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这个绍兴人的贡献

编辑出身的绍兴人孙伏园对革命事业、文化事业有四个亮点，也就是四个贡献。

首先，他把毛泽东同志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汉口《民国日报》的《中央副刊》上刊登了。当时孙伏园是副刊主编。

那么毛泽东同志在湖南调查农村、采访农民一月余，一鼓作气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怎么样一份报告呢？

1927年1—2月，毛泽东历时32天，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每到一地，“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2月16日，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报告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的议论；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79页）。这些基本观点，构成了《报告》的主要内容。

正是基于实地调查，毛泽东在《报告》中，对湖南农民运动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澄清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针对农民运动“糟得很”，农会的举动“太过分”、有一点“乱来”，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等说法，毛泽东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在他看来，农民运动“好得很”，成就了“奇勋”；农会的所谓“过分”举动具有“革命的意义”；农民是“革命先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这些关于农村调查的具体实践、问题选择与行动倡导，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农民运动调查奠定了基础，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

孙伏园把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在《中央副刊》上，等于让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知道了毛泽东的这篇不朽文章。

孙伏园的第二个亮点是编辑发表了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鲁迅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创作于1921年12月，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后被收入小说集《呐喊》，作品以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农村为背景，通过主人公阿Q的生活经历，提示了封建社会的弊端和国民劣根性，批判了旧中国的国民劣根性和精神胜利法。而发表《阿Q正传》的编辑正是孙伏园。

孙伏园的第三点光亮就是在《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刊发了郭沫若先生的多幕剧《屈原》。

郭沫若为什么撰写多幕剧《屈原》？其旨在谴责国民党背信弃义，发动皖南事变，破坏国共两党团结、破坏抗日、危害民族利益，剧本是一份抗议书，而竟在国民党政府机关报上发表，不禁震动了国统区，也恼怒了国民党统治高层。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读后，看出了作者的春秋笔法，大发雷霆，狠狠指责说:“怎么搞得？我们的报纸公然登起骂我们的东西？！”

为此，孙伏园丢了《中央日报》的饭碗，他去了《时事新报》担任主笔。

孙伏园(1894-1966)原名福源，字养泉，笔名伏庐、松年、柏生，绍兴城内渔化桥人。1911年就读于绍兴山会师范，1913年转入绍兴省立第五中学，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在这前后，先后担任过《国民公报》副刊编辑和《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及《语丝》杂志主编。1924年随鲁迅去西安讲学，1926年下半年至厦门大学任国学研究院编辑部干事。1927年又随鲁迅去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不久去武汉。1928年去法国留学。1931年在河北定县参加平民教育工作，一度担任过定县县长。1937年去重庆，1941年1月主编《士兵》月刊。1945年8月后先后任教于齐鲁大学、华西大学等校。建国后任出版总署版本图书馆馆长。著有《伏园游记》和《鲁迅先生二三事》等书。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曾出版《孙伏园散文选集》。

孙伏园是编辑副刊创新副刊的先河者。他重视报刊可读性，要求副刊消除那种教科书或讲义式的艰深沉闷的弊病。但他同时强调，增强副刊娱乐性的主要手段是使文艺作品成为副刊的主要部分。为此，他大力提倡短篇创作，竭诚提携新进作家。他不以作者名字的生疏作为择稿的标准，尤其不把作者观点与编者本人的异同放在心上。所以，凡是他办的副刊，都显得虎虎有生气。他编辑的《晨报副刊》，不但刊登了鲁迅及其他新文学作家的大量作品，比如鼓励冰心创作新诗《繁星》和《春水》，而且译介了很多近代世界文学名著。该刊还出版了“马克思纪念专号”“俄国革命纪念专号”，发表了一些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他编辑的《京报副刊》，不仅常刊登鲁迅、刘半农、王森然、徐志摩、俞平伯等名家的佳作，而且出现了蹇先艾、鲁彦、尚钺等新人的名字。在这个副刊上，吴稚晖谈国学，周作人谈思想，林语堂、魏建功谈音韵，马叔平谈考古，毛子震谈医学，张竞生谈“美的人生观”，洋溢着活跃的学术气氛。

孙伏园还在该刊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鲁迅的《呐喊》和《红楼》《水浒》《西厢》等古典名著，被广大青年公举为爱读书目。《语丝》创刊之初，十六名主要撰稿人全都是由孙伏园独立邀来的。他“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对，自叠报纸，还自己拿到大众聚集之处去兜售”(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见《三闲集》)。他在《语丝》第12期发表的《亲送〈语丝〉记》，就反映了该刊创始之初的不易以及受下层民众欢迎的情况。

