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西施故里的“十二个一”

西施故里由众多元素构成，是文献记载与逻辑概念的融合，是历史运行的结晶。她将时代背景、人物交织、特定地域、生活劳作、战火风云、古迹遗韵、爱恨情仇、民间传说，有机融合成独特且传承有绪的人文和自然景点。在诸暨苎萝山下、浣江之畔孕育的西施和郑旦，经过两千多年的积淀传播，已深入江湖庙堂、海内海外，既是诸暨人民的乡愁，也是人类之美的永恒标志。

五代周文矩和明代西施像两幅。

如果将西施故里核心古迹聚焦，可用“一山一石一条江，一村一坊一滩津，一殿一墓一条路，一王一相一古都”来概括，均见之于两汉两晋隋唐两宋史册。

“十二个一”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且以文献史志为依据，作点状式展开。

东汉《吴越春秋》（徐天祜注）诸暨苎萝山、西施、郑旦。

所谓“一山”，即苎萝山。原名罗山，又写作纻罗山，以盛产“苎”与“萝”两种植物而得名。坐落在浙江省诸暨市城南（今属暨阳街道）。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名山。

苎萝山名至迟见于东汉《越绝书》《吴越春秋》，南北朝孔灵符《会稽记》两处记载到诸暨苎萝山：“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诸暨罗山卖薪女西施、郑旦。”宋末山阴人徐天祜以南朝《舆地志》、唐《十道志》、宋《嘉泰会稽志》三本典籍为《吴越春秋》作注：诸暨苎萝山为西施、郑旦故里。隋唐《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等亦载明：“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诸暨苎萝山卖薪女西施、郑旦。”

因西施故里苎萝山具有历史意义，故除文献记载外，在历史地理图籍中也专门标注，如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南宋王十朋《会稽三赋》、明刘光复《浣江源流图》、明《苎萝西施志》、清雍正《浙江通志》等均有诸暨苎萝山图示，直观明晰，成为中国历史地理的一个显明地标。

苎萝山下东侧为浣江（浣纱溪），江边有浣纱石；建有浣纱亭；苎萝山西麓为苎萝村；东麓有西施殿；从苎萝山往南不远有范蠡岩。

苎萝山、苎萝村、浣江、浣纱石、“浣纱”摩崖、浣纱庙、西施殿、西施坊、西施滩、范蠡岩、范蠡坛、范相庙、鸬鹚湾村、四眼井、陶朱山、金鸡山等集合组成了以苎萝山为中心的西施、郑旦故里。

苎萝山又是书圣王羲之墓葬之地，南宋名臣周恪等的墓也葬在此。明诸暨知县王章谓“苎萝之阿，佳木繁阴，亭榭层折，负者歌涂，行者休树，而骚人游客，相与题咏不绝。”乾隆诸暨知县沈椿龄评述：“诸暨山水，苎萝五泄最知名。余谓苎萝闻胜见，五泄见胜闻。”

诸暨苎萝山为诸暨所独有。南宋嘉泰年间起出现了仿名，主要是浙江萧山临浦苎萝山、陕西朝邑苎萝山、江苏宜兴苎萝宫。然所仿山名与西施故里苎萝山并不相关，其实质性区别在文献中非常清晰。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诸暨苎萝山。

所谓“一石”，即浣纱石。浣纱石在诸暨苎萝山下东侧，临浣江而立，传为当年西施、郑旦浣纱之处。

浣纱石与苎萝山几乎同时出现。南北朝宋《会稽记》：“诸暨苎萝山，越时西施、郑旦所居，所在有方石，是西施晒纱处。”南北朝《舆地志》唐朝《十道志》南宋《嘉泰会稽志》和《方舆胜览》等都有记述。北宋《太平寰宇记》强调：“苎萝山，山下有石迹，本是西施浣纱之所，浣纱石犹在。”

历代对浣纱石诗文众多，如南北朝庾信“长思浣纱石，空想捣衣砧。”如李白《送祝八之江东赋得浣纱石》：“西施越溪女，明艳光云海。未入吴王宫殿时，浣纱古石今犹在……若到天涯思古人，浣纱石上窥明月。”如胡幽贞《题西施浣纱石》：“徘徊浣纱石，想象浣纱人。”

