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温州好,别是一乾坤。”这里,气候温润、钟灵毓秀,奔流瓯江,在山海交融间,孕育出璀璨的温州文化,也走出了闻名天下的温州人。
潮涌瓯江、浪花朵朵。浙报集团温州分社推出《瓯江浪花》专栏,与广大读者共飨文化生活、品读瓯越人文。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了不少茶具,不仅有温州瓯窑产的茶盏、执壶,还有当时文人最为推崇的黑釉盏,说明温州人爱喝茶的基因自古就有。
宋代盛行点茶,将茶叶碾碎成末后,置于茶盏,以汤瓶点注,一边注入沸水,一边使用工具(茶筅或茶匙)击拂。电视剧《梦华录》的女主赵盼儿便是位点茶高手,在剧中大秀宋人点茶技艺。
色变天星照,姿贞蜀土城。
视形全觉巨,到手却如轻。
盛水蟾输漾,浇茶雪片倾。
价令金帛贱,声击水冰清。
拂拭忘衣袖,留藏有竹籯。
入经思陆羽,联句待弥明。
贪动丹僧见,从来相府荣,
感情当爱物,随坐更随行。
在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大量瓷器中,黑釉瓷盏占了一定比例,产地有庆元、建窑、遇林亭窑、吉州窑等,或有福清东张窑及本地文成西坑下产品。徐照提及的黑釉兔毫盏也在其中。
温州历来是产茶的重要地区之一,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土壤肥沃,雨水充沛,非常适合茶树的生长。《唐书·食货志》记载,浙产茶10州,55县,其中就有永嘉、安固(今瑞安)、横阳(今平阳)、乐成(今乐清)四县之名。
温州茶树的种植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晋末年。那时中原士族南渡,将茶业带到了温州。唐代陆羽在《茶经》中引《永嘉图经》,说“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白茶山”极有可能指的是温州雁荡山。传说东晋永和年间,天竺高僧诺罗巨率三百子弟入雁荡山定居,在庭院内种植大茶树,“终年饮用不尽”。
唐代诗人卢仝在《茶经》中说:“温州无好茶,天台瀑布水、瓯水味薄,惟雁山水为佳,此山茶亦第一……同阳羡山芥茶无二分别”,可见在唐代雁山茶与阳羡茶比名,享誉四方。
宋代温州茶叶种植迅速发展。《宋史》记载:“崇宁元年,俄定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其置场所载……温州以平阳。”当时宋朝官方共钦定茶场13个,温州平阳位列其中。绍兴三十二年(1162),温州各地产茶数额“温州永嘉、平阳、乐清、瑞安五万六千五百一十一斤”,几乎是台州五县所产的三倍。宋徽宗更是在《大观茶论》中称赞温州的茶叶“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
文人雅士喜茶,爱茶,尤其对温州茶叶推崇尤佳。诗人梅尧臣曾得到颖公送的雁山霄峰茶,提笔吟唱:“到山春已晚,何更有新茶。峰顶应多雨,天寒始发芽。采时林狖静,蒸处石泉佳。持作衣囊秘,分来五柳家。”许景衡在《寄仙岩元上人》诗中有“龙穴梅潭抱岭斜,忆曾同试雨前茶”的佳句。“永嘉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都是嗜茶之人,在他们存世的作品中,有50余首诗与茶相关。
1876年《烟台条约》签订,温州被迫开放。其实在此之前,列强各国早已看上了温州,多次要求开放温州为通商口岸,但被清政府拒绝。
乾隆五十二年(1787),英国曾派卡斯卡特来中国,要求扩大和中国的贸易。其指令写道:“如果中国皇帝允许划给英国一块地方,在确定地点时英国特别注意……靠近上等华茶的出产地——大约位于北纬27°到30°之间。”温州完全符合这两个条件。果不其然,温州开埠后,茶叶便成为本地最值钱的一项商品,稳居温州港出口货物榜榜首,最多的一年近四万担。
光绪六年(1880年),宁波商人陆忠保在温州城区南门外花柳塘经营茶叶外销。同年又有宁波籍的高姓、从姓、李姓三商人合伙,在花柳塘开设名为“裕大”的货行,经营南北货,兼营内销茶、瓯柑、山货杂等。1893年,“裕大”货行在温州南门外创设了“裕成”茶栈,聘请徽州制茶师傅来温州指导,还雇佣了300名女工,专制外销茶,裕成茶栈所制箱茶运至上海转销国外,瓯茶在海外成功“出圈”。
1893年,温州出口茶叶首次突破1万担,此后发展更是迅速,仅一年就又翻了一倍,突破2万担。在1925年迎来了另一个出口高峰,出口茶叶40940担,每担相当于100斤,那么这年出口的茶叶就有2000多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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