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物语｜仁智通明汉文帝

司马迁《史记》记载大汉本朝本纪计五卷、帝王（含太后吕雉）八位。《高祖本纪》记汉高祖刘邦多“街巷”之语，其形象亦不及三代开国之君之高大；《吕太后本纪》载汉惠帝刘盈懦弱无能、少帝刘恭与后少帝刘弘更是傀儡一双，描写高太后吕雉则突出残忍刻薄、权欲熏心的乱政后妃形象；《孝景本纪》记载汉景帝刘启只是简略刻板的一些流水账；《孝武本纪》所载则多为汉武帝刘彻巡游封禅、求神寻仙、以冀长生不老之事；唯独《孝文本纪》倾注了太史公的满怀激情，记录了汉文帝刘恒在位二十三年间的种种仁德，歌颂了他宽厚仁爱、谦让简朴的品德，刻画了一个完美的封建帝王形象，饱含了作者对一代明君的追慕与向往之情。

刘恒，汉高祖刘邦第四子，西汉第五任皇帝，谥号孝文皇帝，史称汉文帝。其母薄姬，秦末魏王魏豹之妾。在楚汉之争初期，魏豹附汉又反汉，为汉将周苛所杀，薄姬成了俘虏。刘邦见薄姬有姿色，且怜其身世，召其宠幸一夜，种下龙种。后薄姬诞下刘恒，却极少再能见到刘邦。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刘邦册立八岁的刘恒为代王，都于晋阳。高祖十二年，刘邦驾崩，太子刘盈即位，皇太后吕雉独掌大权，将戚夫人等一批刘邦宠姬尽拘禁于永巷，薄姬却因受刘邦冷落躲过一劫，被允许跟随儿子刘恒到了代国领地，成为代王太后。高后八年（前180年），吕雉去世，太尉周勃联合丞相陈平等人粉碎了诸吕势力，迎立代王刘恒进京即皇帝位，是为汉文帝。

汉文帝。此图出自清刻本《历代古人像赞》。据CFP。

刘恒就藩代地十五年间，几乎被朝廷遗忘，唯有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薄姬生病，刘恒亲自奉侍汤药。他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恭俭作则，实现了代地大治。同时，也使他在汉初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养成了沉稳睿智的性格和宽厚仁慈、谦让简朴的品行，为他即位后成功应对功臣与施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刘恒最为后世所称道的是他的仁德，但笔者以为，作为帝王，首先应该肯定的是他的政治智慧和帝王谋略，因为缺了这两点，就不能在血雨腥风、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中胜出并坐稳皇位，即便“仁德”如天也无法实施。而这，也正是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中，饱蘸笔墨为我们所展示的：

刘恒在藩国默默无闻十五年，突然有一天，朝中派员来迎立他当皇帝，他并没有被这突如其来从天上掉下的帝位砸得晕头转向，而是保持着足够的清醒。首先，他是怀疑：根据父死子承的制度，汉惠帝刘盈有四个儿子，并不缺少继承人；而自己在刘邦八个儿子中最受冷落，现在健在的除了他，还有一直受宠的淮南王刘长，刘长封地比自己富足，离长安又比自己近，朝中大员也比自己熟悉，继承皇位的优势远超自己，为什么不选他为继承人？还有，在粉碎诸吕势力中，高祖的孙辈齐王刘襄和朱虚侯刘章居功至伟，而刘襄又是嫡长孙，是皇位继承人的最佳人选，怎么偏偏会选择自己呢？继而，刘恒冷静地与众臣分析局势与研究对策。郎中令张武等多数人认为此事不可信，建议刘恒“称疾毋往，以观其变”。中尉朱昌则力排众议，并列举数条充分理由，认为“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无疑也”。刘恒还是犹豫，于是禀报薄太后商议此事，仍未做出决断。接着，又进行龟卜，卦兆得“大横”，占辞说：“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意思是说，大横预示着更替，我要成为天王，像夏启一样光大父王大业。刘恒以为他本来就是王了，怎么又是王呢？占卜的人告诉他，天王是天子的意思。刘恒还不放心，又派遣自己的舅舅薄昭前去长安会见绛侯周勃，周勃等人向薄昭原原本本说明了为什么要迎立代王为帝的原因。薄昭回来报告说：“完全是真的，没什么可怀疑的。”至此，刘恒才露出笑容，对朱昌说：“果然如你所说。”面对天大的喜讯，刘恒显示出惊人的冷静、谨慎与沉着，绝非常人可比。

