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第一个被《大公报》录用 金庸与上海有怎样的特别情缘？

今年是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各地对他的纪念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潮新闻记者在翻阅资料时发现，在去香港之前，金庸曾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当时他做了哪些事情？这段经历对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上海文学散步：48位现代文人与上海》一书的作者蒋俭。据悉，该书于2022年推出的首版已售罄，今年下半年将推出附有手绘地图的修订版。

金庸与他的部分作品（图源：上观新闻）

潮新闻：是怎样的机缘开启了您研究金庸与上海的关系呢？

蒋俭：那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小学五年级暑假，我读了借来的一套《射雕英雄传》，从此就成了金庸迷。陆陆续续读了好几部金庸小说（当时只有盗版书），也在录像厅里看了不少经典的金庸小说改编的剧集，非常痴迷。

我从小就很喜欢中国古典小说和诗词，第一次阅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时，就觉得他文字的叙述有一种中国明清白话小说的行文美感；同时，某些情节的设置又渗透着西方话剧和电影的影响。举个例子，《射雕英雄传》中有一个场景是郭靖与黄蓉在密室里静静疗伤，而外面则因为各路高手的到来而热闹非凡，此在明彼在暗，舞台感非常强。我当时就被惊艳到了。

2022年10月28日，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上海图书馆东馆举行了金庸展，展出了300多件金庸手稿、画作、早期小说版本等展品。（受访人供图，下同）

15部小说一部部读来，格局宏大，情节曲折，立意深远，金庸在小说中体现出来的古典文学修养，令我叹服。直到今天，金庸小说仍然在我的书柜里摆着，让我时不时去重温。

所以，在写《上海文学散步：48位现代文人与上海》时，我很自然地也把金庸列入其中，尝试找找他和上海有什么交集。

一开始，我以为金庸的生活轨迹主要集中在香港。但在读到傅国涌写的《金庸传》之后，才知道他在上海也留下了足迹。能与自己喜欢的作家在自己的城市有交集，让我觉得很有趣，于是便走访了他曾经生活与工作过的地方，并写进了自己的书里。

金庸展上的展品

潮新闻：您认为金庸在上海的这段时光有怎样的经历？

蒋俭：金庸是从1947年10月来到上海，在1948年3月离开。虽然时间并不长，但这段经历对他的整个生涯是非常重要的。

在上海，金庸有做了三件事情：其一是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继续求学；其二，考入了《大公报》上海馆，担任国际电讯翻译；其三，还在邓莲溪主持的《时与潮》编辑部兼职做编辑，可以说忙碌而充实。

其中，考入《大公报》的经历可以说是一段传奇。当时，这份报纸已经成为新闻界一份响当当的全国性大报，收入高，待遇好。所以当报社决定公开招聘三名翻译后，应征者高达109人，95%来自上海本市，从20多到60多岁的都有，其中包括大学教授、银行职员、“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还有附上出版作品的知名作家。

金庸展上的展品

《大公报》上海馆在应征者中择优秀者10人参加笔试，试题由当时精通英、日、俄文的《大公报》翻译主任杨历樵拟定，并由其阅卷和评分。当日试题是：电报一份，社论一篇，译成中文。金庸仅用65分钟就第一个交卷，随后又顺利通过了由杨历樵等主持的口试。由于他笔试、口试成绩均优秀，被《大公报》第一个录取。

半年后，金庸就被《大公报》派往香港。所以，他前往香港与来到上海有着直接关系。

潮新闻：金庸当年在上海的生活情况是什么样的？

蒋俭：他进入《大公报》时，编辑们集中在一间约60平方米大小的房间里工作。三排1米多宽长条桌编辑们两面对坐，每边4人，加上两头各一人，每张长桌有10人一起工作。

金庸曾对同学余兆文说起在《大公报》时的感受：“《大公报》的要求高得多，有些稿子付印以前，常要几个编辑过目，经过仔细推敲，方才定稿。报馆明确规定，稿子有误，编辑负责；排印排错，唯校对是文。职责分明，赏罚有则。写错印错都要按字数扣薪得。如果超过一定字数，那就要除名解职了。”

金庸展上的展品

尽管要求严格，《大公报》也很有人情味。给金庸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有各种福利：“晚上的夜宵倒是报馆免费供应的，说起来，多是吃稀饭，可配稀饭的，不是香肠、叉烧、就是酱鸡、烤鸭，或者火腿炒鸡蛋、油炸花生米，自然也有酱菜。晚班工作完毕，街上没车了，报馆会派车子把所有编辑一个个送回家去。”

而《时与潮》曾是抗战时期大后方最畅销的刊物之一，专事报导国际问题，间或附带评论国内问题。金庸认为，他被选中做编辑的原因可能是翻译迅速。在杭州《东南日报》工作时，他一收到这里寄去的原文稿件就着手翻译。一两千字的文章他两个小时就能脱稿，既不需要誊写，也不需要修改，当天就可以把译文寄回。

1947年12月1日，《时与潮》社址搬到梵皇渡路（今上海市万航渡路）618号。这里是一幢气派的花园洋房，俗称“小白楼”，编辑部就设立在楼下一间豪华的小客厅里，金庸则住在阁楼上。他的工作就是在大量外国报刊中挑选文章，然后剪下来，分别寄给特约作者，等他们把翻译好的文章寄回来，他再把译文和原文对照核对一遍，就可以发排了。

原来的“小白楼”现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一部分

潮新闻：在您看来，上海的这段经历对金庸以后的工作与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蒋俭：金庸的英文非常好，而且一直很关注国际局势。在上海求学和工作的经历让他“近水楼台先得月”，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在他后来创作的武侠小说中，读者们会发现，他笔下的江湖格局非常宏大。比如《射雕英雄传》的时代背景为南宋初年，宋、金对峙，以及蒙古崛起的纷争时期，《天龙八部》的历史背景为宋、辽、西夏以及大理等几个政权纵横交错的时代，《鹿鼎记》描写的则是清朝初年，满汉民族冲突的剧烈矛盾；还有《笑傲江湖》中五岳剑派的阴谋诡计、日月神教的内斗，倚天屠龙记里武当派的、峨眉派、明教的恩怨纠葛……对政治风云和手段了如指掌的金庸，积淀深厚，写出来才那么真实。

金庸展现场

另一方面，尽管金庸没有明说，但从他的表现来看，上海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和上海的因缘一直都没断。

比如，他2002年曾在上海《文汇报》报社与南美著名作家科艾略对话，并游览城隍庙，在绿波廊餐厅进餐；2007年1月28日，在上海波特曼大酒店为一对“忘年交”夫妇做证婚人。

此外，上海还影响了金庸的口音。他的老友倪匡在一次采访中说，他们两个的广东话都不灵光，所以日常交谈就是用上海话。当上海话不能表达的时候，才用广东话替代。香港专栏作家，也是《明报》副刊主编的陶杰在金庸去世的前一天与他见了最后一面。他回忆道：“当时，金庸太太跟我说，你跟他说几句上海话吧，他现在老了，想听家乡话。我就用上海话跟他汇报当前的时事、局势，他听着有反应，很清醒，很高兴，脸色很好，眼睛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