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繁花》中的“不响”

编者按：本文作者为纽约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张旭东，原载于《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5期，后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批判的文学史》一书。原文据上海思南读书会（主持人孙甘露、与谈人金宇澄）张旭东教授的发言修订而成，潮新闻经授权转载。原标题为《张旭东：如果上海开口说话——〈繁花〉与现代性经验的叙事增补》，篇幅较长，转载时删节。

纽约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张旭东

上海一直生产着各种各样关于自己的信息、经验、知识和形象，并不是哑巴，需要别人代言。但《繁花》面世后，读者和评论界的确感觉到，上海好像有了一种自己的声音，至少是多了一种话语的层面和色调。

如果上海有只属于它自己的记忆和隐私的话，它要以什么方式传达出来、对谁讲、谁能够听得懂、记录得下来？如果上海要开口说话，它是以中央电视台或《人民日报》的语言说呢，还是以市井流言的方式说呢？是以所谓“纯文学”的方式说呢，还是以俗文学的方式说呢？钢筋水泥和沥青不会说话，但上海作为一个历史生命不断地生产着自己的符号世界和想象世界，这才有了我们个人意义和文学意义上的街道、城市空间、城市文化和城市身份认同。

“典型上海老弄堂，无天井，无抽水马桶，曾是周璇、赵丹说笑，挂鸟笼的布景。1990年发明了新式马桶，底部有粉碎器，一切可以打碎，冲入下水管道，重点销售对象就是这类民居的人们。”（金宇澄绘 《繁花》插图）

我们可以假设这个城市有话要说。这个话不是人话，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语言，而是有它自己的词汇和语法，有它自己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对象。这个讲法和我们的语言方式未必兼容，所以有时需要一种翻译机制。所以某种程度上，读《繁花》这样的小说，也是在寻找上海究竟在用哪些嘴巴、哪些发声途径在向同代人或后世传递“仅仅属于自己的秘密”。

如果上海开口说话

《繁花》这部作品出版后有这么多人喜欢，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这些“同情的读者”想必是感到一种默契，有一种惊喜，觉得作品搔到了他们的痒处，或触到了他们的痛处，或是帮他们把某些噎在喉咙里的话说了出来。

上海是如何通过《繁花》开口的呢，它说了哪些在别处说不出来、说不到位、或难以启齿的东西呢？

首先，我们从人物来看。《繁花》虽没有明确的故事情节线索，但的确有人物：主角级别的有阿宝、沪生、小毛三个；次一级的男性人物还有陶陶、徐老板等。女性系列里，主角级的有李李、梅瑞、汪小姐、银凤、姝华等。此外还有一个很独特的人物，是个小女孩儿，一个很令人称奇的形象，就是蓓蒂。蓓蒂这个形象，和她外婆搭档出场，坐在屋顶上一问一答，有些童话甚至神秘色彩，或可以说是一种“上海本身”，一种无形的、消逝的但却是某种不断会被唤起的、源头性的东西。通过这些人物的语言、行为、心理，上海不但获得了一种形象，而且获得了一种声音，一种属于自己的秘密语言。这是最表面的理解。

“典型上海老弄堂，无天井，无抽水马桶，曾是周璇、赵丹说笑，挂鸟笼的布景。1990年发明了新式马桶，底部有粉碎器，一切可以打碎，冲入下水管道，重点销售对象就是这类民居的人们。”（金宇澄所绘《繁花》插图）

小说情节是第二个层面。《繁花》的“情节摘要”或故事梗概恐怕并不是很好写，因为小说虽有很多故事段落、场景，但这些小故事并不能汇合起一个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小说意义上的主线和结构。原因大概正是因为它的语言生产方式，是上海通过一组人物自言自语，仿佛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上海人的集体回忆录和社交言论汇编。

从小说的尾声入手，我们看到《繁花》的网络文学、集体创作甚至“自动写作”的语言生产特征。《繁花》仍有个形式上的收束，“尾声”部分给每个主要人物一个交待，比如李李的出家，男主人公阿宝很难过。我大致数了一下，这个不长的尾声里面竟有48个“不响”。相对于小说通篇各种对白，这个“不响”更精准地标记出上海言说的内容。某种意义上，整部《繁花》都是一种“顾左右而言他”的方式，通过种种“不响”记录自己的经验、表达自己的内心、发出自己的声音。

“瓦片温热，黄浦江船鸣。”（金宇澄所绘《繁花》插图）

小毛之死是另一个收尾的装置。蓓蒂和姝华这两个女性在梦境里又一次重现，也是在收尾里面出现的情节。汪小姐是个比较庸俗、比较算计的女性形象，一定要生孩子，坚持说这是徐老板的孩子，这也是一个情节的收束和交待。最后是两个法国人无缘无故跑到上海来，住在老街区，要拍关于上海的电影，整部小说以此结尾。

作为小说，《繁花》其实还是有很强的设计感的，但这个作者经营的构造并不是上海言语的核心信息。此外还有场景、对话、流言、段子、男女之间的算计或者搏斗，在亲密程度上都更接近于某种城市絮语，但也只是接近。