石上“浣纱”二字，世传为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手笔。元稹任越州刺史时，写有《游杭越十韵》，内有“浣浦逢新艳，兰亭诧旧题”，诗中“浣浦”是浣江别名，“兰亭”指代王羲之，点到了“旧题”。北宋名臣杜衍《题苎萝村》对此呼应：“两字忠贞昭白石，千年幽恨扫黄昏。”点出“白石”上的“浣纱”两字。《嘉泰会稽志》把西施古迹与王羲之题字结合在一起：“浣江在诸暨县东南一里，俗传西子浣纱之所，一名浣浦，又名浣渚。元微之诗云：‘浣浦逢新艳，兰亭诧旧题。’”

《越中金石志》收录越中众多石刻，始自东汉章帝，止于元朝顺帝之间。这本金石志书载：“‘浣纱’二字，旧传王羲之书，在诸暨浣江石壁。”明万历进士王思任、胡守恒和紫岩外史；天启诸暨县令唐梅臣，崇祯二年诸暨知县王章，崇祯年间宁波府推官、历史学家李清，清乾隆《诸暨县志》，光绪《国朝三修诸暨县志》等对“浣纱”摩崖是王羲之书迹有清晰记述。

李白《送祝八之江东赋得浣纱石》诗。

所谓“一条江”，即浣江。又名浣浦、浣渚、浣纱江、浣纱溪，为浦阳江流经诸暨市内河道名称。又因处古越核心地，也常以“越溪”称之。

浣江之名因西施当年曾在此浣纱而得。李白《西施》诗云：“西施越溪女，出自苎萝山……浣纱弄碧水，自与清波闲。”李白还写到了浦阳江：“涛落浙江秋，沙明浦阳月。”唐代于濆《越溪女》：“会稽山上云，化作越溪人……江边浣纱伴，黄金扼双腕。”唐代诗人施肩吾：“忆昔西施人未求，浣纱曾向此溪头，一朝得侍君王侧，不见玉颜空水流。”南宋嘉定元年（1208）的历史地图，清晰地描绘了浣江南北流向。《嘉泰会稽志》载明了浣江方位。

浦阳江（浣江）从浦江流经诸暨、萧山（改道前）、山阴入海，是古代越国主要水运通道之一。根据潮信大小，有二百石至五百石的航运能力。在春秋时就与山阴古水道沟通，可东通会稽，西向钱塘江。

浣江流经西施故里苎萝山和郑旦故里鸬鹚湾之间，一江两岸，牵起了苎萝山、苎萝村、浣纱石、西施滩、西施坊、鸬鹚湾村、范蠡祠庙等古越胜迹。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诸暨浣江、苎萝山。

所谓“一村”，即苎萝村。又名苎村、西施家，也称呼巫里，位于苎萝山西麓。苎萝有东西两村，相传西施居西村，东施居东村。

关于苎萝村，唐代诗人李颀有“薄暮归去来，苎萝生碧烟”诗；在诸暨修行九年的唐代诗僧贯休写有“宿雾花开坞，春潮入苎村”诗句。

北宋《太平寰宇记》引述古文献云：“诸暨县巫里，勾践得西施之所，今有西施家、东施家。”这里的“西施家”“东施家”是对苎萝东西两村的呼应。《嘉泰会稽志》卷十八：“诸暨县巫里，《越绝》云，勾践徙群巫，出于一里。《旧经》云在诸暨县，勾践得西施处。”宋大中祥符进士杜衍有《题苎萝村》诗：“曲曲溪流隐隐村，美人微步合朝暾。”宋景祐进士、诸暨知县丁宝臣《过苎萝村》诗：“过溪小雨晚风凉，凝望西村尚夕阳。”宋大诗人秦观《望海潮·越州怀古》：“天际识归舟，泛五湖烟月，西子同游。茂草台荒，苎萝村冷起闲愁。”

北宋《太平寰宇记》诸暨巫里、西施家、东施家。

元代杨维桢所记也作了印证：“吾州诸暨有东、西施家，西家之秀钟于苎萝美人，而东家无闻焉。”明万历进士杨肇泰著文提到：“余乡有苎萝村，昔夷光所居之地也。苎萝去县治二里许。”明万历佥判陈嘉谋有《苎萝村》诗云：“施氏山前旧有人，吴王宫殿几重新……西家女侠今何在，白苎轻萝谢西邻。”而梁辰鱼《浣纱记》写到苎萝村：“行过山阴了，不免到诸暨走一遭……苎萝山村舍，多潇洒……女子家姓施，名夷光，祖居苎萝西村，因此唤作西施。”

