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办公室里有好几盆中草药,种在空了的陶罐里、空酒瓶里。我给这些瓶瓶罐罐底下钻了孔,三天两头浇水、捉虫,费了不少心思。一到忙得不可开交时,就会暗自后悔,责怪自己找了这些麻烦。渐渐地,就有点生起了厌恶。厌恶这些东西,也厌恶起自己来了。
清明节后的一天,我从一堆文件资料里抬起头,目光迷离中瞥见墙角里爆出了一抹森森的绿色,正像一道翠色瀑布从雪白的墙面处飞流而下。那是虎耳草!我揉了揉昏花的老眼,怔怔地望过去,这一丛丛绿色中还跳跃着几只白色的小兔?啊,那是虎耳草开的白花!我情不自禁跑了过去,注视良久。
虎耳草的花长得很俏丽。花梗长仅一公分左右,圆锥状聚伞花序。五瓣白色花瓣,前三瓣较短,中间点缀着紫红色斑点;后两瓣极长,先端急尖,飘逸在后面。花梗极细,无风自动,每一朵花都像一只在风中奔跑的小白兔。在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东坡先生被贬黄州寓居定惠院时,拄杖敲门偶见海棠时的情形,不由得喃喃道:“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是啊,虎耳草虽没有海棠花那般绝艳,但我心中的讶异和惊喜和当时的东坡先生是何其相似。
这盘虎耳草是去年在溪口水库边上挖来的。那年夏天,中医院邀请磐安的“草药达人”骆欣荣为他们种植一批中药材。忙完后,欣荣给我打电话,让我带路找一个植被丰富的地方,说要带中药房的年轻药师们去野外辨识草药。
我带他们穿过溪口水库,从龙王村入,来到了十八潭下面的山林中。
“这是半夏,入足阳明、太阴、少阳三经;那是老鹳草,全草入药,祛风通络,清热解毒;瞧那棵树下,三枝九叶的植物是淫羊藿。陶弘景说‘西川北部有淫羊,一日百遍合,盖食此藿所致,故名淫羊藿’,能补精强肾;再看水沟边这绿色的小草本,叶心形,密被卷曲长腺毛,状如老虎耳朵,名叫虎耳草,农村人用来治中耳炎……”欣荣如数家珍,每过之处都能随手指出三两种草药,让这些年轻药师们欢喜雀跃,啧啧称赞。
听到虎耳草,我便径直向它走去。虎耳草的叶子是扇形的,毛茸茸的,叶面上有数条辐射状白色纵纹。它那长满腺毛和斑纹的样子确实像某种动物的耳朵,但说它像老虎的耳朵是有点牵强的。沈从文《边城》里那位情窦初开的翠翠几次在梦里梦到,并最终上山崖采摘下来的便是虎耳草。
沈先生笔下的虎耳草是家乡最使人眷恋的象征,翠翠总是会想起祖父说过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飞蹿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每当翠翠纤弱的身体在拼命拉船时,她都会抬头去仰望着崖上那些肥大的虎耳草;梦得多了,翠翠真的爬上了那悬崖,采得了一把虎耳草。
这就是沈先生最喜欢的虎耳草。汪曾祺在回忆老师沈从文的时候写道:“沈先生家有一盘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盘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
资料图。据CFP。
我从小就认得虎耳草,因为它的叶背是红色的,家乡的老人叫它“红耳朵”。由于它能治疗某类耳疾,我们也叫它“聋耳朵草”。小时候我住在北门村,村子坐落在乐清城北的大山脚下。那里三面环山,居高处而俯瞰全城,有两条水系四季不断、日夜不停地绕村奔流,一条叫金溪,一条叫银溪。不知是溪还是河,源头在大山里面;大大小小的瀑布从黝黑的山壁上蹿出来,从嶙峋的巨石间垂下来,最后都一一隐入苍翠的大地。北门村应该是得山独厚、得水独厚。村里遍是纵横交错的沟渠,不知多少年前,先辈们用一块块山石堆叠垒造而成。日夜奔流的渠壁上长满了各种亲水植物。这些沟渠并不是为了灌溉,仅仅是单纯地让它们从村里哗哗地穿过而已,像极了一位驻村的游吟诗人。村民房子都挨着这些沟渠而建,一开门,脚下便是那缓缓流淌的清凉。在门前铺两块半米来宽的石板,便可进出自如,像架了一座极小的桥——现在回想那些石板都觉甚为可爱,黄黄的,润润的,透着点亮。滑人的眼,却从不滑脚。
北门村是整个乐清城最先入夜的地方。天刚黑,整个村落便静了下来,透过窗户,望见的是路口小店里散发出来的那黄蒙蒙的宁谧灯光。卧在床上不久,窗外便响起了“哗哗”的细碎而柔软的水流声,如滚珠滚过;如母亲的轻语,声声催人入梦。北门村应该也是乐清城最早醒来的地方。清晨,早起的人们会抓着一口碗站在门口的石板上,一边刷牙,一边与经过的村民互相打招呼。白色的泡沫滴在沟渠中,挂在渠壁的野草上,像是草儿开出了白色的花。
印象中,家乡的虎耳草便长在这些沟渠的石缝间,一长就是一大片。有时候,密密层层的叶片间还会探出几根金紫般暗红色的须儿,须上带着纤弱的细勾,使它们倔强地攀缘在渠壁的石块上,像探路者一样向远处爬去;有些须儿则挂在渠中匆匆流过的水面上,如钓叟伸出来的钓线,老成稳重地随风摆动。
那时候的北门村是最美的,祥和安静,又充满了希望;那时候的沟渠是最清澈的,孩子们挽起裤脚站在沟渠中,从这块石板下猫着腰,对着那块石板下的玩伴喊着什么,能在流动的渠水中看到自己晃动的笑靥;那时候长在这些沟渠壁上的虎耳草是最富有生机的,至少我还没有在哪里见过如此繁盛的虎耳草,一丛丛,一窝窝,纤细的须勾儿爬到一个松软的地方,只要有丁点儿的泥,它就开始扎根,又长成了一片虎耳草。
思绪拉回到办公室,我又凝视起眼前的这盆茂盛的虎耳草。这一两年来,我奔波于应付柴米油盐的俗务,已经好久没打理过它们了,可它们却依旧长得如此倔强。
沈先生曾经说:“虎耳草很能适应各种土质,开小白花,是消炎去毒的一种好药。它们每片叶子都很完整,虫子是不敢去咬它的。”
其实沈先生是不知道的:虎耳草也招虫。每年春末夏初,我们在沟渠里玩的时候,大人们一吼,我们就会不假思索地趴下来,贴着沟壁藏起来。那时候就会清晰地看见粉虱、蚜虫们爬满了虎耳草的叶面,遍布在辐射状白色纵纹之间。我们谁去管它呢?过一段时间,瓢虫就不请自来了。它们享受着虎耳草为之准备的盛宴,一个个吃得腰圆膀粗。当它们离开时,虎耳草被压抑的活力就迸发出来了,长得更壮实了,更青翠了。
沈先生爱虎耳草,但终究还是欠了一点虎耳草的通透啊。
一九八二年,落寞的沈从文再次回到家乡凤凰。他在小船一靠岸后就抬头向渡口的悬崖上望去,喃喃地道:“悬崖罅缝间绿茸茸的,似乎还生长着许多虎耳草。”沈先生下世后,亲友们特地采了许多虎耳草栽在他的墓的周围。
可是我的老家北门村的虎耳草估计已经没有了,就连那些纵横交错的沟渠也被钢筋和水泥抹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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