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我三次见到了周总理

　 那时村子里的道路很窄，有的地方七高八低，不太好走。记者们为了抓到现场材料，争先恐后地往前挤，一时秩序大乱。这时有人出来阻拦，有人对记者指手划脚，出言不逊。可是周总理十分体谅记者的工作，我亲眼看到，他一边耐心地帮助维持秩序，一边悄悄地退到一边去，把最佳位置让给了记者。

杭州解放后，我长期做新闻工作，曾参加过许多重要的报道活动和社会活动；其中，以三次见到周恩来总理印象最深刻，最使我难忘、激动、鼓舞。在我的卧室里，悬挂着一幅放大了的我和周总理握手的照片，它已经陪伴我度过了近半个世纪。每当我凝视周总理那慈祥的面容和炯炯有神的目光，记忆里就浮现起那一幕幕早已逝去的场景。这一切就像刚发生在昨天一样。

（一）

1957年的春天是令人难忘的。2月，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讲话；3月，又在全国宣传会议上就知识分子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这两次讲话的精神像一股巨大的暖流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3月24日，周总理在杭州人民大会堂前的广场上，向全市干部和各界代表就上述精神作了报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我坐在靠近前面的几排，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周总理不用讲稿，有条有理地足足讲了三四个小时。近万人的会场十分宁静，大家都听得出了神。

中央的精神深深地鼓舞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新闻界尤其显得活跃。当时，人民日报已率先改版，在全国新闻界传出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光明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频频发出了知识分子的心声，“冰融”“解冻”“拆墙”“乍暖还寒”等字眼，陆续出现在报纸的版面上。我所在的杭州日报也传达了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并开始酝酿如何革新报纸，跟上全国迅速发展的形势。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传来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将于4月25日访问杭州的消息，还听说周总理将在杭州迎接贵宾。这是全中国人民都十分关注的大事，更是新中国成立后美丽的西湖第一次接待这样高规格的国家元首。一时间，北京、上海和许多地方的报纸纷纷派出记者来杭采访，其中许多是全国闻名的大记者。各家报纸将在这里各显神通，互相角逐，展开激烈的竞争。简直可以说，这次采访活动成了新闻界的一次大聚会、大演习。

杭州日报作为一张地方党报，要在这次角逐中站稳脚跟，打开局面，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一、作为本土报纸，地熟人熟关系多，这是外地报纸难以企及的；二、报社的力量可以集中使用，前方后方协同作战，日班夜班坚密配合；三、报社也有一批工作多年的老记者，笔杆子不见得比别人逊色。所以，当领导一动员，大家都信心百倍地投入这场新闻“大演习”。

根据分工，由我负责一线的具体报道。这当然不能坐在办公室里“遥控指挥”，我要到第一线去。何况，新闻的主角是苏联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传奇英雄和中国人民敬爱的总理，更是强烈地吸引着我，谁不愿意当面一睹他们的风采呢！

机会终于来了。屏风山工人疗养院和梅家坞茶乡，是外宾必到之地。为了接待好伏老（当时人们都这样称呼伏罗希洛夫）和总理，这两处的同志早就作了准备，迎客的那天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这天一早我就出发去梅家坞，先作点现场考察。梅家坞的党支书年纪较大，不善言辞；而副书记卢镇豪年轻有为，能说会道。卢镇豪，我早在解放初做青年团工作时就认识，还曾是他的“顶头上司”。所以我一到梅家坞就去找他。只见他穿一套新的蓝布中山装，洋洋得意地告诉我：“上面指定今天由我来作介绍。”我说：“第一次向这样高级的外宾作介绍，又有周总理在场，你有把握吗？”他说：“没问题，梅家坞的一笔账都在我肚皮里，我在这里土生土长，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介绍村里情况就像说自己家里的事一样熟悉。”