苎萝村自古以来为诸暨所独有，其他地方没有苎萝村。2005年5月萧山将临浦“木汀徐、施家渡、屠家埭”三个近现代才有的村合并创设为“苎萝村”。

北宋诸暨知县丁宝臣《过苎萝村》诗。

所谓“一坊”，即西施坊。“坊里”是古代最基层的行政组织，城内或近城的称“坊”，地处乡下的称“里”。诸暨西施坊之名来源较早，连南宋《嘉泰会稽志·衢巷》卷第四也是追溯记载：诸暨“西子坊，以西子所游处名；范邻坊，以近范蠡坛名。”并说这两个坊名是从“旧经”承继下来，而不是当今新设。

《嘉泰会稽志》卷四举例绍兴府所属各县坊曲之古老：“凡此诸县坊曲，所以得名，不能尽举。若诸暨之‘西施’‘范蠡’，萧山之‘招贤’‘清风’，新昌之‘康乐’，盖古迹尤著云。”

清《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坊宅志》载：“西施坊，在浣江西侧。”

南宋《嘉泰会稽志》载诸暨“西施坊古迹尤著”。

所谓“一滩津”，即西施滩。又名浣纱津，坐落在浣江西岸，与浣纱石甚近，传为当年西施与浣纱姐妹们游栖之地，唐朝诗人崔道融《西施滩》诗：“宰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唐诗人楼颖有“西施昔日浣纱津，石上青苔思杀人。”康熙、乾隆《诸暨县志》追溯道：“西施滩上有西施门。”“《旧志》二十二坊……西施坊在西施滩。”可见西施滩名声广远。

《全唐诗》崔道融咏《西施滩》。

所谓“一殿”，即西施殿。又名西子殿、浣纱庙、浣纱祠，起始岁月不可考，相传汉代就有，文字记载至迟见于唐代。

唐鱼玄机写有《浣纱庙》：“吴越相谋计策多，浣纱神女已相和，一双笑靥才回面，十万精兵尽倒戈。范蠡功成身隐遁，伍胥谏死国消磨。只今诸暨长江畔，空有青山号苎萝。”诗的信息含量丰富，诸暨、苎萝山、浣纱女、浣纱庙、范蠡、伍子胥，当年的人事大多出现，既道出西施祠庙的地点，又感慨浣纱神女的凄凉。另一大诗人李商隐亦有“西子寻遗殿，昭君觅故村”，两诗互相印证。考李商隐813年出生，鱼玄机844年生人，不难推算他们笔下的西施祠庙已近1200年。诗中所述诸暨苎萝山的西子殿、浣纱庙已是遗址陈迹，那么其建筑实更久远。

唐鱼玄机咏《浣纱庙》和诸暨苎萝山。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赞美西施和郑旦为“天生两奇绝”。明弘治初年（约1488），绍兴府训导戴冠游览诸暨西施古迹后，写有《苎萝感怀》诗：“溪上西子祠，溪边浣纱石。”将浣纱溪边“西子祠”与“浣纱石”对照写来，溪上的“祠”，溪边的“石”相映生辉。戴冠笔下的西施祠庙距今已500多年。

明崇祯初年（约1630），诸暨知县张夬再度重修西子祠。不难得出，重修的西施庙殿距今近400年。张夬同时主纂的《苎萝志》留下不少信息，如诸暨知县唐显悦、王章、张夬、路迈所撰《西子祠记》《浣纱石记》《苎萝碑记》等在书中有收录。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士绅陈延鲁重修西子祠，王之杰《修西子庙碑记》记述了修建由来。太平天国年间烽烟燃起，西施殿宇又遭劫难。

民国初年，西施祠庙已风霜剥蚀。民国十八年（1929）乡绅陈锦文集资再修，并撰文云：“西子立祠也，不知秦汉以前，创从何代？惟见洪杨之后，毁于清时，访求古迹，率变荒基。”再次讲到西子祠庙的古老。西子祠入口处“古苎萝村”四字，系时任诸暨县长汪莹题署。抗战期间，西子祠殿宇遭日军飞机轰炸，只剩断壁残垣，唯西施石质雕像尚存。

