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家传的花鼓桶

母亲的嫁妆只有木器。木器又分方木和圆木。方木如床，桌，橱柜，椅凳；圆木如水桶，脚桶，浴盆，子孙宝桶等等。我家每件木器的底部，都写着“郑适钱奁”。我刚识字的时候，常对着这四个字发呆，首先，我认不得这“奁”字，其次，我根本不明白它们的意思。有一回我把它们念成“郑适钱区”，母亲听见了，才告诉我说那字儿念lián，并解释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姓郑的女子嫁到钱家去的妆奁。可我还是半懂不懂。

嫁妆是没有标准的。常言道“养囡赔钱货，不赔也得赔条裤”；——总不能让女儿光屁股出门吧？解放前我们村里有一大户人家好面子，光是嫁女就嫁了1000亩地，生生地把自家给嫁穷了。

我的外婆腿脚残疾，我的六个舅舅差不多都是身为长女的我母亲一手带大的，为此，热爱读书的母亲只坐了两年的课堂板凳就辍学了（婚后母亲在父亲的辅导下完成了小学课程，然后考上中学，后来又考取小教资格证书。）鉴于母亲作出的牺牲，出嫁时，外公外婆尽力在嫁妆上有所体现。可外公是穷教书匠，无田也无房，所以母亲的嫁妆只能在木器上下功夫了。

好在我们村子里的木匠和漆匠都极好，母亲的陪嫁木器，在当时应该算最新潮、最讲究的。

我们家乡有句老话，叫“命好不穿嫁时衣”，意思是女子不必争嫁妆，有福气的，婚后还能不断地添置新衣，当然也可以添置别的东西。而我母亲就属命孬的，因为在我六岁那年，父亲因冤案入狱，为了不让我们全家饿死，母亲就陆续变卖她的嫁妆，先卖掉十一扇屏风的雕花木床，再卖掉彩绘玻璃镶嵌的大衣橱，接着卖书床、书桌、画桌、琴几，最后连帽笼、鞋笼、果盒、茶盘也换了粮食。每当人家来搬东西时，母亲总是念叨，真漆两遍呢，真漆两遍呢。“真漆”，是从漆树上割下来、炼就的漆；当时许多人为了省钱，用的都是化学膝。

母亲从来不在我们面前流泪，但我能从她的脸上读出痛。看着越搬越空的屋子，我小小的心里也满是悲凉。

最后留下来的，就是一对花鼓桶。这对花鼓桶只有32公分高，肚子却大，装得下小弟的尿布和我们廖廖可数的换洗衣衫。花鼓桶的外表漆画贴金，画的是刘海戏金蟾，缀以荷花、兰草、鸟儿、昆虫等，生动有趣，很招我们喜欢。桶的上下端还绘着云头图案，庄重大气。苍白无趣的童年里，我们常将它当作花鼓来敲打，一边扯着喉咙唱着：左手锣，右手鼓，手拿着花鼓来唱歌，别的歌儿我也不会唱，单会唱只凤阳歌……

因为父亲问题的株连，母亲一贬再贬到最偏远的山村小学教书，花鼓桶就跟着我们流离颠沛。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木料做的，很是轻巧，网兜一装，八九岁的孩子都可以背着它翻山越岭。

花鼓桶的确太实用了，路上累了，我们把它就地一放，坐在上面揉脚、数血泡；母亲则坐着它给小弟把尿、喂奶；到了目的地，我们坐着它读书写作业，晚上，母亲则坐着它给弟妹们洗脚洗屁股。乡下的破屋里多老鼠蜈蚣，母亲把夜里换下来的尿布放进花鼓桶里盖好，一大早，又抱着花鼓桶到小河边汰洗。在不断搬家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失手把它掉在地上，啪地一声，我想完了，可是花鼓桶都坚强地挺住了，仿佛决心和我们生死相随，永不离弃。

花鼓桶的盖子，翻过来就是一个盆子。在没有家具的异乡外地，它成了另一种器皿派上用场。没米下锅了，我拿着它到附近的熟人家借一二升米。有一年父亲种了些茡荠，挖了后我们就用这盖子装了，给邻居和学生家长们一一送去。

特殊时期，花鼓桶也成了四旧，被勒令销毁。可这是母亲的最后家当啊！为了保住它们，母亲拿笔蘸了那种血色化学漆，先把刘海和金蟾掩护起来，然后再把蜻蜓、蝴蝶和蝉儿“埋掉”。每涂一笔，母亲的手就颤抖一下，一边忧心忡忡地念叨说，可别让化学漆“咬”掉真漆啊。

花鼓桶被毁容了，像为了保全贞节而毁容的女人。

若干年后，云开雾散。母亲说，我们的花鼓桶也该重见天日了。为了弄掉化学漆，我们拿开水烫，拿酒精擦，拿汽油洗，化学漆被洗掉了，可“蛰伏”的刘海金蟾和鱼鸟虫们再也没能复生，整个花鼓桶变得斑斑驳驳，惨不忍睹。

母亲把其中一只给了我。我很放心地让它陪伴着我的孩子们。它轻巧而坚定，像不倒翁一样善良，从来不会伤及孩子半根毫毛。冬天，儿子搬着它到灶边取暖；夏夜，又搬着它到屋外去纳凉。现在，我的孙子也把它搬来搬去，他放着整套名牌桌椅不用，偏偏爱坐在花鼓桶上读书做游戏。

看着伤痕累累、满目苍夷的花鼓桶，我感慨万千。什么叫大肚能容？什么叫坚强不屈？花鼓桶就是。它就像我们的父辈，隐忍，宽容，坚定，顽强。只有付出，不图回报。

此刻，我打开这个古老、沧桑的花鼓桶，我看到它的“内心”，那里面依然润泽，依然年轻美丽。

今年是我父母结婚86周年，这只花鼓桶也86周岁了。它服务了我们家五代六十多口人，它还将陪伴着我们的子子孙孙，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