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专访｜评论奖陈晓明：文艺批评的孤勇者，永远在挑战的剑客

航班晚点，高铁晚点，为赴杭州的春风之约，陈晓明一来一回都是深夜抵达。

回京后，他一天也没得歇，赶项目、上课，赴老友张炜的《去老万玉家》新书发布会，接着又参与北京作协换届，连轴转得甚至没空打开行李箱。 

4月19日，在杭州举行的第12届春风悦读榜年度颁奖盛典上，陈晓明以《陈晓明文集》获得春风评论奖。

在获奖感言中，他说：“特里林说‘我只谈论最优秀的作品’，我想我也是一直秉持这样的一种精神。我从事文学评论、文学理论研究工作也有四十多年了。能从一部作品当中读出一种独特的味道和独特的意义，我觉得是对这部作品的重新发现，自己会有一种欣喜，想着把这种欣喜用文字表达出来，让更多的人一起感受优秀作品，这成为我的责任、担当与作为。”

陈晓明在颁奖典礼上

《陈晓明文集》八卷460余万字。一个月前，样书寄到时，出动了一位年轻力壮的男生去提货，吭哧吭哧扛上楼后，这套书在黑压压人头的包围下，开箱拆封——

中文专业毕业的同事说，这一册是我们学过的教材；读社会学的同事挑了两本抱着，想借回家慢慢啃；视频组的同事已经操心起几天后的工作，觉得拍摄学者压力山大。

陈晓明，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在北大畅春园的办公室畅聊三个多小时后，陈晓明带着我们来到未名湖畔。淡青的湖色，雕梁画柱的教学楼，迎春花盛放的鹅黄软烟里，一身深蓝的他缓步徐行，一如这套文集的封面，深邃之中，理论与激情、诗性与思辨并存共生。

陈晓明接受专访

【1】

文集出版后，陈晓明在很多场合郑重感谢过广东人民出版社，包括在春风悦读榜的颁奖典礼上，“因为出版文集不仅需要倾注许多精力，还要付出艰辛和担负责任，说实话还需要资金。”

他很真诚地说，希望这套文集不会让出版社亏钱，但也应该不会让出版社亏钱。

“能有多少人会来看学术书？”陈晓明问过自己。有一次，他关注到一个根据数据抓取而生成的排行榜，这套文集挤进了前列。“似乎也有一些人在讨论”，陈晓明谦虚地说。当我们告诉他，在某站上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讲课视频有几十万的一键三连（点赞加收藏）时，他略吃了一惊。

网友的留言中，称呼陈晓明是“狠人”。狠人出狠作：在春风榜的北京终评会上，所有评委一致认为，这套文集是2023年中国文学评论界的现象级著作，以鲜明的世界性视角，审视和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过去与未来，开拓了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的疆域，对当代文学的理论和文学批评作出巨大贡献。

而八卷文集，并不是陈晓明30多年来研究的全部。陈晓明一共出版了28本书，并未全部囊括进八卷本。

他自嘲自己喜欢写长文章，开玩笑说这是北大的传统，“我们北大的老先生讲课一个学期，最后讲了一个导论。”

大文章，是高强度的写作。陈晓明在其中一卷的自序中提到，他几乎是同时在进行《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和《德里达的底线》两个项目的撰写，写完10多年过去了，头发也花了大半。

“那个时候怎么说呢？生活很仓皇，上有老，下有小，收入不高，东奔西走，还给自己加很多的任务，挤压自己所有的时间。”

窗外，传来球场上学生进球后的喝彩打气声，大家的眼光都不由自主地飘了飘。“换成是在写作的话，这声音干扰不到我。当年我一边抱着孩子，一边在电脑前敲字，那边还烧着开水，你得一边写一边听着，水是不是开了，得过去关了火，再回来写作。”

《中国当代文学主潮》获2010年度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德里达的底线——解构的要义与新人文学的到来》2011年获北京大学第11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是整套文集中的代表作。

“可能我从小就是有这种毛病，十二三岁上山砍柴，就给自己挑很重的担子，觉得找到了一种安慰，觉得自己在努力。”

春风论坛的陈晓明（中）与毕飞宇、罗伟章、西川、欧阳江河（自左而右）

【2】

一生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甘苦自知。十几岁的时候，陈晓明就能捧着黑格尔看得入迷，哪怕很多地方并未看得十分明白。

