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麦悦读会 | 罗伟章：在凛冬，三问“尘世”

12月17日，杭州很冷。寒潮降临后，谁走在风中，都会想要一些尘世间的暖意。

下午，在浙江大学美丽的校园内，一墙隔开了都市的喧哗之声，一场《尘世三部曲》的新书分享会在人文学院附近的100报告厅举行。四川作家罗伟章专程从成都来到浙大，这也是钱报读书会在3年疫情后，第一次走进了大学。

新书分享会开场前，先去成均苑4幢隔壁的晓风书屋浙大分店喝了杯热咖啡。基本上是00后的浙大学子们正在图书馆和书店的角落安静地学习。罗伟章一边换上羽绒衣，一边说，杭州比成都冷了十度。

大自然以冷暖让人感知四季，感知物侯，而人也在大自然的变化中，冷暖自知。

无论是在和煦的春风下，还是恶劣的酷冷酷暑下，人，都得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普通人的内心，都蕴含着一部大历史。

所谓“尘世”，在作家罗伟章眼中，是一个知冷知暖的年度词语。尘世，又关乎罗伟章对这个世界的洞察力，对世间万物的期许、与众生对话的可能性。

尘世间有声音，有寂静，也有隐秘。

罗伟章的《尘世三部曲》今年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合体出版，那“尘世”，在中国的大巴山，也在中国古典意境“巴山夜雨”、“巴山蜀水”的那个巴山，虽然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在成都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但作家罗伟章的个人文学版图上，故乡大巴山始终占据着显赫地位。

作为中国65后的实力派作家，罗伟章近年来创作了一系列以故乡大巴山为背景的小说，而写“凡人史诗”的“尘世三部曲”，被该书出版人、江苏凤凰出版社副总编李黎认为是罗伟章故乡书写系列的“极大成者”。

“尘世三部曲”被认为是“从川地边缘抵达人类境遇”，《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构成的“三史”，他呈现的川地边缘世界卑微如尘埃，平凡如蝼蚁，而你确信的是，一种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已在“尘世”间呼之欲出。

在分享会上，出版人李黎、评论家、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翟业军、评论家、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陈力君等几位嘉宾分享了他们对《尘世三部曲》的阅读感受。李黎说，《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三个小说写作时间不一样，也曾分别发表和出版过，但这三部曲真正“合体”之时，才以整体性，以彼此的呼应，显示出了一种强大的人文力量。

翟业军教授说，他这一年的两周时间贡献给了罗伟章，他读《声音史》的感受可以用“震撼”来形容，这是一部极具震撼力的作品，让他忽然感伤起来。感伤是一种心灵洗礼。他说，这是一个已经过度视觉化的世界，用声音写一个村庄消逝的过程真是太难了。从文学批评的角度，《隐秘史》和《寂静史》也非常值得来解读。陈力君也认为，《尘世三部曲》是一部思想性非常深刻，而且展现出文学的多样性的作品。《隐秘史》看似悬疑小说，其实通过“副文本”的方式给出了对“主文本”的结构，也相当让人惊奇。

来到大学校园，罗伟章也想起自己的大学时代。作为中文系学生，他非常喜欢心理学，考试总是第一名。他也分享在写出《声音史》的某些篇章时，自己都激动得觉得“罗伟章，你太棒了！”他说到他生活了几十年的成都，这座城市中，还生活着一些文学的痴人。一位诗人写出了自己得意的诗篇，半夜两点就去敲朋友家的门，把朋友从床上叫起来，对人家说：快起来，我都写出这么好的诗了，你还好意思睡觉么？

