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红领巾的故事

曾外孙北杨去年7岁上学，今年“六一”是他入学后的第一个儿童节，学校忙着准备儿童节的各项事宜，要求家长配合：要准备白色服装，学会挂红领巾、行队礼、唱队歌等，其紧张、忙碌有如高考学子。

孙女二胎，刚在去年底生了个女儿，只4个多月，本来儿子的接送、检查作业已够劳累，但为了使儿子不输在起跑线上，孙女仍郑重其事，一丝不苟，最近连续收到她发来的视频，看着小东西挂着红领巾煞有介事地行队礼、听着他用普通话，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时，瞬间脑海里浮现出1952年我入少年先锋队的情景。

少先队员参与入队仪式

1951年，老家陈溪太平山土地改革胜利完成，农民的生活理念随着新分的田地而大有改变，村小学生猛涨到40余人，初小毕业生11人，全都去岭南阮庄的徐家祠堂里读高小，这以前村里只有三四个高小生。

阮庄离家约3公里，早上，我们常常两三人结伴而行，肩上斜背一个小书包，手拎一只田螺篮，内放一只大碗盛饭，饭边焐上干菜或腌笋，上面覆一只小碗，到校第一步工作，就是把冷饭放到厨房的指定位置上，中午，由厨房蒸热再吃。

1952年“六一”前夕，学校公布新生少年先锋队队员名单，我和同村的4个同学榜上有名，大概那时入队注重成绩较好、守纪律的学生。 “六一”入队宣誓要服装统一，上身必需穿没有补丁的白布衫，这件事把母亲难住了，父亲虽是小学教员，可家里也没有白布衫，问遍了台门里的邻居，他们都是余姚土布的，不但厚重且不白净，最后母亲瞒着我向五间头小婆婆借来一件阿九叔穿过的白衬衫。

小婆婆，我近房的奶奶，她在上海做奶娘时，遇到了一户好东家，由老板介绍，小婆婆的儿子九如在印刷厂工作。可小婆婆命苦：有一年因家有急事要回家，九如为省几角车钱，坐在长途汽车顶上的行衣架上冒风受寒而得病，英年早逝。土改时小婆婆也回了老家，守护着几亩新分到的田地。小婆婆含着眼泪对我妈说，“悬岩宁（指母亲），去年鸿仕儿子去读嵊县师范时，我送了他一件蓝的，白的一件还在，簇簇新的，但我要提醒侬，千万莫说九如穿过的，要说小婆婆上海东家送的。”母亲犹豫了一下说，“小婆婆，我心里有数，伢用过还侬。”

入队宣誓典礼开始了，全场掌声响起。我们新队员在辅导员的带领下，排着队走到台上，排成两列，因为白布衫大多是父叔辈的，个个像穿着长短不一的长衫，我的一件反领白衬衫虽熠熠发光，光彩夺目，因我个子小，显得更长。当我们面向队旗，举起右手时，台下一片静寂，誓言响起：我决心遵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入队后我感到很自豪，也十分珍惜红领巾 ，每次回到家后，折叠好放进书包里。少先队员对我也产生了无形的压力，每天晚上开始在煤油灯下读书做作业。可我们那时都用毛笔写字，我的一支小字笔竹套管漏水了，第二天我发现红领巾上有块小小的墨迹，我哭了不敢去上学，母亲仔细地端详后，笑着说，“你多折一爿，墨迹就看不出了，晚上回来娘给你洗。”我破涕为笑，背着书包出了门。

1953年春季，学校开始卫生检查，主要查指甲、项颈、耳朵和红领巾，而我的红领巾最鲜艳，最清洁，受到李校长在学生大会上的表扬，其实这里有个小秘密。

1953年春节，我和父亲去悬岩外婆家拜岁，外公特别器重我父亲这个穿长衫的教书匠，而外婆更宠我这个外甥皇帝，我有点像鲁迅《社戏》里的迅哥儿，有些任性：满桌的粽子、年糕、芝麻汤圆不吃，却拉着外婆去灶间里煨糯米年糕。

糯米年糕正方形，像当今早餐店的糍饭糕，糍饭糕是油炸的，而糯米年糕是煨的。我和外婆并坐在烧火凳上， 我解下红领巾放在外婆膝盖上，当我拿着一块香喷喷糯米年糕奔出灶间时，外婆还在煨年糕，当我再次回到灶间还想吃时，有眼疾的外婆却拿着半块烧焦的红领巾在暗喑流泪，我也放声大哭……后来，家里买了一块，二舅送来一块，可以断言：我是岭南乡小唯一拥有二块红领巾的学生。

虽然时光过去了70多年了，每当我看到红领巾，童年时光总会像放电影一样纷至沓来，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