“我从小喜欢理论，后来知道有文艺理论这门学科，不知道有多欣喜。”但一头扎进去，是一生漫长的甘于寂寞。

多年前，陈晓明还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博，去听了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的鲍昌先生做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世界哲学大会讨论哲学家德里达，但受邀的中国没有哲学家可以参加。

“我就想，那么我来写一写他。”陈晓明对德里达有所了解，他提出的“解构主义”理论对文学批评的影响非常深。

早年的博士论文《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与主体》199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多年后，陈晓明在一次学术大会上遇见德里达，送了一本给他，并附言“您的思想对中国年轻一代学者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在80年代后期，中国竟然有人这么重视写我的东西吗？”德里达很高兴。这本书，后来作为德里达的藏书之一，在他去世后被捐给了国外一所知名学府。

“我的一位朋友去那所大学访问时，发现后告诉我的。”陈晓明说，研究德里达是他的终身志业，能被所研究的对象认可，很欣慰，有一种“心安理得”。

在国外，做学术都会被问，你是做什么的？有人做康德，有人做黑格尔，有人做海德格尔……“做一个人，心里才有一个底。”陈晓明说，心安理得的是“对自己有了一个交代，这辈子至少没有欺世盗名，具有某种理论学术的根基。”

“我希望我的学生也能认认真真地去做某一个人，明确一个研究对象，能够沉下去，深下去。”他说。

陈晓明与北大学生

【3】

陈晓明的一位师友曾经这么描述他：一个充满道义激情的小伙子，当年是，现在还是。

李敬泽形容初识他时，如同看到从天山上下来的“剑客”，鲜衣怒马，闯荡江湖，在文学大地上展开理论的探险，在漫游中无边地挑战。而现在，他既是侠客又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活跃的批评家。

陈晓明哈哈一笑，说多年来，不知道跟作家们有多少场争论。“跟余华是最多的了，有时候都会不欢而散，但过后又很好，我们都是不记事的。为了艺术，面红耳赤，这都不算什么。”

相争甚至不仅限于文学。“王蒙先生说他用五笔，我说我也用五笔，他说我五笔只练一个礼拜，我说我只练五天。”批评家与作家坐到一起，话题的跳跃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

王蒙、陈晓明一行游西湖 

此趟杭州之行，陈晓明跟王蒙边游湖边聊最新的电影和美剧，跟毕飞宇切磋老年人健身的真理与误区，跟一众获奖嘉宾分享他的煮面之道，过程如同科学实验般严谨。最后，我们一众旁观的人得出，这位老师是一个技术控——

“差生文具多，哈哈，我喜欢研究什么是最专业的跑步鞋，最专业的运动手表。”

“对车略懂一点，处在技术的前沿。”陈晓明一坐上接机的车，就报出了型号、厂商和价格，并且论述起与同赛道电动车比较的优劣。

“我喜欢科技，挣点钱多不容易，当年都扔那上面了。”聊起电子产品，他说他的学生都比不上，“差了一大截了”。

陈晓明总结自己：“我有一个病态的爱好，我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所以喜欢研究身边的一切。”

尽管他总提起一句话，“衰老对于男人是一种意外（托尔斯泰）”，说自己身上一直有一种对正义、良知、责任的坚持，但现在精神还在，力不足了。”

不过，从春风之行陈晓明与老友们相处中透出来的精神劲儿来看，他说的“心有余而力不足”稍稍显得有点言不由衷，高强度的活动安排下，他的神态自若轻松，更重要是在获奖感言中，他说，有生之年将尽更大的努力去阅读更多的优秀作品，而且坚持写作下去。

剑客不老。

|对话陈晓明

潮新闻·钱江晚报：浙江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学积累，特别在现代文学史这一阶段。在您看来，这种积累是什么时候开始，又慢慢成熟的？

陈晓明：翻开古籍看一看，据说记录在籍的浙江文化名人就有上千位，这是别的省和地区都比不上的，浙江的文化传承是不用说的。

我觉得浙江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浙江不仅出现当代的大作家，还出大翻译家，像梁实秋、朱生豪、穆旦、草婴等等，一下子举不过来。鲁迅、茅盾、夏衍也做过很多的翻译，尤其是鲁迅，懂日语，懂俄语，翻译过多达14个国家100多位作家的200多部（篇）作品。

所以，浙江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厚，不只有来自中国的传统，对外来文化世界的优秀文化成果，吸收也非常广泛。