文学，就是这么有趣的，能让自己激昂起来的事业。罗伟章写作几十年，也时常是这么激动着，快乐着，也痛苦着，伤感着，他在与自己的人物共悲喜。

人们总是会在自己更感兴趣的领域，更专注地求知。而一旦对文学投入兴趣，享受到创作中点点滴滴的欢喜，文学又反过来会回馈你。

分享会上，浙大学子踊跃提问，或许作者本人没想到，在浙江大学，“潜伏”着不少读过他各种作品的读者。这种跨越代际的对话，对罗伟章这样的中国中生代作家，也是一种鼓舞。

《声音史》的尾声部分，有这样一段话——

子夜时分，风刚刚停下来，杨浪突然听到一个声音，缥缈、奇异而神秘。

那是许许多多年以前，那个披发跣足的女人栽水的声音。

接着声音变幻，由远及近，宏阔苍凉。

那是千河口的先祖们，在齐声传颂中院外竹林里那块卧碑上的碑文……

又一年岁末，一部“尘世三部曲”，是否可以成为一种精神慰藉，带给我们这些正在人生旅途中奔忙的宇宙凡人。

时代在变，城乡在变，世界在变，人心在变。当下的我们，还有刚踏入社会的如八面来风般的年轻人，依然会去阅读一部讲述自然、心灵、小人物的作品，从中打量他们或熟悉，或陌生的世界，也从中获取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

以下，是潮新闻记者与罗伟章的对话——

钱报读书会现场。

【让他们去更深处相遇】

提问：“尘世三部曲”的地理疆域离你的故乡达州有多远？我好奇仿佛你在写自己从小生活过的村庄，细节里的每一处都如此逼真，当然作为一个远离“巴蜀之地”的读者，那个逼真的感受也只能是感受，并不知道是否真的是“真”，但作家确实有能力，让每一笔细节都那样鲜活，比如您书中的千河口村，从自然到人物，是您的肉身还是灵魂在其中浸淫很久了吗？

罗伟章：你说得对，我写这几部小说时，心里有一个地理存在，就是我从小生活的村庄。当然，它肯定不是那个村庄的样子了，但在细部上，比如哪里有棵树，哪里有条沟，我生活过的村庄会指引我，提示我，让我不要忽略自然之物的存在。对一部小说而言，它们的存在是如此要紧，直接影响着小说的质感和气息。因此我觉得，一个作家有一个闭目能见的村庄或街区，是非常重要的。我的肉身在那个村庄生活的时间不长，读初中就离开了。

提问：《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三部曲的创作先后，在你心中生长出来的轨迹是怎么样的？我看到，《声音史》和《隐秘史》的地理空间和时间是完全重叠的，人物也互相是穿插的，但《寂静史》好像是自成一体的？“三部曲”是如何“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

罗伟章：“三部曲”中，《声音史》最先写，写到半途，我对自己说，还应该写一部《寂静史》。但《寂静史》是最后写的，是因为，在《声音史》里面出现了一对邻居，就是《隐秘史》里的桂平昌和苟军，这对邻居关系紧张，性格上有很大张力，我觉得那是一条裂缝，但《声音史》的任务不允许我在那个裂缝处停留太久，于是我记住了那个裂缝的位置，《声音史》写完，就回去探望，从裂缝处探望出深渊，就有了《隐秘史》。《寂静史》从人物和情节上，完全可以自成一体，但与《声音史》和《隐秘史》都形成内在呼应。我当然也可以处理成它们之间有外部联系，那其实很方便，但我不想让“三部曲”太刻意，不如离开那些人，那些事，让他们去更深处相遇。

提问：《声音史》让我想起 我看到过的几个影像作品，里面的人带着录音机去大自然中采集声音，能听清风、凉雨、落花、暖阳，您笔下的杨浪有一双特殊的耳朵，听到一个村庄的“交响乐”，他还能模仿所有的声音，这样以声音来为村庄作传的方式，非常特别。很好奇您个人是一个对声音特别敏感的人吗，但您已身处都市几十年了，还能有一双那么灵敏的耳朵来倾听这尘世间吗？