再看太史公描写刘恒进京时的应对与处理：

刘恒初步决定进京即位，于是命朱昌为参乘，张武等六人乘坐驿车随同一起去长安。行至离长安五十里处的高陵，刘恒停了下来，派朱昌驱车先去长安再探虚实。朱昌刚到渭桥，丞相以下的官员全部在此迎接。刘恒等到朱昌返回报告后，才慢慢驱车到渭桥，群臣都来拜见称臣，刘恒下车答礼。太尉周勃上前道：“我希望能单独向您禀报。”朱昌说：“你如果说的是公事，就请公开说。如果是私事，在王位的人不受理私事。”周勃于是跪下呈上天子玉玺和符节，刘恒辞谢道：“先到代王官邸再商议吧。”然后驱车进入代王官邸，群臣在后面跟随着。到官邸之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宗正刘郢等一帮大臣上前行礼跪拜，请求刘恒继承天子位。刘恒先是向西坐着以宾主之礼辞谢三次，然后向南坐着以君臣之礼再谦让两次。群臣跪伏不起，再三请求，刘恒才答应即天子之位。

刘恒从代地只带朱昌、张武等七人驰往祸福不测的长安，显示了他过人的胆略；在进京途中，他步步为营，深怕中计，谨慎有加；面对群臣的迎接拜见，他下车答拜，雍容大度，礼数周全；对周勃要求私下禀报，他本人并不搭理，却让朱昌代为说了一通，显示了刘恒的威严与风骨，巧妙地给了周勃一个下马威；周勃呈上皇帝玉玺与符节，面对权力的诱惑，他辞谢不受，显示了他的沉稳与气度；最后，刘恒轻描淡写一句“先到代王官邸再商议吧”，立马反客为主，为此后的应对争取了主动，既显示了他对权力的淡然与坦然，也体现了他高深的政治智慧。

更能体现刘恒政治智慧与帝王谋略的，还是他即皇帝位之后的一系列举措。太仆夏侯婴和东牟侯刘兴居清理宫殿后，用天子乘坐的法驾来代王官邸迎接刘恒。刘恒当晚进入未央宫，却遭到十几名谒者持戟阻拦：“天子还在，你是什么人要进去？”刘恒立即明白这是周勃故意所为，于是不动声色地叫来周勃。周勃前往说明，那十几名谒者果然就放下武器离开了。于是刘恒进入未央宫听政，连夜任命朱昌为卫将军，统领两宫卫队南北军；任命张武为郎中令，负责巡视殿中，从根本上保证了自身的安全。至于后少帝及刘盈其他三个儿子，则任由主管部门自行将他们杀死在家中。在当天夜里，刘恒还发布诏书：大赦天下，赐给民家户主每人一级爵位，赐给无夫无子的女子每百户牛一头、酒十石，允许百姓聚会饮酒五日。刘恒一称帝，便“布德天下”，从而赢得了民心。 

