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曾如此评价废名文章的特质:“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他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与之或可互成关联,在散文集《运河2500年》的运河书写中,作者沈小玲穿行于浙江、江苏、天津、北京等运河遗产点,采撷市井风情与琳琅盛景,开掘地方史志与民间文艺,谱写着大运河的浩渺传奇与烟火人间。
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人工运河就已出现在今日的江苏、安徽等地。由于如黄仁宇在《明代的漕运》中所言“大运河并不是一个稳定、持续不断、统一的体系”,《运河2500年》以十章的充盈篇幅为大运河2500年的前世今生造像,其难度可想而知。沈小玲采用的叙史机制却非面面俱到的通史笔法,而更倾心于散点透视与要点集束的网状结构。这其中,“缘史”与“体物”相交织,可谓是该书结构之机杼所在。《运河2500年》第三章“从运河的‘运’说开去”,包含码头、粮仓、驿站等陈说对象;第四章“运河上的天工开物”拈出闸、坝、官塘、船只等运河的核心要素;第五章重点关照运河两畔的桥、宅、城门、街区、园林。既在整体上作出深入浅出的常识解说,又对诸如柳林闸、谢家坝、漕船、长虹桥、石家大院等对象展开个案聚焦,同时缕述历史嬗变之迹,如对古纤道所历唐、宋、元三朝的简说,以及对凤山水门的解说等。《运河2500年》第七章“托住运河的银水滴”则勾勒出运河沿线民间文艺的流衍图景。沈小玲指出,以民间曲艺而言,在南方运河段,苏州评弹“顺着运河,流行于苏州、浙江、上海一带”;扬州评话“在运河周边城市流行,流传至南京、上海等地”。在北方运河段:流行于河北、江苏等地的山东大鼓“顺着运河进入北京、天津,最后演变为京韵大鼓”;山东快书“在运河边不断扩散,在长江流域也得到快速传播”,发源于华北地区的相声,其“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运河”。此外,作者也着重考察了民间工艺与运河的紧密关联。如天津杨柳青古镇木版年画的创生,便依靠大运河而来。作者有言:“元朝时,京杭大运河从杨柳青小镇穿过,杨柳清成为重要的水运码头”,“运河上船只源源不断地带来南方的颜料、纸张”,杨柳清的年画遂“越做越多,越做越有名”。音乐流派亦然,琵琶流派中的无锡派、平湖派、浦东派等,无不在运河沿线发展壮大,另如唢呐、锣鼓、十番音乐,同是“在运河畔时时演奏,成为运河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历史细节都构成了运河的磅礴血脉。
作者沈小玲对物质技术、物质生活及物质文化的浓厚兴趣,背后蕴含着的实则是对“人”的关照。如《运河2500年》第八章“在运河边聊生活”和第九章“大浪淘沙的重要人物”,便是以缔造运河的老百姓为核心,详述运河人的衣、食、住、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于第三章第一节附录有“唐天宝二年的一份漕运物资表”,亦可为例证之一。“体物”的视域之下,作者以细致的笔调写出“人”的令人惊叹的创造力与生命力,也由此深刻映照了中华民族的悠远与伟大。
在描摹大运河千古之变的同时,全书也渗透着作者的绮丽之思和深沉情致,不断赋予着大运河灵动的精魂。其一,缘史以趋质,将田野笔法掺入行文。如作者偶遇古纤道,“急忙停车,前往细看”,遂发现桥头的石碑“刻着‘古纤道’‘浙东古运河’‘大运河绍兴县段’等文字”,即在斯时:“纤道、小桥、水鸟、运河、乌篷船,见此风光,心情犹如飞鸟掠过蓝天。”抚今追昔,感慨系之矣;其二,翼虚以造景,添加了部分悬想的细节和场景。谈及民间曲艺,便描写一段“女子唱腔清丽,柔情满怀,男子声音嘶哑”的场面,说到浦东派琵琶,便拟构出鞠士林“护城河里月影、灯影交叠”下演奏的画面,颇为生动形象。
应当说,本书的理想受众当是对运河文化感兴趣而嗜欲了解者以及中小学生。一者,作者长期担任一线教职,全书笔触清浅流利,无刻意求深求偏之弊;二者,本书呈现了密集的知识密度。周保欣教授曾谈到:“运河以其广袤的地理样态与多元的文化内涵,持续参与中国文学的发生与演变,运河书写也一直延续着河流文学书写的文脉。”仅以文学作品而言,全书不断提及或引用诸多以运河为题材的小说、散文、诗歌,感兴味者,自可按图索骥,顺“藤”摸瓜。三者,由青年画家宴鸟配插图数幅,为全书增色不少。试想,翻阅完本书的读者,当其再次路经大运河时,哪怕只是多一时驻足、多一眼临风远眺、多一瞬思接千载:何尝不是悠哉、快哉!
循此,《运河2500年》的运河书写及其文化科普,其功在焉。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