1926年11月底，在北伐战争的高潮中，国民政府做出了迁都武汉的决定。翌年2月，孙伏园应邀赴汉，出任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编辑，从1927年3月22日至同年9月1日，共出版159期。这一时期，在武汉政府执政的国民党中央常委汪精卫经历了一条由“联共反蒋”到“反共反蒋”再到“联蒋反共”的道路。在1927年7月汪精卫公开反共之前，孙伏园坚持了“批评的，进取的，为民众的，为少年的”编辑方针，发表了周谷城的《农民运动的新策略》、沈雁冰的《最近苏联的工业与农业》、郭沫若的《我离开蒋介石以后》、周开庆的《北京党案述惨》、腾波的《悼萧楚女同志》等重要文章。该刊还发表了一组苏联的美术作品，总题为《红色的艺术》，其中有一幅取意于《共产党宣言》：“工人所失去的只是锁链，而所得到的则为世界。”当革命前驱李大钊和进步报人邵飘萍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之后，《中央副刊》陆续刊登了一批悼念文章。孙伏园本人也撰写了《京报及邵飘萍先生》《五一纪念与李守常先生》等文。他不但赞扬大钊同志是一位蓄着鱼尾须、有着一副永远微笑的仁慈颜面的“绝顶好人”，而且肯定了大钊同志的远见卓识——在欧战结束之后，有些知识平庸的人认为这是协约国的胜利，有些言辞巧妙的人说这是公理战胜，唯独大钊同志率先指出这是Bol-shevism主义的胜利！孙伏园“从心底里发出真的声音：‘为李守常报仇去!’” (《中央副刊》第 39号)。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邓演达对《中央副刊》给予了充分肯定，说他在船上，在车上，在五分钟十分钟短期的行程中间，都要找《中央副刊》来看看。他还特意为该刊撰写了一篇论文：《新艺术的诞生》。蒋汪合流之后，《中央副刊》的版面上一次也未出现孙伏园的文章。

孙伏园不仅是一位著名报人，同时也是一位独具风格的作家。他除以本名发表作品外，还采用了柏生、柏、孙柏、伏庐、伏、松年等笔名。1921年，他与周作人共同尝试小杂感创作，为杂文园圃增添了一个新的品类。1927年10月，北新书局出版了蔡元培题签的《伏园游记》，内收《南行杂记》《从北京到北京》《长安道上》《朝山记琐》。这四篇游记既描写了沿途风光，也记叙了社会习俗，为现代游记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1929年3月至1931年5月，孙先生赴法勤工俭学，在远行期间撰写了一批域外游记，其中尤以洋洋四万言的《丽芒湖》最为读者称道。这篇作品构思精巧，文笔绮丽，风格沉着，被誉为“游记体文章的范本”。《自巴黎西行》生动而详尽地记叙了法国西部城市勃勒搭尼(Bretagne)的风土人情，行文时还鞭笞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的摧残镇压(“我们中国是，共产党例须杀头，现在大概连上庙烧香也快要杀头了!”)。在清党后的中国公开发表上述文字，没有一定的勇气恐怕也是不行的。

孙伏园从法国归来后，应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领导人晏阳初之邀，先后出任定县平教会文学部主任和衡山县县长。平教会的宗旨是铲除“愚贫弱私”四大劣根，其途径是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贫，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尽管平民教育实践只不过是一种改变旧中国农村面貌的方法研究，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还有明显的改良性质，但平教会成员所作的努力毕竟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就连毛泽东也曾应聘为长沙平民学校的教师。陶行知、张伯苓、黄炎培等知名人士也是平民教育的支持者。目前闻名全国的定县猪、定县苹果、定县小白杨，都是用当年平教会引进的优良品种栽种、繁殖而成。定县今天能成为无文盲县，也跟平教会“除文盲，做新民”的工作不无关联。

孙伏园担任平教会文学部主任期间，组织力量搜集整理了定县大鼓词，指导编写了历史演义，主持编辑了内容包罗万象的平民读物。他还主编了采用注音符号和词类连书方法的《农民报》，深受农民大众欢迎。抗战全面爆发后，孙伏园随平教会从河北撤迁湖南，出任平教会的实验县一一衡山县县长，他关心民众疾苦，热情宣传抗战，成了闻名遐迩的“模范县长”。他手写石印的《衡山四讲》，留下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工作记录。抗战时期，孙伏园还在贵州、四川担负过平教会的联络工作，出任过重庆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和设计委员会委员，跟共产党人陈翰伯、刘尊棋等共同编辑过进步报刊。

抗战胜利后，孙伏园先后在齐鲁大学、华西大学、重庆平教会乡建学院等校执教，担任过成都《新民报》主笔兼副刊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他跟老舍亲属联袂赴京，应胡愈之之请担任出版总署版本图书馆馆长。1966年病逝。生病期间，元帅诗人陈毅曾前往探视，共同回忆二十年代北京文坛的往事。

论及孙先生的生平业绩，还不能不旁及鲁迅，因为孙先生跟鲁迅既有师生关系，作家与编辑的关系，又有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的同事关系。仅在《鲁迅日记》中，跟孙先生交往的记载就有470余处，其中尤以1919年至1927年交往最密。