罗伟章：前面说了，我没想起过他们和它们，你说的电影等影像我也还没看过。但我欣慰于在某一点上，跟他们有着共同的观察和描述世界的方式。是的，相对于用眼睛，我更愿意用耳朵，我说过，人的五官当中，眼睛是最“肤浅”的，抬眼一望，就看见了，耳朵却不一样，它需要分辨，需要排比和归类，需要调动以往积存的记忆。在远古，耳朵不仅用来倾听大地的声音，包括其中的友情和敌情，还用来倾听神的声音，成为与神沟通的先行者，有这种能力的人是很神圣的，所以繁体的“圣”字，写作“聖”，把耳朵放在了最显要的位置。直到今天，相对于眼睛，我还是更相信自己的耳朵。

罗伟章在浙江大学。

【时间、地域和历史】

提问：《三部曲》你都以“史”来命名，那《三部曲》最重的落点是写历史，而不是写当下？或者说，这是一个四川作家写给未来人的当下史？

罗伟章：这当中有个对时间的思考方式，我们思考时间，是线性结构，过去、现在、未来，是这样一种方式；其实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共时性。孔子以“逝者如斯夫”给时间和生命命名，比孔子晚生八十年的苏格拉底，以“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再次给时间和生命命名，但他们都是站在岸上，当我们真正蹚入河流当中，感叹就会减少，体悟就会增加，就能活到时间的内部里去，让远处和近处的时间，都与我们共时性地发生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下可以是历史，未来也可以是历史。但这样说，历史、当下和未来，就有个重新定义的问题。那就交给哲学家去干了。

提问：中国有很多自成文化体系的地域，比如读这个三部曲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河南籍作家梁鸿的非虚构作品“梁庄三部曲”，中国在梁庄，梁庄在中国，当我读完您的“尘世三部曲”时，不由地也有相似的感叹，中国在老君山巴地，老君山也在中国，时代也是同样的城乡大迁徙的时代。但巴地与中原在地域特征上又有如此鲜明的不同，你觉得跟地域文化关系紧密的文学作品，地域特征，那个地域的人的特征一定要写得很鲜明的吗，还是可以模糊地域，只展现共同的人性？

罗伟章：写作者的任务，是在鲜明的特征里写出共同的人性。如果没做到这一点，特征就会失去价值。但有鲜明的特征总也是件好事，当今世界，陌生化几乎已经消失了。不过我还是要说，一个作家，要对“特征”引起警惕，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它帮不上你多少忙。尤其要警惕的是，不能把“特征”用来讨巧。

提问：特别是在《隐秘史》中，我们看到了哪怕是在远离中心的偏僻巴地乡村，人性的较量，人性的拷问都是相同的，那么是否可以说，《隐秘史》着重刻画人性，《声音史》着重写村庄凋敝史，《寂静史》着重于文化的变迁，您在创作时，“三史”有这样的分工吗？还是任由三个故事自由地生长出它们的样子来？

罗伟章：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明确分工，但下意识肯定是有个分工的，不然它们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丁帆教授说，《声音史》写心灵史，《寂静史》写信仰史，《隐秘史》写人性史。《声音史》里的心灵史，不只是人的心灵，还有自然心灵，而且我个人更看重后者。

提问：“巴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在阿来的《云中记》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现代祭司，《寂静史》中的女主人公是个女祭司，是否当地确实来存在着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连杨浪这个人物，我觉得也接近于一个活的“非遗”，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是吗？

罗伟章：你这样说很有意思，也很对，是把杨浪这个人物提升了。是的，那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确实存在，但在我看来，是否存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身上所蕴含的，是否也是我们身上所蕴含的。“巴文化”的核心有人概括过，说“大山大水，重情重义”，这显然不足以概括。我觉得着重体现在他们对待大自然的态度，对待卑微之物的态度，对待死亡和灵魂的态度，我的“三部曲”特别是《声音史》和《寂静史》，写出了这种态度。

提问：说说“三部曲”的语言，似乎有一种往风俗化，民间化里靠近的倾向，您书写时采用了一种相对质朴的语言，这肯定是作者有所选择的结果，因为我们也在别的作品中看到了您相对更知识分子的语言，是这样吗？

