到清朝末年才重见天日。关于当时胡则墓的发现与重建,还有一段佳话可以细细道来。
胡则墓的最先发现者名叫张徐鼎,字漱珊,是晚清隐居杭州的一名士人,年纪已经老迈,而身体依然康健,沉溺山水之间,喜爱寻幽访古。
光绪二年(1876)秋末,张漱珊来到龙井游玩,并留下来小住,闲暇时手抄古书,如《咸淳临安志》《西湖游览志》等杭州古代志书,以资消遣,自然而然地便留心起其中有关龙井古迹的内容。
根据历代志书以及范仲淹所撰《墓志铭》的记载,北宋名臣胡则逝世后就葬在杭州凤凰岭龙井寿圣院近旁,这一点引起了张漱珊的极大关注。
然而经过千百年风霜雨雪,当时间来到晚清,寿圣禅院早已荡然无存,墓旁原本有祭祀胡公的显应祠,自从明代被迁往他处,原址就被废弃了。能够帮助找到胡则墓具体位置的显著地标都不在了,而龙井一带范围广阔,又被茂密的茶园覆盖。如此一来,八百年前的胡公之墓,不知从何时起,就被湮没在荒烟蔓草之中,从而缥缈难寻了。
怅然之下,也激起了张漱珊要寻找胡则墓的决心。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考证群书,又向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乡民咨询,亲自外出走访,前后往返了数次,终于在十一月十九这天,在乡民的指引下,见到了他们口中所称的“老主坟”,这里极有可能就是古籍当中记载的胡则墓了。
苦苦寻找终于有了结果,张漱珊惊喜不已,但仍无法十分确定,他立即将这一消息传达给了自己忘年交的好友兼姻亲——精通杭州史地的丁丙,他相信丁丙一定会感兴趣,并能给出确切的答案,帮助他向世人证明这一重大发现。
收到来信的丁丙大喜过望,又赶忙通知了另一名好友应宝时,此人字敏斋,永康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举人,曾担任上海道台、江苏布政使,是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致仕后居住在杭州。应宝时的北宋远祖,正是胡则的母家,因此可谓天作机缘。于是经过一番匆匆的筹备,丁丙与应宝时相约前往龙井,与张漱珊会合,要到他新发现的胡公墓前一探究竟。
十一月二十九,清晨的阳光驱散了连日来的阴霾,一行人翻山涉水、披荆斩棘,怀着期待与忐忑,来到了老龙井晖落坞。除了张漱珊、丁丙、应宝时之外,同行的还有应氏族人应茂枝,以及此时也居住在龙井的绩溪人胡楠生,由戚氏、王氏两名当地乡民做向导。
然而映入眼帘的,却只是一抔低陷的、不起眼的小土茔,四周被密密麻麻的藤蔓和杂草占据着,能够标识墓主人身份的墓碑、石刻也都杳然无踪了。
丁丙静下心来,观察着这里的地势,同时回忆着古书中的记载,陷入了思索。胡则墓最初建在寿圣院旁边,尽管寺院如今已被夷为平地,但其地点寻找起来却并非毫无头绪。
明人沈仪《两湖麈谈》描述了寿圣院所处“地势幽僻,峰峦回合,予童时犹见小庵及辨才塔,俗呼老龙井。”清人翟灏《湖山便览》云:“老龙井称晖落坞,其地径僻峰回。”这里指出了寿圣院的旧址就位于地势特殊的老龙井,也叫做“晖落坞”。丁丙又根据宋代周文璞《吊辩才》诗中“郎当岭下生云处,山鸟山花忆老师”之句,进一步推断出:寿圣院、辨才塔,都位于老龙井郎当岭之下。现在一行人就来到了这里,面前正巧又有一座土冢,那么它很有可能就是胡则之墓。
与此同时,随行的向导向众人介绍道,当地山民都将其称呼为“老主坟”。丁丙联系到杭州百姓往往把当地知府、知县称作“府主”、“县主”的这一传统习惯,于是更加断定,面前这座土冢,就是北宋胡侍郎的长眠之地无疑了。
众人且喜且叹,如今永康方岩的胡公祠香火旺盛、绵延不绝,可是杭州龙井的胡公墓却是一抔黄土,寂寞无闻,地方官吏疏于保护,以至于颓败不堪,人迹罕至,不知多久都没有士大夫前来拜谒了。元朝末年,黄溍、王祎等大儒每逢岁时佳节都会带领众多学子来到这里,举行隆重的祭礼,对比数百年后此地的凄凉,怎不令人唏嘘!于是瞻拜过后,重修胡公墓便随即被提上了日程,由丁丙与应宝时带头捐资,撰文立碑,并派应茂枝前往永康,将这一发现告诉给胡氏后裔。
次年,光绪三年(1877)清明,杏子花开时分,杭州淫雨霏霏,胡则墓的兴修工程也依然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丁丙来到龙井监修,作诗记述:“躬趋目验众口论,千秋尚友三达尊。急谋封树如挥军,巨碑重洒墨藻纷……贱子幸为公州民,遗爱颇思甘棠申。春湖澹澹水墨昏,不辞杏雨沾杉巾。”
这年重阳节前一天,修葺一新的胡公墓前,到访了一位特殊的参拜者——刚刚从湖北督粮道、崇文书局提调的任上辞官归来的胡则后裔胡凤丹。
胡凤丹,字月樵,永康人,是一名藏书家、出版家,搜集和刊刻先贤遗著,以一己之力辑成了《金华丛书》煌煌数百卷,为传承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老友丁丙、应宝时、张漱珊的陪同下,他来到老龙井胡公墓前,进行了正式的拜谒,也可谓无愧于自己的这位伟大祖先了。这次他有诗专门记述此事,以示对几名好友这一义举的感谢之情。
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数十年后,胡凤丹之子胡宗楙,也继承父业,致力于整理乡邦文献,编成《续金华丛书》《金华经籍志》等重要载籍,而且他也留心于有关胡则生平事迹的考证,撰有《胡正惠公年谱》一册,帮助后人更详细地了解这位先贤的灿烂一生。
当新修的胡则墓竣工之后,丁丙、应宝时又谋划在墓旁重建一座胡公庙,要将这里恢复成宋代时原有的规制。此时浙江境内各地的胡公庙数以千计,而且距离龙井胡公墓不到二里的近处也已经有了一座明代修成的胡公祠,那么如今又何需再多此一举呢?