孙伏园第四个亮点就是1938年把两个儿子送往延安就读陕北公学，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当时哥哥孙惠迪、弟弟孙惠畴正在复习投考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但是北平沦陷了，继而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兄弟俩随父亲来到长沙。弟弟孙惠畴（离休前为广州军区宣传部副部长）是这样回忆的：

“八路军在平型关的大捷，是我国军队在抗战中的第一次胜利，大大激发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但国民党军队在东南前线却连遭败北，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国民党党政机关也纷纷西迁，武汉、长沙一时拥挤不堪。人们的心头蒙上一层阴影，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在部分中、上层人士中蔓延。

1937年底1938年初，徐特立老同志被任命为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他的到来使长沙一部分人思想发生变化。徐老是毛主席的先生、老教育家。一个60多岁的老人，一点老态没有，依然朝气蓬勃，循循善诱的讲解各种问题，这给人们的教育是很深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不许徐老在大庭广众中讲话，徐老就在小会中讲。

徐老的讲话，父亲、哥哥和我常常去听。徐老不厌其烦的向听众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时针对听众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这就不能不涉及党的历史、国际形势和唯物辩证法等。有一次听完讲后，父亲向徐老说平教会还有不少人有许多问题想请教他。

趁此，父亲邀请徐老到我家吃饭，徐老同意了。一天下午，徐老步行来到我家，我们边吃边谈。饭后平教会来了不少人，向徐老提出许多问题，我们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

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王若飞同志曾被绥远国民党当局投入监狱，他舅父黄齐生老先生曾去探监，回来后历述他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气概。抗战爆发后，黄老先生到延安看望王若飞同志。1938年3、4月间，黄由延安返贵州，途经长沙，到我家来坐，与父亲谈起延安情况，使我们羡慕不止。

日寇占领北平后,北平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搬到长沙成立临时大学。1938年初,我到临时大学历史系二年级继续上学,但这时学校乱哄哄。上海、南京失守后,学校又在酝酿搬到昆明去。学校里上的课，有些严重脱离实际,如政治课根本不讲抗日战争，还在讲欧美的总统制、内阁制一套,学生很不满意。学生在临时大学上学很不安心,常常有一二十个学生不辞而别,有的到西北红区去了。

我们该怎么办?

这时在《解放》周刊上看到延安陕北公学的招生广告。陕北公学的校长是文学家成仿吾。我们慕成仿吾的名，想到陕北公学去学习，但这事得跟父亲商量。

父亲在家庭生活中从不摆封建家长的架子。我母亲是个识字不多的家庭妇女，父亲与她处得很好。对待儿女，父亲有说有笑，从不发脾气，因此，在我们的家庭里，不论大人小孩之间，还是兄弟之间，从不争吵。这种民主和谐的气氛对我们的健康成长是有好处的。父亲从不干预我们的学习，但鼓励我们自立，说：‘我只供给你们到大学毕业，以后就靠你们自己奋斗了。’抗战爆发后，到了长沙，随着形势的发展，家庭里政治思想的交流，就更活跃了。

徐老的讲话与黄齐生老先生在延安的亲身经历，在平教会干部中引起了不少反响。平民文学部的堵述初先生就提出到延安参观，看看共产党是怎样做农民工作的。他的建议很快得到平教会领导的批准。就在这时,我们两兄弟向父亲提出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的要求。父亲经过考虑后说：‘到延安去学习是可以的，但不要参加共产党。’他还是坚持他的超党派观点(他曾经当过1927年上半年武汉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副刊的总编辑,但他不是国民党员)。父亲请徐特立老人为堵述初先生和我们两兄弟写了到延安的介绍信。

5月7日,我们离开长沙赴延安。22日下午到达延安。堵先生联系参观的事,我和哥哥26日被编入陕北公学总校学习，哥哥在25队，我在27队。堵先生在延安参观近一个月,于6月21日离开延安返长沙。我们在陕公总校初级队学习三个多月后，双双进入陕公高级队，学习半年,于1939年3月又双双进入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学习。我于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三个月，在组训班转正，6月底我们从组训班结业后,都分配了工作。哥哥在中央教导大队(全国胜利后扩编为中央警卫师)工作。我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工作,一干五年半,1945年1月才被调回延安。这年7月我们去看望王若飞同志。他说他不久要去重庆,要我们写封信给父亲。他在重庆曾见到父亲,问起我们在延安情况。说罢，他拿起相机给我们照了两张相。我们两兄弟一张，他和我们又合照一张。这两张照片，我们的父母亲一直把它们保存到全国胜利。我们至今也还一直保存着。”

当年孙伏园先生为毛泽东同志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新中国成立时毛主席没有忘记这位大编辑，1949年10月1日，孙伏园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观礼，激动不已的孙先生写下了《开国日记》。

孙伏园40年代参加民主党派，中风去世前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孙先生去世，享年72岁。今年是纪念孙伏园先生诞生130周年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