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买书、读书的故事

我喜爱书，但我非书香门弟，斗室陈书颇少，加上镇上没有一个图书阅览室，因此买书读书是我写文章做学问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买过无数次书，唯三、四次影响最深。

第一次在1980年春节。那时新版精装本三大册《辞海》刚出版，我立即到镇上的书店查问。书店的同志说共来了两套，一套购去了，还剩一套。我十分高兴，可是欣喜的热浪刚涌上来，遗憾的失望立即压了过来。一看书价，我大惊失色：三册共五十四块钱哪！应该说五十四块买一套精装本《辞海》并不贵，但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家不富；自己虽然光棍一条，没老婆、孩子的挂牵，可月工资仅比我二十六岁的年龄大一点，这书价非同小可啊！

没有办法，我只好向朋友借。凑足数目，我像得宝贝似的把《辞海》捧来。这一路，脚头特别轻，心情特别好，一到斗室，像妈妈请菩萨大人一样，虔诚地把《辞海》放在桌中央，然后小心翼翼地用牛皮纸包起来。借钱要还，我节衣缩食，粗菜淡饭。患过吸血虫病，我的肠胃不好，吃了一个来月的酱菜，肠胃大发脾气，“胃气病”终于卷土重来。我打着呃，吐着清水，吃着药，困伏在书桌上，但每当我见到三大册崭新的《辞海》，每当我疑难中向它求援的时候，元气大振，这效果远远超过了“西米替丁”胃药片。

那一年，浙江日报社评论部刘茂银老师（后为评论部主任）来牌头看我，他向我预约、联合撰写一本由叶圣陶先生题书名的《勤学佳话》，同时说有一本《辞海》缩印本快出来了，到时他会帮我买一本寄来。过了些时日，我如期收到了刘老师挂号寄的缩影本，付了22元钱，再把三大本《辞海》原价让给了一家中学图书室。

书籍，是通向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阶梯。对于一个写文章、做学问的人来说，视如珍宝。那时候，我读书一般去牌头中学图书室，或者绍兴农校图书室。

牌头中学图书室老师叫胡圣明，是杭大体育系的毕业生，他说因为患癌症，校领导照顾他到图书室，我一边看书，一边问他吃的什么康复药，他从抽屉里拿出一瓶“青春宝”说吃这个。“青春宝”当时比较贵，配料讲究。他也喜欢问这问那，有时候他还找我在医院配药。我在中学图书馆看的大都是世界名著，一般先看内容介绍、评论，然后再读原文，厚的书就翻着看，选节看。图书室还有一些不供学生、教师看的“无标签”书，这些书大多没公开出版，是学校上世纪七、八十年留传下来的。我去绍兴农校图书室相对较少。一位女的管理员也比较热情。

后来我夫人因为喉声带不好从镇中心学校调牌头中学做后勤，读书与写作相结合，我“渗透”到学校资料打印室，把写就的中篇《船》和《远山的呼唤》请戚老师和金老师打印。小说《船》受到刘绍棠老师的称赞，还受到《健康报》社长纪云龙老师的肯定。纪老师说，见到我们报上发的小说《拜年》和报告文学《西子故里光明曲》，又读到《船》，启发颇大，离休后要像《船》的写法，回忆在山东半岛的革命斗争故事，你这个浙江人的文笔已经在我的头脑里了。果然，他离休后写出20万字的回忆录。

1985年10月初，我在镇上打听到附近一家倒闭的厂要处理一批书籍，立即跑去。一见，高兴得几乎立即抢了过来。这批陈书，全是外国文学，有霍桑的《红字》，布宁的《乡村》，有英国、法国、苏联、拉美的名著，共三百册之多。书质很好，有的甚至连翻都没翻过一次。厂家说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这批外国书是个累赘；厂里的职工不要看，更记不住名字，况且老厂又瘫痪了。但当时作主的人外出，我又急于赴北京西山参加文学讲班学习，只有把买书的事委托友人洽谈。

北京回来后，我去拜见厂方作主的新任的王厂长。此人我不熟悉。他愿意打五折卖给我。

他派人点了书册，累计了单价，原价共四百元，五折计算，我应承付二百元钱。当时敲定：星期一交款，后提书。

谁料到天有不测风云。礼拜天忽然接到家里的信，家里造新屋急需寄款二百元，否则砖瓦厂的黄砖难提。无奈，我遵了父命，但买书的事只好告吹。去借二百元钱买书？将近年关，爱人会不会闹翻？星期一我没有到厂方去交钱，但心里恋着三百多册外国文学，又舍不得“回话”。失眠了一夜，厂方来电催我交钱，我抬着沉重的步子进办公室，只好叹口气推说“买不起”，表示歉意。

“介大一家医院出不起二百块？”主人盯着我。“只五折价呀。”

“我是自己买的。”我窘迫地红着脸声明。

一听说是自己买的，主人忽然用鄙夷的生意人的目光瞧着我，他挺挺的鼻子轻轻地哼了一声，“我们的书有些翻都没翻过，又是前几年出的，比现在书店上便宜得多，你到街上卖，能赚上几十块哩！”

