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今天，泰戈尔首次访华，写给西湖的诗篇依然动人

4月12日，一个看似普通的日子，100年前的今天，一位从印度远道而来的诗人，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印记。

这天，即将64岁的泰戈尔受梁启超、蔡元培邀请，乘坐“埃塞俄比亚号”客轮抵达上海港，开启长达40多天的中国行。此行之前，泰戈尔去过欧、美、亚、非等许多国家，却独独没有踏足过中国，这种特殊性为这位广为人知的印度诗人蒙上了神秘的面纱，文化界和媒体揣摩着他的来意，公众期待能一睹这位魅力无穷的诗人真容。

直到泰戈尔来到中国的领地，为反殖民主义和东方文明呐喊时，人们逐渐意识到，这位被称为“最具有思想家头脑的诗人”，带来的是恢复和发展友谊的美好愿景。“西方殖民主义不仅打断了积极的文明交流，还助长了相互猜疑和误解。泰戈尔的来访重新点燃了两个古老文明在现代的交往。”梁启超曾这样介绍泰戈尔。

也因此，泰戈尔来访被赋予了改善中国知识界思想状态的浓厚期望，人们期待他能够成为交流的使者，呼吁历史的变革，为当时中国内外交困的境遇开出“灵丹妙药”。

对那次中国行，历史事件中的参与者或许意见不一，但站在百年的节点，重审泰戈尔的思想遗产，我们仍能感受到这位文学巨匠的重要作用，以及生发于他丰富阅历的，开创亚洲新未来的深远洞见。

泰戈尔像，徐悲鸿创作于1940年。

【1】当“泰戈尔热”风靡全球

1861年，泰戈尔降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是家里最受宠爱的小孩。

来自家庭的文学熏陶造就了泰戈尔厌恶刻板和喜欢自由的性格特质，13岁时，他开始尝试诗歌创作，并发表了《野花》《诗人的故事》等长诗。

那时的他大概想不到，52年后的1913年，自己会因诗集《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在西方国家掀起“泰戈尔热”。

这股风潮蔓延到中国，则是20世纪20年代，彼时，记录泰戈尔心灵旅程的《飞鸟集》经郑振铎选译后传入中国，这本有300多首清丽小诗的诗集，被视作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曾在中国文坛风靡一时，书中那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至今仍被人们所传颂和反复引用。

可以说，就是因为《飞鸟集》，这位诗人的隽永情感和生命哲思，开始在中国的土壤里发芽，被更多国人所知晓。据当时媒体报道，泰戈尔抵达中国时，两三千人将道路围得水泄不通，还有人涌上船，为他戴上花环，并摄影留念。

与中国对泰戈尔诗作的喜爱相呼应，泰戈尔对中国也有着浓厚的情感，“朋友们，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

显然，这趟旅行给泰戈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年时光，他经常想起中国的锦绣山河和中国友人，“我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我深深地体会到，哪里有朋友，哪里就有新生。”1941年，病榻上的泰戈尔留下《我有一个中国名字》，至今仍有无数人为诗作中的深厚情感而动容。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中国名字叫“竺震旦”，是泰戈尔在中国过64岁生日的时候，梁启超赠予他的。这个名字中，“竺”源于中国对印度的古称， “震旦”则是印度对中国的古称，寓意中印两国文化的交融与源远流长的情谊。

泰戈尔访华旧照。从左至右，分别为林徽因、泰戈尔、徐志摩

【2】“东方诗哲”的中国记忆

在中国的40多天，泰戈尔去了上海、杭州、南京、北京、太原等地，并多次发表演讲，鼓励人们心向光明；如今追随泰戈尔的脚步，亦能找到他留下的宝贵遗产——

1924年4月14日，泰戈尔前往杭州，3天里，泰戈尔逛西湖，划游船，又去了西泠印社、灵隐寺，访问了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的陈三立——陈寅恪的父亲。最后一天的午后，泰戈尔在浙江教育厅，发表了名为《从友爱上寻光明的路》的演讲，到会有3000多人。