潮新闻·钱江晚报：与前辈们相比，当代中国文学里的浙江文学（浙派）有形成新的特质吗？在作品中又是如何体现的？

陈晓明：浙江有一大批著名当代作家，有早一代的叶文玲、黄亚洲等等，有余华、麦加、艾伟等等，到后面60代又是一大批。

浙江的当代作家是比较讲个性的，与浙江人温和的性格反差很大。

余华，我们二十几岁就相识了，他本人有天真、朴实、单纯的一面，但他的语言非常锐利，会写那些令人恐怖的东西。

像麦家，他也很喜欢写偏离生活的那个方面，开掘自己的道路，去寻找一种抵达极限的命运。

艾伟的小说断裂感也很强。我非常欣赏他的《爱人同志》，我在跟学生分析小说最后的结局时，曾说过他（艾伟）心何其狠。

仔细读浙江作家的作品，背后是非常狠的力道，就像看透一切，大彻大悟，在阅读时需要有一种心理承受力。

潮新闻·钱江晚报：您书中提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一个激烈变革的时代。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下，当代浙江文学受哪些方面的影响比较大？

陈晓明：这个说起来比较复杂。

比如余华，就曾经特别谈到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小说里有一个情节，医生拿着灯去照病人当时溃烂的状态，那个是非常恐怖的。后来，余华在《一九八六年》中写主人公砍自己的腿，砍得鲜血淋漓，我觉得跟卡夫卡是有关系的。

除了卡夫卡，川端康成对余华的影响也非常大，很多读者看不出来。余华的天分太高了，所以你完全看不出痕迹，但是仔细一辨那个味道，就有某种一脉相承的东西。

我还记得有一次在会上听到余华讲到鲁迅对他的影响，大约是1996年，那是我第一次听他说起鲁迅。他称从中学的时候就一直读鲁迅。鲁迅对语言的那种控制，那种简洁、冷峻、沉着，我觉得余华应该是学到家了。

余华曾经承认他在打磨作品时，以普鲁斯特为标杆，他后来还非常赞赏麦克尤恩的写作，我也曾经说过，他是中国的麦克尤恩。

我想余华吸收的东西还是很平分秋色的，鲁迅、卡夫卡、川端康城、普鲁斯特……能够把这几位的东西羽化成自己的东西，他确实是是天分型的。

潮新闻·钱江晚报：您如何评价当下的浙江文学或者说浙派文学？

陈晓明：我很想写一篇有关地理文学概念重新复活的文章。

看上去，这跟当下的时代是矛盾的，因为提倡全球化、城市化、去地方化，但是在文学上强调地方，是有意义的，文学一定要和时代保持距离，甚至和时代背道而驰。

这是阿甘本说的，当代性就是一个人与自身时代的一种独特关系，它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

德国汉学家顾彬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讲到鲁迅，就说鲁迅和他的时代保持了距离，鲁迅适合的时代跨度非常大。2018年我看到一个数据的统计，就是在人文学科，鲁迅的引用率高达46%。鲁迅确实有道理，是吧？

当年，科耶夫开讲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听讲者甚众，都是法国一代俊杰。据说巴塔耶某天听完讲座，发出感慨说：“老黑格尔，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多么有道理。”后来德里达写了一篇文章论巴塔耶，引述这句话作为题辞。

黑格尔距科耶夫讲课的时代都过去多少年了？150年了，是吧。那么鲁迅过去100年，我说鲁迅套一下那个话，“鲁迅，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多么有道理。”

我们现在都说不出他（鲁迅）那样的话，还是他讲得最深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余华、麦家他们都深受鲁迅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浙派是成立的。关于过去的历史也好，还有现代的渊源也好，还有当代作家的一种努力，我觉得应该去强化浙江的文化品性、文化风格。

潮新闻·钱江晚报：包括浙派文学在内，这两年我们还看到有“东北文艺复兴”“新南方写作”这些概念的提出。您对地域性文学怎么看？

陈晓明：我觉得，今天强调地方化是有积极意义的，文化应该更加丰富、更加多样。中国地大物博，每个地方都有当地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语言，而且保持得非常好。

举一个卡夫卡的例子。有专家研究，为什么卡夫卡能写出那种语言。因为当时奥匈帝国是多民族的，卡夫卡讲的德语，和德国的普通话德语，在发音和语法上都有区别。卡夫卡搞出那种语言，才特别有味道。

所以，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地方，确实好像不应该形成一种主流文学，文学应该多元。

