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在玉溪新平，我向彭寂宽、聂耳母子深情鞠躬！

我女婿是玉溪新平人。当年他读玉溪一中，高考录取在浙大讯电系，我女儿就读新闻传播。2003年我在卫生部《中国卫生》杂志浙江办正编辑全国卫生系统《众志成城抗非典》一专刊，女儿把他带到办公室。他们2009年结婚，现在大外孙13岁，小的双胞胎已5周岁多。年前云南亲家退休教师杨天良多次相邀，于是我们夫妻正月初三第一次去云南亲家家。

在一群云南亲戚吃饭时，女婿介绍我空时写写文章。云南亲戚热心相助，大姐夫澎建祥率先给我玉溪《新平县志》电子版、文史资料等，县人大工作的四表哥何健给了我《新平地名文化》《新平老照片》等，一位叫不出名的亲戚送来一本1993年版的《教育志》，我们7人所住的“锦秀食府”老板送给我一本《魅力玉溪》的画册。诚挚盛情和云南的旖旎风光激发了我要为昆明、玉溪、新平写文章的动力。

今天，就撰写澎寂宽、聂耳母子俩的故事。

聂耳母亲叫彭寂宽，她的老家在新平南薅，南薅是傣语，翻译过来是“清静洁白的水”。

这个小村庄是伟大的人民音乐家聂耳母亲彭寂宽的祖籍地，彭寂宽女士的祖上就是从这个村子走出的。2010年8月建成的南薅花腰傣民俗文化馆，就设在彭家的第四代远亲李国祥家里，里面有彭寂宽及彭家的家史资料，有聂耳生平事迹材料，还有不少彭家和聂耳的珍贵图片。

陈列室里的图片资料介绍：彭寂宽的曾祖父是南村人，并生有彭李和、彭李保、彭李月两子一女，除彭李月少年病故外，彭李和、彭李保都在南薅成长。彭李和，是彭寿山之父，彭寂宽的祖父（爷爷），在父母双亡后与弟弟失散，从曼线南薅村迁往元江县西门村，后迁到峨山城。彭李保，生于1844年，据说是在南村出生时被李姓人家踩生，按傣族习俗称谓才叫彭李保。彭李保少儿时与哥哥彭李和失散，10岁左右从南薅村到附近两公里外的大曼线村给徐永安家做工、帮徐家放牛放马。成年后，徐家为彭李保娶妻，生育了6个子女，1929年病故后，家人为其在丙石寨子旁做了一个当时最好的墓，碑文刻有“彭大人之墓”等字样，该墓是当地傣族在那个年代比较罕见的墓碑之一，现已遗失。

彭寂宽生于1881年9月29日，出生地在山县大塘子边。家中有四位哥哥，她是最小的女儿，彭寂宽的父亲名叫彭寿山，父母因病早早就去世了，彭寿山年纪小小就成为了孤儿，只能到处流浪，最后流落到一户姓陈的地主家。由于勤奋老实，受到了地主的信任，最后把家中的丫头许配给了彭寿山，结婚以后离开了陈家，靠摆摊维持生活。

彭寂宽自小天资聪颖，学什么东西都一学就会。虽然没有上过学，在几位哥哥的帮助下，自己学习文化知识，能阅读《百家姓》《三字经》《增广贤文》等书，并且对当时盛行的善书唱腔民歌小调十分感兴趣。十多岁时来到玉溪之后许配给了聂鸿仪，在丈夫的指导下，学习汉族文化和中医知识，很快成为聂鸿仪行医治病、开方配药的得力助手。

彭寂宽一生育有四个儿子，聂耳排行第四，是家中最小的孩子。1916年聂耳四岁时，聂鸿仪因患肺结核病故，家境衰落。在无依无靠无积蓄的情况下，彭寂宽没有倒下，而是坚强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冲破封建社会的传统禁忌，通过考试取得中医行医资格，接过丈夫留下的药铺。一名妇女抛头露面行医，这在当时绝无仅有。晚上为了补贴家用还要做一些针线活，同时操持家务照顾子女，艰难地维持着全家的生活，让四个孩子都读书成人。