不一会贵宾到了，浩浩荡荡的车队从村外鱼贯而入。停车后，只见伏老和总理等人陆续下车，在众人簇拥下，健步向村里走来。走在前面的伏老满面红光，矮矮胖胖的个子，脚步十分矫健；周总理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和电影里见到的一模一样。此外，彭真同志和贺龙元帅也来了，还有作为地方主陪的沙文汉省长。后面跟随着一大批人，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纷纷往前挤。卢镇豪等村干部一路把客人带到接待室坐下。接待室不大，人一多更显得十分拥挤。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忙个不停。我被人连推带挤，不知不觉地在离伏老和总理不远的地方，占据了一个角度极佳的位置。卢镇豪开始头头是道地介绍情况，还一一回答了伏老提出的问题。记得卢镇豪介绍这个接待室过去是地主的房子时，伏老开玩笑说：“你也是地主吗？”卢镇豪急了，像个孩子似地大声回答说：“我怎么会是地主，我是从小受地主压迫的苦孩子！”说罢，引起了哄堂大笑。

卢镇豪介绍情况时，我不时把目光朝周总理这边望。周恩来这个名字我早在解放前的学生时代就十分熟悉、十分向往了。那时在地下党同志间偷偷传阅着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本书里所描写的周恩来的风采，曾经是那样地令我着迷。国共和谈期间，周恩来更是国统区报纸上的风云人物，没想到我今天就站在他的身边。“人间正道是沧桑”，这世界变化真快呀！ 

介绍完毕，开始了参观活动。那时村子里的道路很窄，有的地方七高八低，不太好走。记者们为了抓到现场材料，争先恐后地往前挤，一时秩序大乱。这时有人出来阻拦，有人对记者指手划脚，出言不逊。可是周总理十分体谅记者的工作，我亲眼看到，他一边耐心地帮助维持秩序，一边悄悄地退到一边去，把最佳位置让给了记者。

大队人马进入茶叶加工场参观时，我已被挤在后面。等我进去一看，发现里面人已经不多了。我正要往前走，突然一个人从铺在地上的茶匾上抬起头来，手里捏着几片茶叶，似乎在找什么人说话：“很香，很香!”啊，原来周总理这时正站在我的面前。总理见周围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就朝我点了点头，又微微一笑。我当时初出茅庐，还缺乏直接和国家总理交谈的勇气，所以只是用手指了一指，轻声地说：“总理，他们已经到前面去了。”从那时起，总理朝我送来的点头和微笑，就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永远也抹不掉了。

第二天晚上正逢周末，轮到我值夜班。那时印刷厂和夜编组还在谢麻子巷，我吃过晚饭不久就到了夜班办公室，因为这几天都有伏老在杭州活动的报道，我要及时把稿子编出来，把版面安排好。这天吃过半夜餐，我正在抓紧空隙时间打盹，迷迷糊糊地地听到电话铃响了。我抓起话筒，传来了对方的声音：“我是周总理的秘书，有事要找你们的负责人。”

我的神经一下兴奋起来，连忙回答说：“这里我负责，有什么事跟我说好了。”总理秘书接着说：“你们今天刊登的关于伏老的长篇通讯，总理已经看了，他说文章写得不错，很生动，不过有几处与事实有些出入，总理让我转告你们。”我急忙把报纸找来，按照总理秘书指出的地方，一一加以对照。对照毕，我向总理秘书表示感谢，并说：“这是我们工作的疏忽，我们要检讨，一定改正。”总理秘书听了我的话，又说：“总理的意思并不是要你们检讨，只是提醒一下，今后注意就是了。”

放下电话，我的心好久没有平静下来。说实话，总理秘书指出的几处，都属于一些事实细节，并不涉及原则性的问题。但是，我被周总理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深深感动了。身为一国的总理，公务如此繁忙，竟对地方报纸上的一篇通讯看得这样认真和仔细，还郑重其事地要秘书提醒我们注意，这对我是一次极大的教育和鞭策。在以后几十年文字生涯中，我每次写稿、编稿、审稿时，耳边似乎响起了总理的谆谆教导，越发觉得笔下的每一个字的分量，和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

（二）

1965年，在时隔八年之后，我第二次见到了周总理。

1964年开始，市委确定我主持报社的全面工作。这时报社领导班子的人手很少，我既要管每天的报纸出版，又要管行政事务工作，还要参加外面的社会活动，实在忙得够戗。

1965年春天，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和外交部长布托，在周总理和陈毅外长的陪同下，到杭州访问。因为巴方随同人员中有许多新闻界的朋友，所以省外办指定地方新闻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这次迎送和接待，我也名列其中。3月7日，我们赶到笕桥机场，欢迎者列队排成长长的一行，等待贵宾的到来。总统专机停下后，阿尤布汗总统和周总理首先出现在机舱口，接着是布托外长和陈毅外长。他们下机后，和省市首长及各界人士一一握手，缓缓地在我们面前走过。当我和周总理握手时，见他和八年前一样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我想，总理永远那么年轻，永远不知疲倦地工作在，这真是党和国家的大幸，人民的大幸。 

