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书写|那些汇入时代河流的“劳动者文学”，有何变化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打工人共同的节日，祝自己节日快乐！

说起劳动节，你首先会想到什么？是老一辈人艰苦奋斗的铿锵岁月，还是劳动赞歌奏响的辉煌篇章？对一位阅读线的记者来说，日常接触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作家和他笔下的人物，就是最熟悉的“朋友”，我们看到，每一双劳动的手，绘就了时代发展的靓丽底色，更成为文学路上的明灯，为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

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东方，无数作者奉献了无数栩栩如生的劳动者形象。

小时候，我们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认识了保尔·柯察金，认识了高尔基《童年》中的阿廖沙，雨果《海上劳工》中象征崇高和美好的吉利亚特；当然，也有老舍《骆驼祥子》中拼尽全力也不能过上想要生活的祥子，《平凡的世界》中乡村和城市里的普通劳动者……

随着“打工人”“内卷”等流行语涌现，王十月、郑小琼、胡安焉、陈慧等多位“草根”作家进入主流文学视野，劳动叙事呈现多元化的倾向。作者通过写作改变了命运，也借笔下人物反映转型社会中打工者的真实状态，引起一代人的共鸣。

近代以来，中国作家笔下的劳动者形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劳动含义不断拓展的当下，我们又该如何书写劳动？

《骆驼祥子》插画。

【1】两条主线：批判和歌颂

谈及以“劳动”为主题的文学，总是绕不开“苦难”和“希望”。

二十世纪早期，文学作品中劳动者的刻画似乎多以“苦难”为基调，围绕底层人民劳动的艰辛和悲苦命运展开，比如鲁迅《祝福》中丧失了劳动资格的祥林嫂，《故乡》中凄苦一生的劳动者闰土，茅盾《春蚕》养蚕却没赚到钱的老通宝……有学者指出，这些文学作品主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从经济问题入手，投射出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社会的不满，具有很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持续推进，让更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认识到了劳动的可贵之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党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程美东认为，1918年蔡元培天安门集会中提出的“劳工神圣”，获得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文化名流的赞同与普及，尊重劳动价值成为当时社会主要思潮，工人的社会地位也得到巨大提升，“过去传统文学看不上的船夫、车夫，甚至乞丐、学徒等，都进入到文学书写的视野。”

新中国成立后，“工农高尚”的观点被深度普及，文学涌现了《吕梁英雄传》《红岩》《红旗谱》《红日》《创业史》《乘风破浪》《百炼成钢》等大量歌颂先进劳动典型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塑造的劳动者即是社会生活的主导者，也是新时代的缔造者，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与热情，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时代底色。因此，“希望”成为该时期劳动书写的主旋律。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城乡间的巨大差异及轰轰烈烈的打工浪潮和“下岗潮”，使得文学创作的趋向开始改变，《人生》《透明的红萝卜》《平凡的世界》等以个人命运反映时代的作品都诞生于此时期。

1985年，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杨宏海第一次提出“打工文学”的概念，将《深夜，海边有一个人》定位为“打工文学”的开山之作。此后多年，杨宏海跟踪研究了《下一站》《我们 INT》《别人的城市》等多篇着眼底层打工者生活状态及思想感情的文学作品，勾勒出中国“打工文学”发展薪火相传的脉线。这类文学作品，不仅写出了工厂打工者的心酸与无奈，更凸显了底层劳动者改变命运、挣脱已有生活的迫切感，成为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一支。

《创业史》作者柳青。图片来源：新华社

【2】从劳动光荣到打工人戏谑：文学叙事新变

进入二十一世纪，消费主义浪潮席卷，互联网狂欢引发新的变革，阶级固化现象以及快节奏生活带来的压力，使得“劳动光荣”的神圣内涵被持续解构。劳动者开始以“打工人”“社畜”自称，“躺平”“摆烂”等消极情绪蔓延，反映到文化范畴，则是非虚构作品、政治哲学与批判性社会理论书籍和职场寓言小说的时兴。

该阶段出现的作品，逐渐脱离“劳动神圣”的叙事，呈现反思劳动异化的趋向，例如集中书写离开梁庄进城务工生存状态的《出梁庄记》，记录庞大城市系统中渺小打工者日常的《我在北京送快递》《我在上海开出租》《我的母亲做保洁》，围绕打工者养家糊口点滴反思个体命运的《微尘》，讲述不同打工者故事的《“打工人”纪事》等等，这些作品虽讲述的是颠沛流离的打工故事，表达个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感，却不是一味的诉苦，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作者对生活的理解与接纳。

类型文学领域则诞生了刘慈欣《赡养人类》、马伯庸《长安的荔枝》、鲁般《新贵》、沈大成《小行星掉在下午》《迷路员》等反思劳动、隐喻底层打工者困境的作品。此外，市面上还出现了很多以“逃离”视角书写劳动的书籍，比如《漫长岁月，没有一天是适合上班的》《好好休息才是正经事啊》等。当然，正在流行的网络爽文，某种程度也折射出打工人想财务自由的强烈愿望。

换个角度来看，“打工人”戏谑的流行，也让一些从职场“突围”的作家成为网友追捧的对象，例如在小城生活多年的“电工”刘慈欣、上海基层公务员当年明月、曾朝九晚五的外企员工马伯庸、在银行当客户经理的海漄等，他们的蜕变之路，恰似一种对劳动异化的抵抗，重新唤起读者的身份认同，反向带动了其作品的“出圈”。

【3】我们需要怎样的“劳动者文学”

今天，中国语境下“劳动”概念正走向多元，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和丰富的写作经验，成为劳动文学创作的“能量源”，也为新时代的劳动书写赋予了长久的生命力。

但也该看到，如果笔力不够，以“劳动”为主题的文学很容易落入“咀嚼悲剧”的窠臼，或是将视野局限于“劳动者”本身的境遇，忽视了文学力量对社会、对时代的反哺。就如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周思明在《“劳动者文学”正向我们走来》一文中写到的，从发展角度而论，身处底层的“劳动者文学”亟须要有一种精神的力量，通过自己的文学写作，影响广大的进城务工群体，获得自我心灵与命运的救赎。作家们应该追求能使人变得高大的东西，而不是对人性进行简化和污化……劳动者文学应以自身锲而不舍的艰辛努力，不断克服自身的狭隘意识的不足，吸取民族的、现代的、世界的思想意识养分和文学艺术的养分，使自己逐步走向辉煌的文学殿堂。

在海量内容冲击市场的当下，这条路或许任重而道远，但无论如何，互联网催生的新媒介为“草根”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劳动书写的渠道。我们期望，更多反映劳动者生存状态和劳工关系、呼应时代变化的文学作品被创作、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