彭寂宽从小喜欢音乐，特别是对玉溪的民族民间音乐更是熟悉。往往一天辛苦劳作后，入夜点上小油灯，将孩子们聚拢在一起讲“唱书”里面的故事，比如《安安送米》《孟姜女哭长城》等，讲到动情处，彭寂宽就用玉溪花灯的《走板调》《全十字》《扬琴调》对照唱本上的韵文娓娓动听地吟唱。幼年的聂耳常常依偎在母亲的怀里仔细聆听，鲜活的情节配上母亲动情的吟唱，有时会使他落下泪来。正是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下，聂耳从小就喜欢上了音乐。十岁那年，虽然家庭拮据，但兄弟几个还是用攒下的压岁钱买来竹笛、二胡，又借来一把月琴，组成一个家庭小乐队，经常在家练习演奏一些民间乐曲、花灯曲调。

母亲给予聂耳的音乐启蒙，成为了聂耳去上海投身革命音乐事业的文化基石。

彭寂宽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尽管家庭十分拮据，仍然想方设法供几个孩子念书。在家中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教育子女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彭寂宽经营药铺时，晚上经常会有人揭掉房子上的瓦片爬进来偷药材。一次，一个小偷正准备偷药，被正在碾药的彭寂宽发现了。小偷哭着说：“求求您放了我吧。家里还有五个孩子没有饭吃，妻子已经病了好长时间没钱医治。”听到这些话后，彭寂宽不但没有责怪小偷，还仔细询问了他妻子的病情，配了两副有三七、人参的药，准备了一些钱，给男子带回去。很多时候，善良的彭寂宽遇到来看病的人没有钱吃饭，也会盛饭给他们吃，遇到没有钱买药的，就把药送给病人，虽然当时家庭也很困难。

聂耳要上三年级了，在学校马上就要开学的时候，他家里还是没有交学费的钱。开学那天，小聂耳拉住妈妈的衣角说:“妈妈，我有书了。”“什么书?”“上课的书哇。”小聂耳回答，他从书包里拿出两本用香烟盒纸订得整整齐齐的本子。妈妈看着本子，鼻子一酸，泪水禁不住流了下来。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终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贫寒的生活丝毫没有影响聂耳对生活的热爱。他家有一位邻居姓邱，是位木匠，闲暇时喜欢拿一枝短笛坐在门口吹，那美妙的旋律时而像天上的云彩一样悠扬舒缓，时而像森林里的小鸟一样活泼跳跃。年幼的聂守信陶醉不已，忍不住跑到邱木匠家，跟他学习吹笛子。聂守信很聪明，学得很快，在他的影响下，两个哥哥也跟着一起学。后来，他们用压岁钱买了一支竹笛和一把二胡。从此他们家就乐声不断,常引得路人停下脚步聆听。

后来，聂耳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在学校，他是学生音乐团出色的小指挥，在他家居住的胡同，他又是街坊儿童小乐团的热心组织者。中学毕业后，聂耳被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录取。一天，他亲眼看见XXX当局杀害了三位革命者，还割下他们的头，挖出他们的心，暴尸示众，聂耳无比愤怒，他开始思考民族的命运，并加入了共青团。由于参加革命活动，他被当局列入黑名单，无奈离开家乡去了上海。这一年，他刚18岁。

初到上海，他在一家云南人开的商号里当伙计。一天，他在报上看到了“明月歌剧社”招收学员的广告，想到自己从邱木匠那里受到启蒙至今，一直没有机会投身艺术，便马上跑去报名。主考人是音乐家黎锦晖，他见这个年轻人身上洋溢着奋发向上的热情，又有音乐基础，立即录取了他。在歌剧社，聂耳很快就成了首席小提琴手，由于他的耳朵特别敏锐，大家就叫他“耳朵先生”，后来，他干脆改名叫聂耳（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

"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危难，歌剧社的节目仍然是风花雪月，聂耳认为年轻人不应沉迷于靡靡之音，离开了歌剧社。不久，他结识了诗人田汉，参加了革命音乐组织。他开始为电影和戏剧创作主题曲和插曲，《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之歌》《毕业歌》，一首又一首明快有力的歌曲从他心中涌出，冲击着中国人麻木怯懦的心灵。

聂耳在创作上最注重生活的体验和感受，大家都会唱的《卖报歌》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那是在1933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他约朋友周伯勋出去走走，他边走边对朋友说：这条路上有一位卖报的小姑娘，卖报时喊的声音很动听。当他们走到吕班路（此刻的上海重庆南路）口时，果然看到了一小姑娘走来走去，匆忙地卖着晚报。她声音清脆、响亮，有顺序地叫卖着报名和价钱。聂耳走过去买了几份报，同时跟她聊了起来，明白她父亲有病，家庭生活困难。在回家的路上，聂耳沉重地说：“很想把卖报儿童的悲惨生活写出来，要请田汉或者安娥写词。”