刘恒登基后，立即任命周勃为右丞相（汉初以右为尊），陈平由右丞相改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组成新的汉廷中央。把被诸吕所剥夺的原齐、楚两国的封地，悉数归还齐王与楚王。接着，对周勃、陈平、灌婴、刘章、纪通、刘兴居、刘揭等一批粉碎吕氏势力的有功之臣，逐一晋爵封赏，并加封由代入朝的朱昌为壮武侯，其他随行六人皆位列九卿。同时，在保留旧有诸侯王的基础上，刘恒又立刘燧、刘辟强、刘章、刘兴居等一批刘氏宗亲为新的诸侯王，并对汉高祖昔日旧臣近百人进行了加封晋爵。最后在群臣的建议下，刘恒立长子刘启为太子，立皇子刘武、刘参、刘揖为诸侯王。刘恒封赏众臣，可以说是皇恩浩荡，雨露均沾，从而赢得了刘氏宗亲和众大臣的一致拥戴，建立了自己崭新的政治集团势力，巩固了皇位。

如果说封赏众臣，显示了汉文帝刘恒非凡的政治智慧。那么，打击重臣周勃，则显示了他高超的帝王驭人之术。周勃因为粉碎吕氏势力、拥立刘恒为帝有功，每次退朝总是很骄横的样子，似乎不把新帝放在眼里。起初，刘恒对他十分敬重，经常目送他离去。有大臣进谏刘恒，不该对周勃这样重礼，有失君主身份。从此，刘恒的神色变得威严，使周勃心生敬畏。周勃的属下及时提醒他：小心功高盖主，引火烧身。周勃猛然醒悟，立即辞呈右丞相职务，刘恒于是顺水推舟罢免了周勃的相位，任命陈平为右丞相。一年后，陈平谢世，刘恒又启用周勃为丞相，但不到一年时间，又以列侯归封国为借口免除了他的相职。再后来，有举报称周勃在封地常身披盔甲，怀有谋反之心，刘恒马上把他抓捕。周勃连忙通过国舅爷薄昭向文帝说明自己因惧祸才束甲，决无谋反之心。刘恒在重新调查后，没有发现周勃谋反的事实，于是又释放了他。或用或弃，或拘或释，拿捏重臣于股掌之中，从此朝中不敢对刘恒有丝毫不敬。为了进一步立威，刘恒除了打击重臣周勃，对刘氏皇室宗亲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的先后叛乱，更是雷霆一怒，予以严惩不贷。恩及平民百姓，威加重臣皇亲，恩威并施，犯我必惩，可见刘恒运用帝王谋略已臻炉火纯青。在这方面，高太后吕雉（详见5月7日潮新闻“江南物语”《吕雉毕竟是女流》）与刘恒相比，真有天壤云泥之别，倘若吕雉能得刘恒的帝王谋略之一二，独掌大权的吕氏集团势力也不至于顷刻间土崩瓦解。 

皇位巩固之后，汉文帝刘恒开始了充分体现他仁德的治国理政之路。

在政治上，刘恒首先从司法入手，发诏明令“除收帑诸相坐律令”，他认为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准绳，是用来制止暴行，引导人们向善的工具，如今犯罪之人已经治罪，却还要使他们无罪的父母、妻子、儿女以及兄弟因为他们被定罪，甚至被收为奴隶，这是不可取的，所以“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及各种株连”的成法应以废除；继而下诏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的旧法令，他认为此法令“移过于下”，闭塞言路，使大臣不敢说真话，而帝王无从知道自己的过失，无法检验为政之道是否正确，因此宣布：“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有感于齐国太仓令淳于意之女缇萦为求免除父亲肉刑使之改过自新而甘愿自为官奴的举动，刘恒下诏废除肉刑，改为处以笞型和杖刑。此外，刘恒还先后颁布了令列侯归于封国以减轻吏卒输送之劳、废除过关用传制度以促进人口流动、入粟拜爵以改善农民处境等诏书，充分体现了他对旧传统的否定，对祖宗成法的改革。

