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丨亡命与新生：1898年到1903年的梁启超

1898年9月22日下午，25岁的梁启超匆匆登上了去天津的火车。数日后，他将从塘沽港乘“大岛号”去日本。

临行前，他剪掉了辫子。这是求生逃亡下的权宜之举，却也预示着某种决裂的开始。

梁启超

“戊戌变法”失败了，却对古老的中国有着不小的震动，一时间朝野沸腾，并引起了多国政要的关注，他们在观望这个积弊已久的大国将走向何方。幸免遇难的康、梁，作为维新的重要领导者被迫流亡海外，他们的一举一动自然也备受瞩目。

许知远在《梁启超：亡命（1898—1903）》（以下简称《亡命》）自序中写道：“流亡也是契机，它助你抛弃习惯的窠臼，拥抱新思想与新感受，塑造一个新自我。”这一描述对梁启超再适合不过。

梁启超的海外流亡，并不意味着生命安全有了绝对保障，通缉与暗杀一直伴随着他。但是，伴随他更多的是对维新失败的反思，对旧传统的反思，对中国摆脱帝国列强控制、走怎样的自生之路的思考。如果说变法期间，维新人士梁启超的主张更多是当时、当地的思考，不可避免地带有激进、不切实际的因素，那么他在日本期间，多方求助（“建议日本与英国、美国联合干预”，今天看来不免觉得略显荒唐；同时日本视其为“清国志士”的同情者有之，但反对接纳康梁之声也不绝于耳、甚嚣尘上）无果，乃至后来有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之行，则是他在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政治经验、外交经验，修正自己的过程。（他在《灭国新法论》中谈到，世界政治的法则在悄然发生着改变，此前求助日本的想法也被“日本已加入了列强的游戏，中国是它的扩张对象”所代替。）

《梁启超：亡命（1898—190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

梁启超逐步从勤王的呼号，转向探求中国政治制度的思索，转向思想、学术的建设。

随着时间的流逝，维新流亡者受关注程度日渐冷淡，这是梁启超在海外寻求帮助中不得不面临的问题。驻北京的外国公使对变法的负面评价（书生涉政的意气所为）逐渐增多，加之清廷通过外交途径施压，梁启超在日本被礼送离开；舆论中又有他对于海外的勤王筹款“拥资自肥”的质疑。这些都压向这个青年，很多时候，他借诗抒怀。他骨子里还是个读书人。

梁启超的海外流亡，遍览世界后，个体也在蜕变——他要为自己求新生。当然，这应该不在他出走时的计划内。从梁启超到“吉田晋”（在日本时的化名，取自日本倒幕维新运动领导人吉田松阴和高杉晋作），再到“饮冰室主人”，他在逐步建立自己的思想构架，逐步跳脱出某一派别的羁绊。几年后一部《南海康先生传》，意期超越康有为对自己思想与行动的指挥、影响，成为精神上更加独立的个体。

这位早年的“神童”有着惊人的学习能力，他如海绵吸水般学习异国的语言、思想、文化、知识，高产的创作令人目不暇接。从上海的《时务报》，到横滨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在奋笔疾书，通过报纸向国内传递自己的见识与思考，搅动着国内有识之士的思想，他成为彼时中外思想、文化交流中重要的一位。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

梁启超个人思想较大转变，应是1900年他潜回国内，“汉口失败，无可补救”，勤王计划更显无望，“行动的挫败令他重回思想世界”，报馆成为他传播思想的阵地，称其“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身处海外所感受到的新知识、新理念、新思想，他一边检省自己的过去，一边启蒙国内大众。他的翻译作品涉及面甚广，哲学、文学、法律、化学可谓面面俱到。梁启超除了政治家、思想者的一面，更开始展现出学者的一面！

与外国政要的反应不同，海外华人对变法维新给予了持久的关注与热情的支持。许知远在书中提到了在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的华人，迁居、谋生的生存状态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或许正是这些，使梁启超的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之行，所到之地，华人对他的演讲、活动都有着异乎寻常的参与热情，尽管往往是叫好不叫座（募集经费很有限）。那时的华人对政治虽爱评论，但真正的参与性始终不足。

《梁启超：亡命（1898—1903）》作者许知远在新书活动上。

《亡命》以梁启超1898至1903年的流亡活动为主线，穿插康有为的海外活动，作者通过详查资料以时间为线对梁启超的行程、拜会的重要人士、所谈所论（特别是重要的演讲），多有新说。书中所涉中外官员、学者、华商领袖、留学生几百人，试图复原百余年前国际关系的时局与社会面貌。作者较客观的复原历史发生，破除为尊者讳的观念——不避讳梁启超身上的缺点（如对变法失败后某些人、事件的凭空杜撰以博取同情），如实描述，在繁杂的史料中捕捉到梁氏思想上的改变，将这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一生中重要的岁月呈现给读者。

宋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