当天晚上在杭州饭店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当国宾进场时，我发现后面跟着一批披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的女宾，个个都十分端庄漂亮，美丽动人，其中有的还是小姑娘。后来知道，小姑娘中有一位就是布托外长的小女儿，后来一度担任巴基斯坦总理的贝布托女士。

在宴会进行中，我回忆白天在机场和周总理握手的情景，忽然生出一个想法：要是能将握手的刹那拍下来，该有多好。于是我和同桌的新华分社社长说好，请他向新华社的摄影记者打个招呼，在第二天欢送贵宾离杭时，务必找准机会替我拍一张和周总理握手的照片。 

第二天，我们参加欢送的一批人员提前到达机场。不一会，周总理和陈毅外长也提前到了。这时外宾还没有来。总理和陈外长见送客的人已经列队迎候，就径直向我们走来，从最前面的一位开始，依次和大家一一握手。当周总理走到我的面前，用目光注视着我，同时伸出手和我握手时，摄影记者抓住那一瞬间，＂咔嚓＂一声，终于记下了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刻。

这就是挂在我卧室里的那张照片，照片里不但有周总理的身影，也记下了陈毅元帅的英姿。

(三)

1973年，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特殊时期，周总理更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那时，我已从五七干校回到报社，主持工作。

那一年的9月15日，周总理陪同法国总统逢皮杜到杭州访问，我作为省市新闻界的代表之一，也参加了机场的迎送活动。

巨大的专机停下后，周总理陪着法国总统，从舷梯上一步一步地走下来。我发现周总理下舷梯时走得很慢，很吃力。这时，我的心骤然收紧了。啊！时隔八年，总理明显地消瘦了，苍老了。

我三次见到周总理，前后正好隔了两个八年。前八年，我丝毫没有感觉到总理的老；可是这后八年，总理的变化竟如此之大，心里不禁暗暗吃惊，难过极了。

当总理和我们握手时，我发现他的脸上布满了老人斑，消瘦的体形使穿在身上的中山装显得过于宽松，步履也不像以前那样轻松了。当时我不知道，此时癌症其实已经深深地侵入了他的肌体，他重病在身，但是工作的担子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重了。为了党和国家的命运，他是在多么困难的环境下坚持工作着，战斗着。

国宾离杭的那天，周总理照例又提前来到机场。总理下车后，先和大家一一握手，接着就慢慢地在机场一边散步，脸色凝重，没有说话，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当他走到一位机场女青年（地勤人员）身边时，忽然活跃起来，关切地向她问这问那，譬如机场的跑道有多长，可以起降多大的飞机等。看来总理是有意考考她，不料这位女青年涨红着脸，对总理的提问竟一个也回答不上来。大家知道，那些年各类人员的素质都明显地下降了，即使像飞机场这样的要地也不例外。

周总理没有当面责备这位女青年。我看见，总理沉重地抬起头来，朝我们这面喊道：“XX在哪里？XX在哪里？” XX是当时驻杭空军某部的首长，他听到喊声，连忙应声从欢送的列队里站了出来。此时，周总理当着大家的面，大声说道：“一个机场地勤人员，连起码的常识都不知道，我们当领导的有责任啊！”接着，他谈了提高人员素质的重要性，培养青年人的重要性，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总理陪外宾走了。当我看着他吃力地登上舷梯的背影时，心里忽然浮起一个不祥的预兆：

周总理，我还能再次见到你吗？

作者简介：孙霆，1931年出生，1946年秋考入杭州高级中学，即投入爱国学生运动，1948年参加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7月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地下党支部委员。先后任杭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青年团杭州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参加《杭州日报》创刊筹备工作，历任编委委员、总编室主任、代总编辑，1964年底任《杭州日报》党委书记、总编辑，1980年后，任杭州师范大学学报（文史哲）主编、杭州地方志总编组人员，浙江省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1992年离休。现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