如果上海已经通过《繁花》向我们说话，那这个话是怎么说出来的？我想提出这样一个分析框架：《繁花》通过一个叫“寓言对应物”方式让上海说话。大家知道伊索寓言，从很具体的小故事讲出一个比较大比较抽象的道理，这是一个基本的文学写作的方式。《繁花》里有很多事情，但它们并不是就事论事的事情，而是写着写着这件事就变成了另一件事；具体的、直白的事情是个别人物“不自觉”的行为和心理活动，但另一件事情、另一层意思却在象征和寓意层面上记录、传达出上海本身的存在方式。

《繁花》里那个“内在的”上海，即小说所要再现、要赋予其自己的声音的上海。所以在《繁花》里，人物着了魔一般的行为或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一般可看作是表演性质的，它们“本身”是什么并不重要，姿态、弦外之音这种在叙事中增添出来的效果才是戏眼。

《繁花》里面各种各样的人物通篇在发声、不响、吃饭、欢爱、彼此算计、搏斗、依赖、背叛，所有语言和动作可以说都指向了“上海”这个想象中的社会主体在历史中的尴尬位置，它的种种憋屈和无奈，它的既有话要讲又无话可说的两难境地。

作为一个绵密繁复的话语场，《繁花》整体上就像一个精心编纂的“症候群”，通过各种各样的语言方式和行为方式，寓言性地讲了一个上海童话故事。为了准确地记录这些症候，作品采用了类似自动写作、自动生成、自我生长的开放式、滚动式结构；有意吸收和运用各种俗文学和通俗文化资源，显示出对新时期主流文学那种由外部主观强加的思想主题和语言方式的抗拒。

《繁花》的叙事留白：“不响”

《繁花》由段子组成，有很多精彩的段子，但最大的段子、最反复出现的段子却是空白和沉默。可以说，“不响”是这个小说的空洞的核心。在隐喻的意义上，它就是“上海开口说话”说出来的东西。

通篇“不响”比比皆是，我们集中看看它在小说《尾声》部分里面的分布。从第424页到第442页，在18页的篇幅里边大致可以数出48个“不响”。

细分一下，计有23次阿宝“不响”，外加一次“大怒”，由此也可见阿宝是当然的男一号；有的读者还猜测他是不是就是作者本人的化身。8次沪生“不响”；7次“大家不响”；3次“小毛不响”，是由沪生转述的，称赞病中的小毛有种，是条汉子。

此外李李“不响”1次，外加“不讲了”1次。蓓蒂“不响”1次，她是在别人的梦里“不响”。“姝华“不响”1次，也是在别人梦中。电影里边有一次“不响”。“黑衫女人不响”1次。黑衫女人是半夜里跑来跟小毛做爱的一个人物，有些神秘。小毛房间里的那个痴呆老先生“不响”1次。和汪小姐有一腿的徐总“不响”一次。最后，上帝“不响”一次。这个上帝在书前边的题词里出现过一次，就是“上帝不响，一切由我来决定”。此外还有一个勉强可加入“不响”队伍的观察，就是床头那个氧气玻璃瓶不断地在冒泡，仿佛有话要说，欲言又止。

“不响”虽然在字面上费解，但在具体语境里其实意思都还是明白的，至少是可以会意的。一定要做语义梳理的话，可以说有的“不响”是难言之隐，意思是这个不好说；有的意思是无话可说，无可奉告；有得则是拒绝回答，不想搭理你的意思；还有的似乎是“太荒唐，看不上”。

有的“不响”是内心痛苦所致，比如阿宝见到李李出家时心如刀绞；有的是因为愤怒而“不响”；也有的是因为有所思而“不响”；还有一种“不响”是精于世故的沉默，别人等你接茬时偏不接茬，不说为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她胡思乱想，忘不了床下的夜壶。”（金宇澄绘 《轻寒》插图）

“不响”在行文里的具体含义虽然微妙，但更关键的还在于它作为叙事留白更有一种结构意义。就结构功能来说，所有的“不响”其实都是很响的，甚至是震耳欲聋的。换句话说，“不响”这种延迟、悬置和空白，迫使读者去听、去猜测一种“此地无声胜有声”的东西，那种“弦外之音”。

最后，我想“不响”恐怕还有一层“硬着头皮熬下去”的意思，类似于英文里的tough it out。无论如何，在“不响”里读者还是能听出普通上海人的坚忍。这个坚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但是拔高说也是一种任性和自信，自有其社会基础和价值支持。达则呼朋唤友、戏谑终日，穷则“不响”。

金宇澄为王家卫导演画上海市景变迁示意图

这些上海小人物的生活虽然和“崇高”沾不上边，但在各自的小小的目标和追求中，他们都死死抓住了“上海”这个生活世界提供给他们的、让他们觉得值得活下去的东西，从几个朋友到流水饭局，从男欢女爱到城市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不响”透露出来的那种死硬，本身又是一种柔情，一种留恋，营造出一种是市民阶级生活形式的沧桑感。

这层“情动”（affect）的内容，在《繁花》中一般选择用通俗文化点题，比如《尾声》结尾处引用邓丽君、梅艳芳的唱词、沪上歌谣等，最后以黄安的“悠扬的歌声”结束：“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

“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金宇澄绘 《繁花》插图）

作者简介

张旭东，1965年生于北京，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5年获得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博士学位，2005年任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研究系教授。此外，还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长江讲座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紫江讲座教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