陈晓明在春风论坛上

潮新闻·钱江晚报：能用几个词来描述您对这套八卷本文集的评价吗？

陈晓明：我脑子里首先跳出的词是“时代感”。我做过很多的命名，先锋派、晚生代、后新时期、个人化写作、后现代、后历史、晚郁时期、漫长的20世纪、漫长的90年代……等等等等，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不断强调，就是1987年之后，从新时期进入后新时期（新时期后期）。我始终在做这样的一些划分。

我的文字比较贴近作品，贴近文学的事件性，贴近文学的现场，处于对当代文学的变革历史境遇中。今天去读的话，甚至有隔世之感，这恰恰表明它属于那个时代，它和那个时代联系在一起。所以回过头来看一看，我觉得写下的这些文字还是见证了一个文学发展的历史，有一点点慰藉。

潮新闻·钱江晚报：文集的每一卷，前面都有一首诗作为题辞，还有您以前出版的书也是这样。把一首诗作为一本书的题辞，是出于什么考虑？

陈晓明：有一些是诗，有一些是哲学家的话。我觉得它们是语言的极致，能够表达非常丰富的东西，那些包含想象和无穷意味或无限可能性的思想，正是我最为向往的。

所以，我希望我写的批评文章也能够有一种诗性的效果和意境，给人以想象，给人以思考，给人以启发，在理论和传播中间找到一个平衡。尤其是岁数大了，我更追求这个，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做的还是不够。

潮新闻·钱江晚报：对于这套书，您对不同程度的读者有一些什么样的阅读建议？

陈晓明：李泽厚先生曾经说过，读书一种是精读，一种是泛读，还有一种尝尝味道。

比如说，你专业对口要写论文，这个书可能还是值得花点时间去读一读。有些读者可以随便翻一翻，像《不死的纯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主潮》，还是比较好读的，感兴趣的话，就当做一个故事翻一翻。《通透之境》文章相比短一些，适合任意选读，可以挑一些看看。

我觉得读书是这样，有时候我会坐在一个地方对着一大摞书，这个翻翻那个翻翻，一个上午也许就全部翻完了。也有可能，翻到某本书，我就停下来了，而且会花几天的时间去看它。读书应该是率性而行，受兴趣的驱动，不要给自己下死命令。

潮新闻·钱江晚报：您提到，书写文明正在被视听文明取代，文学应该生存下去吗？文学如何生存下去？

陈晓明：其实历史大趋势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的。我十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就提出了视听文明的到来，今天已经都印证了。图形带来的变化，将不可预测，我们将来是用视听来感知这个世界，来处理这个世界。

我们看到，口传文明有5万年的历史，书写文明有5千年的历史，后面的视听文明就不知道有多长了。但是，书写文明会像幽灵一样存在下去，因为它的力量太强大了，纵然被边缘化，但也不会终结，永恒地存在着。

而现在，书写文明还有活生生的肉身，我们根据文字来思维，我们有文学这样的存在，这些显得如此珍贵。我们要珍惜并尽可以延续这种历史的存在。未来的视听文明非常强大，非常美妙，但那是未知的，无限的。人不能够完全进入一个无限的世界，我们要生活在有限当中，正如生命力是无限的，但生命是有限的。书写文明如此可贵，值得我们付出努力去维系。

潮新闻·钱江晚报：现在网络写作群体越来越庞大，浙江也是网络文学的一个重镇。您提出过，网络文学在中国的发展非常独特，那么表现在哪些方面？

陈晓明：中国网络文学非常发达，这让西方也很难理解。我想可能有几方面原因：一是我们中国人一直很注重书写的能力，以书写来判定一个人的才华，这成为我们的一种文化传统；第二点，书写是一个人进行自我肯定和自我确证的方式，是一部分人获得自我才华塑造的一种方式；第三点，网络文学确实建立了一种快感机制，不管是写作者也好，阅读者也好，都能从中获得一种满足，是一种最廉价又简便就能获得一种快乐的方式。

网络文学很多元，很复杂，所以不适合单纯用文学性去讨论它，它的产品属性更强，功能性很强，可以说是社会的一种安慰剂，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陈晓明，1959年2月出生于福建光泽，文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等。著有专著20多部，发表论文评论近400篇。主要著作有：《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1993，2004修订版）、《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与主体》（1994）、《不死的纯文学》（2007）、《德里达的底线——解构的要义与新人文学的到来》（2009）、《中国当代文学主潮》（2009，2012修订版）、《守望剩余的文学性》（2013）等。曾获“华语传媒文学大奖 ”2002年度评论家奖，2007年度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2014年获腾讯首届文学大奖年度批评家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