1986年，诸暨县人民政府重新修建西施殿，于1986年9月正式动工，1990年10月基本竣工开放。“西施殿”门额请刘海粟大师挥毫。赵朴初、沙孟海、王个簃、钱君匋、程十发、赵冷月、张慕槎、陈桥驿、任政、周慧珺等名家纷纷为西施殿题诗写联。21世纪初，诸暨市人民政府又在浣江畔东侧、金鸡山下，扩建西施故里东区。

西施祠庙殿宇建立的纵线，如果从秦汉时算起，那就是二千多年；如果从有文字留传的唐朝元和至大中年间算起，其屡毁屡建距今分别是：唐朝时的1200年、明朝弘治初年的500多年、明朝崇祯年间的400年、清朝道光年间200年、民国三十年的80多年、1986年的30多年，岁月有绪地展示了西施殿经历的千秋风云。

苎萝山、西子祠、浣纱溪（明《苎萝志》）。

所谓“一墓”，即王羲之墓。南朝宋《会稽记》载：诸暨县“罗山，越时西施、郑旦所居，所在有方石，是西施晒纱处。今名苎萝山。王羲之墓在山足，有石碑，孙兴公为文，王子敬所书也。”《会稽记》编纂者孔晔也即孔灵符，南朝刘宋时会稽人，世代为会稽内史。《会稽记》原书已佚，以上所引见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四十七。该卷对会稽、山阴、诸暨、永兴（萧山）、上虞、余姚、剡（嵊州、新昌）各县名下山水对应辑录，县别分明，不越境界。

孙兴公即孙绰，是兰亭序文的见证者之一，与王羲之友善。孙绰文采冠绝当世，尤擅碑文。王子敬即王羲之儿子王献之，其书法承乃父衣钵，功力非凡。由孙绰亲撰碑文，由王献之亲笔行书，显系王羲之去世同步产生的第一手资料。

《会稽记》对王羲之墓地所记，有地点、有墓冢、有碑石、有撰文者、有书法者，是关于王羲之墓地原始且最详细的记录，记录者孔灵符与王羲之的年代又如此接近。

南宋《嘉泰会稽志》载诸暨王羲之墓。

此后诸暨志书、绍兴志书、浙江通志等在载及王羲之墓地时，除照录以上文字外，也根据时代现状作调整，如南宋《嘉泰会稽志》卷六载：“王羲之墓在诸暨县苎萝山，孔晔记云：墓碑孙兴公文、王子敬之书也。而碑亡矣。”

由此可知，王羲之墓南宋嘉泰年间依然在诸暨苎萝山麓，只不过“碑石已经不存”。可能的原因是孙绰文、王献之书的碑石太珍贵了，会不会被盗走？再查成书于嘉泰元年（1201）的《嘉泰会稽志》卷六“冢墓”，除王羲之墓在诸暨苎萝山明载外，再未见王羲之墓地有其他记载。这是独一无二的记录。

从文献记载角度看，王羲之墓在诸暨苎萝山记载最早，始载距今1500多年，在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的史策地志都有记录。嵊州王羲之墓至南宋嘉定八年（1215）成书的县级志书《剡录》有寥寥记录，始载距今800余年。嵊州金庭观王羲之墓是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建立，还比较年轻，至今不过500多年，但墓是一种实物存在，其社会影响大于文献记载。

古人尤其是王羲之这种大名人的墓，有可能是真冢，也有可能是衣冠冢。至于哪是真冢、哪是衣冠冢？有待文献资料进一步深入发掘证实。

王思任《西施行》诗（明《苎萝志》）。

所谓“一条路”，即“西施由越入吴之路”。越国在诸暨苎萝山找到西施和郑旦后，先送她们到越都会稽（今绍兴）培训。从春秋时期开始，诸暨到会稽到苏州就通江达海。这主要得益于浦阳江与山阴故水道的沟通。《越绝书》卷八载：“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去县五十里。”浦阳江明代成化以前，从浦江县纵贯诸暨，经萧山临浦，注入山阴麻溪，再从钱清（今属绍兴）北向流入杭州湾。浦阳江又与镜（鉴）湖的山阴故水道有东西向沟通，向东可到达会稽都城，向西可到钱塘江畔固陵（今西兴）。

西施、郑旦从诸暨顺流而下经过萧山临浦，再转山阴入会稽都城。唐诗人杜荀鹤《秋日泊浦江》：“一帆程歇九秋时，漠漠芦花拂浪飞。”《嘉泰会稽志》卷十亦有载。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九记载到浦阳江通航情况。明文学家王思任《西施行》诗作已提出“西施之路”。