罗伟章：语言自然是极其重要的，它会呈现与作品整体氛围的圆融感，所以正如你所说，当然是要选择的。比如我有一部长篇叫《太阳底下》，写抗日战争时期的知识分子，那就是另一个腔调了。这与所写对象和希望达成的作品气质有关。

罗伟章在四川采风途中。

【一男一女，两个寓言】

提问：在你看来，“巴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碰撞，是必然的毁灭于无形，还是确实有抢救的必要？《云中记》的村庄是地震外力的撞击一下子毁灭的，而《声音史》你写了村庄一户户的“空掉“的过程，人一个个减少的过程，直至最后剩下一男一女，两个仿佛被世界遗忘的人在村庄里地老天荒，笔触触目惊心，感觉读《声音史》时，有一种你在把一整幅《清明上河图》一笔笔抹掉，像个行为艺术，在这一笔笔减去之时，你内心很稳得住吗？是怎么最终完成了只剩两个人的村子的？

罗伟章：啊，你又说得这么好！如果我写之前能听到你这些话，心里的清晰度可能更高些。写的时候倒是稳得住，因为不仅有抹，还有添，那些被我们在喧嚣的心境下忽略掉的，现在都被发现了，都“生长”起来了。最后剩下两个人，一男一女，这也算是一个寓言，这个寓言有更冷酷的一面，就是他们本身是不能“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因此，这两个人的村庄将被彻底抹去。不过，杨浪是有信念的人，他不断清扫村子，收拾碎砖烂瓦，是寄希望于远行者的归心。这种希望当然是不可靠的，他、他们和千河口村的一切，可能都将等待下一次发现。这是另一个寓言。你还问到有些东西是否有抢救的必要，在我看来，形式上的抢救是没有意义的，真要消亡的，抢救也无效，然而，当我们在回望当中看见了自己的来路，甚至苍茫云海，啥也看不见，单是回望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寻找和自我审视。

提问：三部曲的每一部，表面上都在写乡村，但读者又都能看到都市的影子，似乎乡村与城市在您的小说中是很难割裂的，好比《声音史》中那个村庄最后的两个人，杨浪有一个在城里的很成功的哥哥杨峰，夏青也在名义上的丈夫在城里，您对自己的小说，似乎并不愿意过于定位到“乡土小说“上去？

罗伟章：也不仅是“乡土小说”的定位，我其实不主张一切定位，任何定位都是限制，写小说和读小说之所以快乐，就是突破限制。那些人物，无非是生活在乡村，但他们是人，与我们有着共同的灵魂底子。

提问：《寂静史》中，一方面是借林安平这个女祭司写传统的消亡，另一方面借下去采风的文化馆员“我”写都市人在现代生活中的迷失，使他们互为镜像互相呼应，最后写走出大峡谷的”我“反思自己游戏人间的世俗生活，那么您要表达的是乡村堪当都市欲望迷失者的救赎之途呢，还是他们在各自的困境中难以走出，也并不相通呢，因为小说最后说我再也没有见过林安平了？

罗伟章：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困境，也都面临各自的选择和承担，林安平是，“我”也是，所以无论乡村还是都市，都不天然地具有迷失和救赎功能。就看我们自己了。人和人之间，能相通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正因为有限，才值得去找寻，也才能给我们辛辛苦苦写小说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当然归根到底，作家写作，是对自我生活与心灵的反思。“我”再也没见过林安平了，很可能是我们都想扔掉那个妥协的自己，那个让自己不满意的自己。这可以看成是一种自我觉醒，或许消极，但也意义非凡。

四川成都作家罗伟章。

【每个人内心的“秘密生活”】

提问：《隐秘史》中的主人公桂平昌这个人物非常有意思，他在假想的杀人中完成了战胜自我中怯弱、恐惧的心灵历程，小说后面又来了个大反转，但那个大反转反倒是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桂平昌的“一个人的战争”，这个人物有点像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特别是后来他跟洞穴中白骨的对话部分，简直是灵魂的层层深入剖析，桂平昌是否就是一个中国乡村版的哈姆雷特+麦克白？