应宝时在《重修杭州龙井胡公庙碑记》中解释道:“丁君以为有墓无庙,公之子姓远在数百里外,不久恐仍湮没……第庙在,则墓可守,无庙,则恐异时并墓而无之。”这一做法,正是有鉴于胡公祠墓曾被湮没于历史当中、数百年无人问津的憾事,是为了从今而后能够更好地保护重修的胡公墓,方便胡氏子孙与浙江士民前来祭祀,将这一信念永久坚守、传承下去。丁、应二先生一片苦心如此,足可令后人敬佩。
到光绪九年十月,新建的胡则祠竣工,美轮美奂。远近各地的百姓都争相前来,捐助钟鼓、炉鼎等祭祀所需的礼器,于此可知,胡公的威灵至今依然显赫,与他当年守卫着这片土地的时候一样。
胡则墓的发现与保护,至此功德圆满,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反而中间遭遇了种种困难与阻碍,可谓一波三折,这在丁丙、应宝时留下的文字中也有所透露:
首先,在计划动工之初,丁丙等人曾与当地乡民发生过争执。胡则墓周边都被广袤的茶园覆盖,其拥有者为维护自身利益,便以这处墓地并非胡则墓作为借口,拒绝将土地出售,态度激烈。丁丙即使掌握着充足的文献证据,也仍无法与之争辩。这时,有一名来自附近指云寺的僧人站了出来,愿替丁丙、应宝时作证,向乡民历数此地兴废沿革,桩桩可考,又带领众人来到实地察看,界碑都清晰可见,乡民们这才无话可说。做完此事之后,这名僧人也随即圆寂了,仿佛完成了某项使命一般,有人说这也是胡公的神灵所致,丁丙与应宝时在龙井为其建塔纪念。
此外,每逢民间大规模兴工,地方官府往往寻找各种理由,横加阻拦,借机敲诈,就连重修胡则祠墓这样有功于圣学、有裨于风教的善举,也未能例外。为了尽量减轻这方面的阻力,丁丙与应宝时第一时间就向官府报备,积极疏通,以保证工程的如期进行。丁丙在诗中以一种自嘲的语气写道“录增防护何敢云,好事恐被豪胥嗔”,对蛮横的官吏表示不满,也多少流露出了当时的无奈。
令人心酸的,除了地方百姓的误解、衙门官吏的冷漠,还有来自士人阶层的造谣和中伤。有人指责丁、应的这一行为属于无事生非、好兴土木、奢侈铺张。应宝时重申了自己对胡则的崇高敬仰,以此对那些流言蜚语进行了强有力的辩驳:“窃谓公之生平载在史册,余不敢有所辨论,惟浙东千里,几无一邑一乡无公庙,则公之能使桑梓远灾害、蒙芘覆,亦彰彰可信矣。悠谬之口,岂能掩公灵爽哉!”这样坚定的信念,历经一百数十年,到今天仍能让人动容。
时逢风雨飘摇、世道衰微的晚清,要完成这项壮举,属实不易。丁丙将这件事的始末、相关资料以及众人所撰碑记、诗篇汇集成为《龙井显应胡公墓录》,收录于《武林掌故丛编》第四集。在这些文字背后,是他们那颗守护文明火种、舍我其谁的赤子之心。
“传承”二字,非仅说说而已,这是一场永恒的接力。张漱珊、丁丙、应宝时等前辈值得我们尊敬,尽管这些名字已经随着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而逐渐离我们远去,但在重新拾起胡则文化、追寻胡则精神的当代,这段故事依然不应该被人们忘记,要感谢他们在发现与保护胡则墓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同时也应意识到,对我们来说,如今从他们手中接过的,不只是丰硕的文化果实,也更是一项艰巨的使命和担当。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