这是一次即兴演讲，原本并没安排。作为翻译，徐志摩先暖了下场。他说，泰戈尔爱好清静，不大愿意在公共场合演讲，但大家如此热情，盛情难却。然后，他透露了诗翁写给西湖的一首小诗。“他今日看见西湖山水，就生出无限的感想，并作了一首诗：山站在那儿，高入云中，水在他的脚下，随风波荡，好像请求他似的，但是他高傲的不动。”

如今的我们，走在西湖边，依旧能看到诗意中朦胧又清晰的潋滟水光与空蒙山景，在泰戈尔的笔触中，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婉转柔情和光风霁月，也让更多西方国家体会到了东方精神的美。（关于泰戈尔在杭州的故事，我的同事曾经写过详细的报道，有兴趣的可以点击这里，读一读。）

1924年5月1日晚，在清华大学大礼堂，已抵达北京一周的泰戈尔为清华师生做演讲，呼吁莘莘学子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做出贡献。“人类的文明正等着一个伟大的圆满，等着她的灵魂的纯美的表现。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应得在这个方向里尽你们的贡献。”1924年5月2日，媒体广泛报道了这次演讲，触发无数有志人士的共鸣。

当然，这只是泰戈尔思想棱镜的一个侧面，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创作的作品中，始终能看到他对人道主义与和平的倡导，以及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性解读，这样的观念，对郭沫若、徐志摩、冰心、王统照等中国作家产生过深远影响，今天也仍具现实意义。

泰戈尔也痴迷于中国文化的韵味，也因此与“伶界大王”结下深厚的情谊。

1924年5月7日，恰逢泰戈尔64岁生日，文学团体新月社于10日晚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礼堂用英文演出了泰戈尔创作的著名话剧《齐德拉》，他与梅兰芳共同欣赏了演出。演出结束后，泰戈尔向梅兰芳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在中国能看到自己写的戏，我太高兴了。可是，我更希望在离开北京前，还能观赏到你的表演。”

这个愿望很快便被实现，9天后，在刚刚落成的珠市口开明戏院，梅兰芳为泰戈尔表演了新编的大型神话京剧《洛神》，无论是舞台上的翩若惊鸿，还是京剧艺术的独特魅力，都让泰戈尔如痴如醉。5月20日，临去太原前的饯行宴上，泰戈尔即兴用孟加拉语赋诗一首，赠予梅兰芳，并亲自将之译为英文，大声朗诵：“认不出你，亲爱的／你用陌生的语言蒙着面孔／远远地望去，好似／一座云遮雾绕的秀峰。”

这首诗道出了泰戈尔对京剧的理解，以及他对梅兰芳表演的深厚共鸣。

37年后，即1961年，为纪念泰戈尔诞辰100周年，梅兰芳在《光明日报》发表诗歌《追忆印度诗人泰戈尔》，这也是他的遗墨。

百年后的今天，再读这两首跨越时空的诗作，似乎还能看到作品背后两位艺术大师的真挚友情。

梅兰芳表演《洛神》

【3】一颗文心，跨世情缘

百年前，泰戈尔踏上他所敬仰的热土，留下一颗文心和促进友好的佳话；1941年，他逝去后，国人依旧感念他对中国纯粹的爱，并把这种情感延续了下去。

“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至今，中国人民还以怀念的心情回忆着1924年泰戈尔对中国的访问。”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国际大学时，对泰戈尔做出高度评价。

季羡林也高度认可泰戈尔的文化贡献，这种情感，被他融入到了文章中：“他（泰戈尔）在中国文化中发现了极可宝贵的东西，因而给了它最高的评价。”他指出，泰戈尔对中国人，对中国文化估价之高可以说是无以复加，“这番盛谊隆情值得每个人铭感。”

正如人们所期望的，今天，泰戈尔和他的作品，在中国依然仍广为人知，他的影响也超出了人文交流的范畴，一步步拓展出政治、科技合作的全新空间。泰戈尔有关“重新开辟古代精神交通的道路”和“亚洲思想融合”的伟大理想，即使任重而道远，但仍具有必要性。

正如泰戈尔本人在演讲中所说到的，“让我们两个国家把欢迎的灯点起来，迎上前去吧！如果由于逆风说不定谁的灯会被吹灭，那就让我们互相帮助吧；说不定谁会晕倒，那就让另外一个把他唤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