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3月10日)是金庸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多项纪念活动引发了各界关注,而武侠文化也再一次受到瞩目。
在和外国友人的交往中,如何更好地向他们介绍中国的侠义精神?潮新闻记者就这一问题采访了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亚太系中国文学教授林宗正,请他就多年的教书心得谈谈看法。
金庸(图源:上观新闻)
潮新闻:您一直在从事中国侠客文学的研究,和金庸小说有关系吗?
林宗正:我从小就很喜欢在心里编故事,金庸小说那种别具匠心的情节安排给了我很大震撼。上初中以后,我每天一放学就匆匆忙忙赶回去,要看报纸上的连载。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时候看的是《雪山飞狐》。
即便是在考大学前那样一段紧张的时光里,我也常常看金庸小说。那时候已经意识到,他的古典文学功底非常好,和考试的标准答案很不一样,给我们学生提供了一种语文教育以外的趣味。而且,金庸小说里那种匡扶正义、帮助弱小、为国为家的侠义精神也让我们在“一定要考上大学”的压力下有了非常大的想象空间,能够徜徉其中,暂时忘记烦恼。可以说,我的学术生涯和金庸有着直接关系。
83版《射雕英雄传》剧照(图源:上观新闻)
潮新闻:从中国文学演变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金庸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林宗正:中国侠客的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司马迁写的《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从魏晋南北朝以降,一直到清朝,民间也一直有着关于侠客的描写。一般来说,这种故事的主题都是为家族报仇、为报知遇之恩而牺牲,或者伸张正义。在此过程中,主角为了达到心中的理想,会坚决地斩断爱情。
因此,尽管后世有一些将侠义和爱情结合的作品,比如《儿女英雄传》,但爱情元素在主题或主角行侠仗义的过程中并不突出。总体来说,侠义文学和爱情文学之间总是有着巨大鸿沟,读者不太会将它们联想到一块儿。
到了王度庐这一代作家,这个鸿沟被弥补上了。我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方面,他们认为侠义与爱情的区隔是没必要存在的,所以进行了创新;另一方面,在《三言二拍》和《红楼梦》等作品流行之后,作家们意识到,爱情故事是非常受读者欢迎的,于是顺势而为,给侠客们增加了儿女情长的设定。
王度庐的作品被改编成了电影《卧虎藏龙》(图源:上观新闻)
而在写出主角们为情所困的基础上,金庸更进一步,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女性,有了爱情、师门两不得的悲哀处境。
举个例子,在《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梅超风和李莫愁这两个女性人物都是因为爱情而背叛师门,她们残忍的背后其实有着很大的辛酸。这种情节的设置,以及勇敢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在以前的作品中是非常少见的。
此外,金庸也扩充了“侠义”的内涵。侠客不再是只为报恩,或者救助几个个人,而是上升到了为国为民的高度。他把爱情、家国情怀和侠义精神整合得非常好,可以说是文学上的一种突破。
金庸写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图源:中国新闻社)
潮新闻:在教学的过程中,您是如何让外国学生理解中国的侠义精神的呢?
林宗正:在英语里面,没有一个和“侠客”对应的词语,一般都是翻译为knight-errantry(偏离正道的骑士)。有着西方教育背景的学生在读了一些和侠客有关的内容后,就和我说:“这不是骑士。”
的确,骑士和侠客有着很大的差别。在西方的中世纪,骑士是一个阶级,是为君主服务的。而侠客和阶级无关,任何人表现出了侠义行为,就是侠客。另外,骑士是比较重视爱情的,侠客则不一定。
因此,这些年我一直在做关于knight-errantry的中国叙事的阐述。我会告诉学生,knight-errantry的精神在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教学方面,我会在上课前让学生先读《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中的一些内容,了解中国侠客的源流,上课时再提问题。接着,再让他们根据朝代一路读下来。他们是可以理解侠义精神的。
林宗正(中)在复旦大学参加学术活动(图源:复旦大学网站)
潮新闻:您认为,在如今这个时代,如何更好地在世界范围内推广金庸小说和侠义精神呢?
林宗正:之前,香港根据金庸小说拍了很多电视剧和电影,还原得很好,我非常喜欢。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推广方法。现在的技术很发达,我认为可以做一些游戏或动漫,如果在画面和剧情上有精巧的设计,是能够吸引全世界的玩家去了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的。
作为中国文学的研究者,我一直认为好的东西一定会有人继承。我们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以待后人开掘。
95版《神雕侠侣》剧照(图源:上观新闻)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