罗伟章：那我可不敢说呢。但有一点，“一个人的战争”不管是因为什么，也不管结果怎样，都让人心生敬意。桂平昌是个失败者，但我照样对他心生敬意，因为他同时也是一个抵抗者。他的抵抗无效——他用褊狭去抵抗褊狭，便注定无效，但他没有从骨子里屈服。

提问：据说您上大学时，非常喜欢心理学这门课，也喜欢研究心理学，在《隐秘史》中我们看到了大量了挖掘人物内心世界的戏码，而且《隐秘史》中的主角，一强一弱的两家邻居，把这两家人还原到《声音史》中，成为村庄的一小分子时，他们就是那么普通，容易被忽略，但《隐秘史》让我想起了导演安东尼奥尼的著名影片《放大》，你放大了桂平昌这个层懦弱的小人物，还有苟军这种乡村社会的土霸，为什么会将舞台给了他们？

罗伟章：多声部的《声音史》中的普通人、“不重要”的人，“放大”成了《隐秘史》这部小说中的庞然大物，当我们怀着尊重生命的态度，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庞然大物”。不仅人，万物皆然。《隐秘史》包括《声音史》《寂静史》，里面的一棵小草、一粒露珠、一片云彩，都是自主而坚实的存在。

《隐秘史》就是这种背景下的小说。它截取一个“静态”的瞬间，在那个瞬间里，人仿佛从喧嚣当中退出来，关注到了身边物、眼前物，而这些东西以前是被忽视的，或者说不是被当成自主的生命而存在的，现在，微小如蚂蚁，如蜜蜂，也呈现出自己生命的丰饶。人在注意到这些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自己的内心，于是就有了《隐秘史》中“人”的视角。从内心层面，包括情感层面和精神层面，你无法界定《隐秘史》的主人公桂平昌是个乡村人。他就是人——是他自己，也是我们所有人。他凝视着自己的幽暗，也寻找着自己的光，并在反思中去确立自身的存在。所谓《隐秘史》，谁又没有秘密呢？桂平昌如此，他妻子如此，苟军如此，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内心秘密的“人”。

提问：《隐秘史》的解构形式，包括最后章节的“番外篇”，您这样写的创作目的是什么，更多是形式上的创新，还是展现生命和世界的某种不确定性？但似乎又在强调虚构中的真实性？

罗伟章：嗯，对的，虚构的目的，是抵达更深的真实，因此在我的观念中，虚构这个词用于文学，本身就是一个虚构出来的词。那个“番外篇”尽管是后来加上的，但加上之后我真还很满意，本来建构了一个东西，然后把它摧毁，而摧毁的同时，又有了更深的建构。月光里发生的事情，终究要到阳光底下来，而阳光里的事情，又只是所有事情的冰山一角，又必须要到月光里去探究。

曾经的“蓉漂”青年罗伟章。

【现实的，魔幻的，荒诞的，浪漫的】

提问：读完三部曲，感觉您对巴地某些贫穷落后的描写细致到触目惊心的地步，比如写饥饿，那些细节让人又想笑又想哭，很多笔触是如此，处处笑，又处处泣，真可谓“悲喜交集”，您在写作过程中，自己的心境又是如何的？这些细节是您个人的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呢，还是借助一个作家的想象力完成的？

罗伟章：直接的间接的都有，当然想象的更多些，然而想象也基于经验。我有一个长篇叫《饥饿百年》，作家出版社马上要重版，那是三十年前写的，还有一个较长的中篇叫《狗的一九三二》，是将近二十年前写的，发在《十月》上，这两部小说描写的饥饿，是很难笑出来的。但“悲喜交集”到底更符合常情，也是更高层面。

提问：《声音史》的阅读体验非常惊艳，感觉是给中国的当代文学史添了一笔独特的人物形象，杨浪这个人物仿佛是最卑微的，又是村庄最后的守护人，又是灵性的，他能跟大自然“通灵”，这样一个神奇的“巴人”是从何而来的，您是否借鉴了一些国外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呢，当然，可能很多读者在阅读《声音史》时会想起《百年孤独》？