西施离开诸暨苎萝山后，向北行进，在浦阳江沿岸又产生了白魚潭、西施湖、钱池等传说。《孟子疏》云：西子舟行此处，人人欲睹西施芳容，于是定下“人愿见者，先输金钱一文”，然仍人潮汹汹，导致钱满水溢，“钱池”地名由此而来。经过今萧山临浦区域，也产生了传说，南宋在此建立西子庙（又名西施宅）以作纪念。

勾践在土城山建立了美人宫培训西施、郑旦。《越绝书》载：“美人宫，周五百九十步，陆门二，水门一。今北坛利丘土城，勾践所习教西施、郑旦宫台也。”后人将土城山改名西施山。袁宏道《西施山》云：“西施山，一抔土。不惜金作城，贮此如花女。”又据《嘉泰会稽志》卷十二，会稽县（今属越城区）在凤林乡设立“西施里”，在五云乡也设一个“西施里”，用“西施”之名同时冠名两个村里，可见西施影响巨大。

《嘉泰会稽志》载会稽县的凤林乡西施里，五云乡西施里。

从山阴故水道舟行向西到固陵后进入钱塘江，再转入古苕溪水域，桐乡濮绸、嘉兴范蠡湖、西施妆台等西施古迹的传说由此产生。宋张尧同诗：“少伯曾居此，螺纹吐彩丝。一奁秋镜好，犹可照诗人。”

苏州的西施古迹和传说是“西施之路”重要部分。灵岩山顶有西施操琴台、西施井等。唐伯虎《江南春》诗：“古人行处青苔冷，馆娃宫锁西施井。低头照井脱纱巾，惊看白发已如尘。”

馆娃宫是吴王夫差为取悦西施而建。宋《越州图经》：“吴王以往，秘籍地而虚其下，西施辈行则有声，故名。”唐诗人李嘉祐《伤吴中》：“馆娃宫中春已归，阖闾城头莺已飞。”

越灭吴以后是“西施之路”山重水复又一程。唐陆广微《吴地记》云：“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明梁辰鱼《浣纱记》：范蠡挽携西施，驾一叶扁舟泛于五湖。其后辗转到山东定陶，在那里终成巨富陶朱公。

显然，“西施之路”既是自然地理，也是人文地理，且方位清晰，第一段，最南诸暨，最北苏州，中经临浦、绍兴、桐乡、嘉兴、吴江、苏州；第二段，从苏州、无锡到山东定陶，也即范蠡携西施泛五湖生发出的传说。不难发现，围绕西施、郑旦活动形成的“西施之路”，实是吴越历史文化的岁月凝结。

唐《元和郡县图志》载诸暨允常所居。

所谓“一王”，指越国雄才大略的勾践，也可溯及其父，即越国拓土始大的允常。

吴王夫差六年（前490），吴国将囚禁三年的勾践释放回越，一头猛虎重归山林。勾践归国，发誓壮大越国，洗雪奇耻大辱。大夫文种进献灭吴九术，其中第四术据“吴王淫而好色，宰嚭侫以曳心，往献美女，其必受之”的特点而制订。几经寻觅，终于找到超尘脱俗的西施和郑旦。北宋《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承典籍也记到“诸暨巫里，勾践得西施之所。”“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诸暨罗山卖薪女西施、郑旦。”

唐诗人皮日休这样评价勾践：“越王大有堪羞处，只把西施赚得吴。”另一位唐代诗人成彦雄则说：“勾践初迎西子年，琉璃为帚扫溪烟。”

诸暨原超越乡（今属牌头镇）建有勾践祠，其起始年月已不可考。原超越乡在勾乘支峰越峰山下。清乾隆《诸暨县志》如此载：勾践祠内祀越王勾践，左右为越大夫范蠡、文种像。

勾践是越国一千八百年历史上最享盛誉的传奇君主。

《全唐诗》皮日休《馆娃宫怀古五绝》。

所谓“一相”，即范蠡。范蠡在越国出将入相，为越国的生存复兴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灭吴后，他携西施泛湖而去，素为朝野津津乐道。