近代二十四孝年画之汉文帝试疾赏药。据CFP。

在经济方面，刘恒在位二十三年，始终坚持“安民为本”的治国理念。为了鼓励农民归农力本，刘恒不仅“躬亲率耕”，而且还在汉文帝二年（前178年）和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两次下诏“除田租税之半”，即田亩租率由原来的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再由三十税一减为六十税一。文帝十三年（前167年），刘恒又下诏：全部免去田租，即农民种田不必交皇粮，从而彻底改变了背本趋末的社会风气，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此同时，刘恒大兴“偃武兴文”之道，下诏减轻徭役，由成年男子每年服徭役，改为“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极大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免税赋、减徭役力度之大，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堪称绝无仅有。后来，刘恒又下诏“弛山泽之禁”，下令开放原来归属国家的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弛禁的结果，换来了经济的繁荣，“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史记·货殖列传》）。

在军事和民族方面，刘恒亦以“恶烦苦百姓”“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史记·孝文本纪》）为安邦宗旨。刘恒在位期间，匈奴数次背约犯汉边境，烧杀掠夺，有时甚至威胁到都城长安。刘恒开始也想率军亲征抗击匈奴，但后来还是采取了克制忍让的态度，继续坚持和亲政策，通过和亲止战的方式，营造了安定团结、休养生息的政治局面。在对待南越少数民族，刘恒则采取了安抚的政策。吕雉统治时期，对汉高祖时“称臣奉汉约”的南越国实行经济封锁，逼得南越王赵佗以兵戎相见，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采取怀柔政策，向南越提供发展生产所需的铁器、农具、马牛羊等。并派人修葺赵佗在真定的祖坟，置守邑，岁时祭祀。又撤掉进攻南越的军官，封赵佗的兄弟做官，遣陆贾出使南越，大有虞舜舞干戚感化三苗的良苦用心。在刘恒诚意的感召下，赵佗谢罪称臣，从而再次赢得了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汉文帝刘恒对周边少数民族不轻易用兵，尽力维持相安友好关系，对加强中原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起了很好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了汉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大融合。

西安：汉文帝刘恒江村大墓。清代立霸陵保护碑。据CFP。

汉文帝刘恒心怀仁德，宽以待民，却严于律己，时时处处自省自责。他生活俭朴，长年穿着质地粗厚的丝织衣服，对所宠幸的慎夫人也不准其穿长得拖地的衣裙，所用帷帐不准绣彩色花纹。他在位二十三年，宫室、园林、狗马、服饰、车驾无所增益。但凡对百姓不利的事，就予以废止，他曾想建造一座高台，召来工匠一计算，须花百斤黄金，他就说百斤黄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产业，我还造什么高台呢？他还规定，建造他的陵墓霸陵，一律用瓦器，不得用金银铜锡作装饰，不修高大的坟头，要节省，不要烦扰百姓。甚至在他临死时还留下遗诏：他的后事要一切从简，下诏全国官员及百姓，哭吊三日就除去丧服，不要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埋葬他的霸陵周围山水要保留原来的样子，不要有所改变；后宫夫人以下直至少使，全部让她们回娘家。至死仍然为百姓、为他人着想的，千古帝王中也只有他汉文帝刘恒了。

读史至此，汉文帝刘恒完美圣贤的高大形象，已巍然矗立在我们眼前，令人高山仰止。但司马迁仍觉得意犹未尽，又巧妙地引用汉景帝之诏，群臣之议，以“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表达对汉文帝刘恒赞美，以至于最后发出“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的感叹。

后世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亦大多如太史公，盛赞汉文帝刘恒的仁德与谦让，认为“刘恒慈孝，宽仁弘厚”，“美声塞于宇宙，仁风畅于四海”（曹丕语）；“三代以下，汉之文帝，可谓恭俭之主”（朱熹语）；“孝文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汤谐语）。但笔者以为，汉文帝刘恒除了仁德、谦让、简朴堪与上古圣君相媲美之外，他那超凡绝伦的政治智慧亦可成为后世帝王学习的样板。因此，或综合桓谭与邱濬两人的评语来评述刘恒更为全面合适：“汉太宗文帝有仁智通明之德”，“可谓百世帝王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