罗伟章：我写作这部小说时，既没想起马尔克斯也没想起卡尔维诺，同时也没想起魔幻现实主义，但我不能因此就说，自己完全没有借鉴他们。借鉴这件事许多时候是不知不觉发生的，你的阅读版图，也自然而然地构成你的智识版图，包括角度，包括视野。这正是伟大的前人们赋予后人的恩泽。后人要做的，是在前人的肩膀上站起来。

提问：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现实以魔幻的形式表现出来 ，魔幻部分一定有巨大的荒诞性，比如背着二叔喝过南瓜糊糊，“人世间的所谓秘密莫过于此”，比如城市化进程中的千河口，鸡们从外面玩回来见门锁了，慌慌张张不知道把蛋往哪里生……诸如此类，您在创作是是否在突出某种魔幻和荒诞，使小说具有鲜明的个人气质？

罗伟章：魔幻和荒诞也不能显现出个人气质，一种写作技法跟一种知识一样，一旦被发明、被揭示，立即就会变成了常识，所以它们跟个人气质无关。我觉得作家不要急于去操心个人气质，那会走上窄路，伟大的作家们大多不具备鲜明的个人气质，他们更看重同理心，更看重灵魂的宽度和厚度，更看重与万物荣辱与共的情怀。

提问：我们知道生活中的罗老师爱唱歌也爱笑，似乎永远会对笑去化解忧愁，《三部曲》中我们也处处在苦难中读出了笑声，而不仅仅是悲凉，三部曲中，浪漫主义无处不在。还有写笑特别有特色，在您笔下，火也会笑，食物也会笑，各种动物植物也会笑，是作者身上的一种幽默感和浪漫主义精神赋予了《三部曲》中那个自然和乡村社会，还有其中的卑微之人吗？

罗伟章：是我，也是他们，当然落实到小说中，就只能是他们。他们特别能体察“物”的心情，不得已要去砍伐一棵树，先要向那棵树道歉。我觉得这才是丰厚的世界，而且也才是真实的世界，比我们的实用主义哲学、唯我所用的哲学，要丰厚真实得多。

提问：在写杨浪这个“无用之人”时，罗老师是否受了老庄哲学的影响呢？但是最后我们又从杨浪式的老庄哲学中，又读出了一个人的英雄主义来了，所以杨浪到底是个无用之人，还是个英雄呢？

罗伟章：你说得很好，英雄主义，杨浪就是个英雄。

提问：读完三部曲后，特别有种感动就是，“三史”中有一种众生平等的世界感，无论是自然中的微末，还是乡村社会的三教九流，包括走出乡村的种种生计操持者，作者的笔触做到了对每一个人和物的平等之心，都有温柔怜悯，这是您个人的世界观表达吗？

罗伟章：是的，是这样的。比如我上班的时候，在路上见到一只鸟在前面啄食，我会绕着路走，不去惊扰它，或者等它飞走了我再走。见到一辆倒在地上的共享单车，我会把它扶起来，这不是“做好事”，而是觉得，它那么倒着，一定是不舒服的，也是不尊严的。在一些古建筑里，见石兽托着巨大的石碑，托了数百年上千年，也会让我心生怜惜。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世界观，就是认为，“生命”这个词，流贯于万物之中，平等不是观念，而是天然。

罗伟章，1967年生于四川省宣汉县，现居成都。1989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不必惊讶》《大河之舞》《磨尖掐尖》《太阳底下》《空白之页》《谁在敲门》等，中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白云青草间的痛》，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长篇非虚构《凉山叙事》《下庄村的道路》。作品被译为英、韩、蒙、藏等语言。曾获两届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钟山文学奖、华文散文奖、郁达夫小说奖、凤凰文学奖、高晓声文学奖等。长篇小说代表作被评选为《亚洲周刊》全球华人十大小说、《当代》年度长篇五佳、《长篇小说选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领衔作品、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好小说、收获文学榜年度长篇、《扬子江文学评论》年度作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