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检察机关起诉行贿犯罪2593人!受贿行贿如何一起查?

潮新闻 记者 张东红2024-03-14 09:57全网传播量21.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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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椒江区纪委监委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深入剖析行贿案例、补齐短板,做实做细行贿案件查办的“后半篇文章”。图为该区纪检监察干部共同探讨剖析行贿案件。王媛 摄

在刚刚闭幕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在作最高检工作报告中提到:2023年,检察机关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起诉行贿犯罪2593人,同比上升18.9%。另外,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显示:202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行贿人员1.7万人,移送检察机关3389人。一系列数据,释放了党和政府严肃惩处行贿犯罪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也反映出监察机关、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等共同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成效正在彰显。

权力集中、资源富集的领域

成为行贿“重灾区”

行贿人对党员干部不择手段“围猎”,是当前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重要原因。记者梳理近年来查处的行贿案件案例发现,行贿案件呈现出领域集中、手段多变等特点。

在行贿领域上,行贿人“围猎”往往瞄准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领域的党员干部,如工程建设、资源开发、生态环保、医疗卫生、金融等是比较集中的涉案领域。由于这些领域资金密集、关联利益较大,行贿人谋取的经济利益往往也较大,为了在项目审批、承揽业务等事项上取得支持和帮助,多次行贿、巨额行贿并不鲜见。

在行贿手段上,随着“打虎”“拍蝇”力度不断加大,行贿人直接送现金、贵重礼品等传统行贿方式逐渐减少,更为隐蔽的隐形变异手段越来越多。一些行受贿方式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如通过合伙经营、民间借贷等市场化行为收取高额回报,通过顾问、咨询等方式收取大额费用等,干股受贿、借款受贿、合作投资受贿、期权腐败等利益输送形式层出不穷。

行贿人为谋取自身利益,对公职人员竭力腐蚀、精准“围猎”,主观恶性大,后果严重。首先,受贿行贿、权钱交易往往导致经营者的不平等竞争,走歪门邪道的“风生水起”,合规经营的反而“生财无望”,长此以往,容易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市场经济难以持续健康发展。其次,行贿行为还会侵蚀政府权威,破坏政治生态,让社会公众失去对公平正义的敬畏心,败坏社会风气。

对受贿行贿这一根藤上的两个“毒瓜”,必须“连根拔起”。

“重受贿轻行贿”一定程度存在

惩治行贿有何难点?

受贿行贿一起查,已经不是新词,但一段时间以来,有些地方“重受贿轻行贿”现象依然存在,惩治行贿存在一定难点。

记者采访多名从事审查调查工作的纪检监察干部了解到,造成这样的局面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与刑事犯罪等相比,职务犯罪的隐蔽性比较强,调查过程中,有的行贿者说自己是被索贿,受贿者说自己是被动受贿,双方各执一词;还有的行贿人与受贿人存在权钱交易、利益输送,使得他们容易形成攻守同盟,通过串供、隐匿证据等方式对抗调查。其次,很多行贿人是民营企业的经营者,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对当地的经济指标和就业率贡献较大,办案过程中既要查清民营企业相关涉案人的问题,又要尽可能避免对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

实践中,如何破解 “两难”局面?记者采访了仙居县监委相关负责人,其参与主办的浙江贵某贵金属有限公司、李某某单位行贿案入选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联合发布的行贿犯罪典型案例。

“受贿行贿一起查,并不等于同等处理,要统筹运用纪律、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综合考量,分类处理。在对行贿人提出处理意见时,我们将事实变量与态度变量一并考量,不仅考虑行贿金额、次数、发生领域,还考虑行贿人的主观恶性、造成的危害后果、认错悔过态度、退赔退缴等因素,依规依纪依法精准处理。”仙居县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道,“如在办理县建设局系列案件时,行贿人李某某主动交代问题,积极认错悔错,我们快办快结,不予追究行贿刑事责任。该案另一名行贿人,对其行贿事实避重就轻,且行贿行为时间跨度长,主观恶性大,最后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行贿人“黑名单”、联合惩戒

从源头提升行贿违法成本

行贿者之所以胆大妄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违法成本过低。要从根子上破解行贿和受贿交织的问题,必须紧紧围绕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在部署2024年重点工作时强调的那样,强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完善对重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机制。

一直以来,党中央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从2021年9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会同有关单位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明确查处行贿行为的五个重点,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检联合发布行贿犯罪典型案例,再到今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二),又将党中央从严惩治行贿的政策要求上升为法律规定……一系列举措向全社会持续释放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强烈信号。

近年来,全省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积极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强化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如杭州市钱塘区纪委监委探索企业行贿人“黑名单”制度,推动钱塘区住建局上线小额工程“诚信码”管理系统,通过对小额工程投标企业的市场行为评价与分析,以“黄橙红”三码区分失信企业,并限制其在本区的小额交易行为。衢州江山市纪委监委在对行贿人的调查处置上,除给予党纪政务处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外,还根据行贿人的身份和行为所涉领域,及时向组织人事、行政主管等部门通报情况,由相应部门采取行政处罚、资质限制等措施。

除了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开展联合惩戒外,各地还加大查处行贿的宣传力度,通报曝光典型案例,深入开展警示教育,彰显对贿赂零容忍的坚定决心,在全社会倡导廉洁守法理念。

期待在受贿行贿一起查的高压下,各部门合力作用下,不断提升打击行贿的精准性、有效性,真正斩断“围猎”与甘于被“围猎”的利益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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