范蠡辅佐了越国允常、勾践两朝，经历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这段经典历史。诸暨曾为越国古都，其后越都迁至会稽。范蠡在诸暨土地上付出智慧心血，生发喜怒哀乐，播撒爱恨情仇。

李白“陶朱虽相越，本有五湖心”的诗句洞烛入微；唐诗人杨乘的“名归范蠡五湖上，国破西施一笑中”与李白诗意异曲同工；苏东坡“五湖问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写出了英雄美人的最完美归宿。

南北朝夏侯曾先《会稽地志》载诸暨范蠡坛、陶朱公庙古迹。

诸暨陶朱山是范蠡分封之地，相关的古迹有范蠡坛、范蠡故宅、范相庙、范蠡祠、范蠡岩、蠡湖、鸱夷井、范邻坊等。南北朝夏侯曾先《会稽地志》载：陶朱山“山高五十余丈，其地平博，有石室可坐百人，南范蠡坛、陶朱公庙、东法乐寺。”唐诗人张蠙《经范蠡旧宅》写道：“一变姓名离百越，越城犹在范家无。”《嘉泰会稽志》载：“范公岩，在诸暨县南，为陶朱公所游历也。岩有洞。”《嘉泰会稽志》卷四记到诸暨范邻坊非常古老，是沿袭旧志之名。又说诸暨城南的蠡湖为“范蠡养鱼之地。今世传范蠡《养鱼经》，有养鲤鱼法甚详。”

《全唐诗》张蠙《经范蠡旧宅》诗。

范仲淹知越州时，曾赴诸暨谒拜远祖范蠡遗迹，写有“翠峰高与白云闲，吾祖曾居水石间。千载家风应未坠，子孙还解爱青山。”范仲淹还写下“陶朱山下云霞深，知音寂寞无弦琴。如何一遇仙乡客，说尽无生了了心。”

宋代诗人王洋也有诗作：“陶朱山下金仟宅，云是当年故相家。去国岂知传貌象，扁舟端自访烟霞”。

元代吴莱《范蠡宅》慎终追远：“淡淡寒云鹤影边，荒仟故宅忽千年。大夫已赐平吴剑，西子还随去越船。”慨叹范蠡与文种的不同人生结局。

范蠡与西施的故事是史学与文学的结合，是人们的追求和想像，是传说与憧憬的实践，是古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郦道元《水经注》载越国都城埤中在诸暨。

所谓“一古都”，即越国古都。诸暨为越国主要发祥地之一，诸暨境内埤中、大部、勾乘曾为越国古都旧址，史载主要是在允常、勾践时期。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二载：“诸暨县，望（县），秦旧县也，界有暨浦诸山，因以为名。越王允常所居。”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基本相同，后一句稍异，为“越王允常所都”。东汉《吴越春秋》谓：“越王兴霸，自允常始。”允常是越国拓土始大的君主。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吴越春秋》载：“越王都埤中，在诸暨，北界山阴康乐里。”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绍兴史话》表述：“诸暨境内的埤中，曾经是（于越）部族酋长的驻地。”其地约在今诸暨白塔湖与紫岩（乡）之间。

洪亮吉《东晋疆域志》诸暨大部条云：“古越城在（诸暨）大部乡。”大部乡约在今诸暨枫桥镇区域。《国朝三修诸暨县志》载：“枫桥市跨大部，长阜二乡。”

唐《元和郡县图志》、北宋《太平寰宇记》均记勾乘：“诸暨县，越王允常所都。”勾乘山有越都遗迹，在山南有勾无亭，传允常、勾践曾栖于此。南宋《嘉泰会稽志》卷九云：“诸暨句乘山，在县五十里，《旧经》云，句践所都也。《国语》云‘越臣于吴，吴更封越，南至句无’，即此地。”

陈桥驿教授对越国古都的迁徙有一种观点表述：“会稽八邑，在古代是于越中心，勾践北迁以前，于越首都，由埤中而嶕岘大城，由嶕岘大城而平阳，由平阳而大越城。这些都城，则为八邑的中心。卧薪尝胆之志，生聚教训之义，是于越从小到大，由弱转强的关键。”即越都线路由“埤中”到“嶕岘”到“平阳”再到“大越”城（今属绍兴）。

诸暨西施古迹众多，还有浣溪亭、西施湖、西施门、白鱼潭、钱池、四眼井、鸱夷井、金鸡山等，因篇幅关系，这里不再展开。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越国都城句无（诸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