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孔子的八个字可以作为新闻人的信条

这个春天，人们在纪念金庸先生百年诞辰——从他出生的浙江，到生活大半生的香港，以及世界各地武侠小说风靡的地方。

3月29日，在杭州滨江的永禾艺术馆，一场“金庸诞辰100周年纪念展” 开启。

展览有三位策展人：杭州永禾艺术馆馆长应忠良、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何春晖、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卢敦基。

他们在工作与生活中，都曾与金庸有过深度交往：金庸生于海宁，应忠良曾担任过海宁市市长；金庸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期间，何春晖曾任人文学院院办主任、院长助理；金庸在浙大招收过三位博士生，卢敦基由他直接指导，成为其关门弟子。

2015年，三位策展人携手创作《乡踪侠影——金庸的30个人生片断》（以下简称《乡踪侠影》）一书，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在展览现场，很多人拿到这本书的全新修订版，金庸诸多人生片断背后的细节，得以再度考证，来到阅读者面前。

《乡踪侠影》 张浚生 主编 应忠良 卢敦基 何春晖 著 红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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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孔子的八个字

这场题为“家国情怀 大侠金庸”的纪念展有200多幅珍贵照片，一展金庸与家乡浙江的关联。

1924年春，金庸生于海宁，幸福而短暂的少年时光终结于战乱，他无奈在颠沛流离中辗转求学。从海宁袁花到嘉兴，到丽水碧湖，再到衢州。又西行江西，经湘西，抵达重庆，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返回家乡。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金庸的武侠创作理念在战火和离乱中被锻造，在一部部小说中得以传递，而且，这样的理念又不止于武侠小说。

金庸曾说过，对他而言，写小说是附属于新闻工作的副业。

1993年11月24日，在一场面向各地新闻人的演讲中，金庸说，自1946年在杭州参加《东南日报》做记者，到1993年3月底辞去明报董事会主席，他的新闻工作整整做了47年。他觉得这一生过得“相当多姿多彩，花样不少而快乐”，完全得益于新闻工作，“因为新闻工作就是多姿多彩，就是花样不少而快乐”。

至于写小说为“副业”之说，金庸的原话是这样的：“写第一部小说时，我在香港《新晚报》当副刊编辑，是为了报纸的副刊需要而写，此后的小说则是为《明报》的需要而写。”

展览中有金庸的入职登记表、保证书，还有他写于1947年的两封辞职报告，它们都写于10月6日，两封都有回复字样，第一封为“慰留件”，第二封为“勉予照准件”，留人与放人，有那个时代的报业风范。

《乡踪侠影》中，有一句话说：就职杭州《东南日报》是青年金庸人生旅途上的一个重要起点。正是在这里，他踏进了报业大门，并几乎穷尽一生与这一职业相守。

上世纪40年代的《东南日报》记者查良镛，负责收录英语国际新闻广播，编写国际新闻稿。在不到一年的职业生涯中，深受同事与上司的好评。当年的总编汪远涵先生曾有回忆：“他行文流利，下笔似不假思索……查良镛还编过一个副刊。”

1988年，在暌违多年之后，金庸致信给这位当年的老上级：“承不以浅薄见弃，遽授以编辑一版幽默副刊，我以咪咪博士之笔名与读者嘻嘻哈哈；相隔四十年，往事仍如在目前。”

金庸认为，孔子所说的八个字可以作为新闻人的信条：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通俗而言，即是：对于不大清楚的事情，不可未经调查而任意推测；对于证据不足的情况，不可武断地认为必定如此；已经报道了，或者已经评论了，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那就不可拘泥固执、文过饰非；对于任何事情应当客观，不可自以为是，主观地认为自己一定是对的。

在武侠小说之外，作为新闻从业者的金庸值得后来人一读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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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的作家

赫赫有名的金庸，形容自己为“普通作家”。当有人指出他与鲁迅先生有几点相同时，他说，自己与鲁迅“都是浙江人，这一点是赖不掉的”，同时，二人都关心时事，关心国家兴亡，又都曾在外国人统治的地区中生活与写作，这也毫无疑问。但是金庸认为，他与鲁迅有最大的不同：“鲁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作家而已。”

他的谦卑，不止于此。

金庸知道，学界为他的作品开了为数不少的研讨会，他时常不敢参加，或是仅在开幕式表达感谢之后就离开了，原因在于，很多会议的题目都叫作“金学研讨会”，“题目太漂亮，我不敢接受。”金庸觉得，说到“金学”，万万不敢当，“我自己目前还在用功读书，希望自己学有所成，将来能做一个学者，不敢让真正的专家学者们来研究我的作品。”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以书名首字的十四个字为联，概括自己的创作，当然，短篇《越女剑》并未包括在内。

读者时常问：“你最喜欢自己哪一部小说？”金庸觉得这个问题很难答复，常常不答。

不过，单就“自己喜欢”而论，他比较喜欢感情较强烈的几部：《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飞狐外传》《笑傲江湖》。

又常有人问：“你以为自己哪一部小说最好？”金庸说，这是问技巧与价值。他说，相信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有所进步：长篇比中篇、短篇好些，后期的比前期的好些。

这些观点，也有许多读者并不同意。金庸说：“我很喜欢他们的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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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与西湖，两种深情

金庸把女性写得好，这是所有读者的观感。他说，自己崇拜女性——

“女性不但比我聪明，道德上也比我好，女性的武功不一定比男性强，但她们具有男性所没有的一个根本优点：不把名誉、地位、面子、财富、权力、礼法、传统、教条、社会责任等看得那么重要，而专注于爱情与家庭。女人往往爱得比男人深刻，至少在潜意识里是这样，许多男性在国家、民族等漂亮的借口下追逐名利、追逐权力、追逐身外之物，贪污腐败，做了许多坏事，而女性往往看轻这一切。我对女性的崇拜和描写，是想间接否定男性在社会中扭曲人性、轻视真情的这一切。”

对这座杭州城，他也是深情。

《书剑恩仇录》第七回，陈家洛遂带心砚到湖上散心：“在苏堤白堤漫步一会，独坐第一桥上，望湖山深处，但见竹木阴森，苍翠重叠，不雨而润，不烟而晕，山峰秀丽，挺拔云表，心想：袁中郎初见西湖，比作是曹植初会洛神，说道：‘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不错，果然是令人目酣神醉！”

随之，金庸又写：“他幼时曾来西湖数次，其时未解景色之美，今日重至，才领略到这山容水意花态柳情。”这个“他”何尝不是金庸自己。

“大闹一场，悄然离去。”金庸曾以此回答如何度过人生。如今，他离去，但并未远去。看看充满了这个春天的怀念，正如新版《乡踪侠影》腰封上说的那样：乡踪深处，侠影犹存。

图片由永禾艺术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