过了几天，安娥把词写好了，聂耳找到了那位小姑娘，把歌词念给她听，然后问她有没有不适宜的地方。小姑娘想了一下说：“都挺好，但如果能把铜板儿能买几份报的话也写在里边，我就能够边唱边卖了。”聂耳回去立即和安娥商量，在歌词中添上了“七个铜板能买两份报”的句子。之后那位小姑娘真的一边唱一边卖，她的歌声使她的生意也好了起来。此刻聂耳已经去世了，但那位小姑娘还活着。人总是要死的，但聂耳的《卖报歌》将长存于世。

“一二八”以后，中共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力量，年轻活跃的聂耳被列为首批培养对象。培养和联系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负责人田汉，之后介绍聂耳入党的也正是田汉。但在聂耳目前保留下来的十多万字的日记、文章、书札里，关于田汉的描述却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流水账式的记录，至多用“很好”这样的字眼笼统地表示一下。在田汉的眼里，聂耳最初只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贫苦学生，两人阅历、资历以及性格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聂二人在音乐创作中的默契合作。

毕业后的1933年至1935年两年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共同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十四首歌曲，几乎占了聂耳全部作品的一半。聂耳的处女作《开矿歌》是两人合作的开端，之后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则是两人合作的巅峰。

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与聂耳相识后，田汉给了聂耳不少的鼓励和帮助，并介绍聂耳在1933年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聂耳，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唯一信仰，更加热情地投入革命音乐的创作。当时中国电影事业刚刚发展，左联艺术家们拍摄了很多反映人民大众生活的进步影片，聂耳用他的小提琴在影片中演奏音乐，用音乐表达出丰富的情感，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扬。

1933年8月，聂耳用他心爱的小提琴为电影《母性之光》作曲，创作了他的第一首表现人民大众斗争生活的电影歌曲——《开矿歌》。这是聂耳表现劳苦大众斗争生活的音乐处女作，它开创了中国上世纪30年代革命电影歌曲的先声。

在这之后，聂耳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又用他心爱的小提琴陆续创作出了《码头工人歌》《卖报歌》《毕业歌》和《大路歌》等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在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

1934年7月，田汉决定创作一部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这首歌的歌词，是影片中诗人辛白华所作的长诗《万里长城》的最后一首。田汉在创作歌词时，由于时间仓促，就把歌词随手写在了一张香烟衬纸上。

刚完成了电影故事和歌词，田汉就被当时的反动政府逮捕了。左翼戏联另一位负责人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和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把歌词抄写下来，继续完成电影准备工作。

聂耳听说这件事情以后，不顾个人安危，找到夏衍和《风云儿女》的导演许幸之，主动要求为这首歌作曲。

许幸之在《忆聂耳》中回忆道：“聂耳那主动要求工作的作风，那种热情、坦率而诚恳的年轻音乐家的气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感到他仿佛是一团火，在我面前燃烧着，连我自己的心也被他点燃起来。”

在顺利得到作曲的任务之后，聂耳用火一般的巨大热情，很快就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后来，聂耳曾对许幸之说：“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

不久，聂耳为逃避反动政府的追捕而出国，并在国外顺利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终稿，将曲谱寄回国内。为了使《义勇军进行曲》能够激励中华儿女奋勇抗日、不怕牺牲，聂耳在作曲过程中，将“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修改成“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1935年7月17日，聂耳去苏联学习取道日本，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天才音乐家结束了23岁的生命。

令人遗憾的是，当《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聂耳却因为意外在国外去世了。但这首《义勇军进行曲》，远远超越了电影本身的影响力，成为那个时代民族革命的号角，鼓舞了无数爱国志士。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代表一致通过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我国国歌，

南薅因聂耳母亲的血脉之地闻名遐迩。2005年11月25日，新平县举办了首届聂耳母亲节。2010年被云南省列为第二批旅游特色村寨。2012年列为省级少数民族特色村。2017年被列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在玉溪，聂耳是玉溪人民的骄傲。漫步玉溪街头，聂耳仿佛无处不在：学生在用他名字命名的学校里上课，市民在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公园、广场上漫步和休憩：聂耳故居、聂耳大剧院、聂耳图书馆……聂耳的家乡人热爱他，崇敬他，纪念他，更怀念他……

是的，我要向“天才音乐家”聂耳和母亲澎寂宽深情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