我再次声明：“我现在没有钱。”

“款么，可以欠一欠，等你把书卖掉后再交。”

我的脸被王厂长的误解激得烧了起来。这几乎是对我的侮辱！

反正我不买书了，我用严厉的话证明自己。“王厂长，我实在交不出钱。我一旦买了这些书，怎会上街去卖呢？我不做生意，只是想把这些书读个遍，汲取点营养，借鉴点方法，对今后写东西有用！”

“噢，”王厂长微歪的嘴忽然纠正过来，用一种吃惊的神色和目光重新看着我，仿佛是一位法官要判断我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好长时间，又问我：“你是不是医院那个写文章的人？”

我通了姓名。刚要转身返回，有只粗大的手突然拖住我。他用一种信任又伴有怀疑的口吻自语说，“我真想不到你为了看这些甩掉书，会拿出二百元来买。我们厂里的职工可从没一个人过问过这些书。”他接着说：“既然这样，你不去做买卖，我帮你提议提议，再压点儿价，反正这批书分给职工，也是当作毛纸扔扔掉。”

我当时没敢答应，因为压了价我照样付不起书款。

大概过了三、四天，我正在吃饭，王厂长忽然登上我的家门，说厂里的书籍愿意压为三折卖给我。我不敢应吮，怕只是他个人作主。他笑了笑，从袋里拿出一份讨论的意见。我这才百分之百地相信了。

我一共交了八十元钱，其中借了叁拾元。

四大箱外国文学用双轮车运进了自己的斗室。小小的斗室负荷超重，可以我的心多乐意啊……

我把双本的或有三本的同名书，赠给文学爱好者。其时，浙江日报文教部姚振发老师（后为文教体育部主任）的女儿正在牌头中学读书，我把书带到书桌前让姚老师挑选。姚老师挑选了10来本，带回了杭州。

有了300来部外国文学，读着读着总认为缺少了点什么，是不是缺少外国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的书？是的！如果搜集他们的著作有很大困难，了解了解他们各自的经历和主要思想、哲学内容，也很有必要。恰好，1993年秋去京，住在旧鼓楼西大街附近，参观了宋庆龄故居后，见一小书店，居然是中国社科院出版社的。出版社刚于1992年编写出版了《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我顺手拿起第三套，一套共有10本，小开本，内有帕斯卡、康德、黑格尔、叔本华、达尔文、柏格森等。出版社出了6套，我说我全部买。价格也便宜，共300元钱。买回家，于是常翻翻，常读读，只是水平有限，有些比较难理解。

资料图。CFP。

如果说我买书是为了读书，提高自己的知识修养，那么我2001年买的那本科普书却“害了人”，惹上了“麻烦”。

那天我抽空在书店看书，忽然见到一本由美国医生写的《女人的身体，女人的智慧》，这部50多万字有700多页的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价格也只有36元，但已销售250万册，被认为是美国著名畅销书，点评人和美国公众广播公司强力推荐。

我翻了翻，认为这个书写法独特，它把女人的身体用文学笔调和科普笔调描绘得淋漓尽致。居然可以这样写科普，这样向人们传播人体知识。我也喜欢写医学科普，于是买了读了，放在我家不远的科技部办公室。科技部有2人，一是夫人外甥女，二十零的年纪，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一是夫人的外甥媳妇，30来岁，已有一个男孩。

那时我大多时间在杭州卫生部《中国卫生》杂志浙江办上班，很少回家，也很少去科技部。

一次，我到科技部，外甥媳妇楼伟丽叫住我，说，“小姨夫，我要去查个CT和磁共振。”

我惊讶：“什么啦？”

她推过来一本书。呀，就是这本《女人的身体，女人的智慧》。

“这书是我买的呀，你们看好了，也可增长医学科普知识！”

楼伟丽打开这本书的第302页，“你看看中间这段。”

我认真看起来，美国女医生这样写道：

“乳头溢乳现象，最常见于乳头受到刺激之后（如做爱之后）。它没有什么危险性。妇女在给婴儿哺乳之后，可能会有一年或更多时间乳头溢液现象才会完全消失。如果是乳头在没有受到刺激的情况下出现乳头分泌物——分泌物可以是乳状的或者是略呈绿色的清亮液体——那么应该验血来测量催乳激素的含量，以确认该妇女是否患有罕见的脑垂体肿瘤，有时这种极少见的情况是由于导管组织良性生长造成的。”

楼伟丽带着一种恐慌的神情望着我，我问她溢乳情况，她说看过这书有段时间了，心里一直不安。我问她有没有头痛，她答有的，但视力上没有改变。

我于是给市人医有关人员打电话，请医生帮助楼伟丽检查。

楼伟丽第一次去医院没检查，熟悉的医生说她没事。过了几天鼓起勇气做了CT和磁共振，报告单一出，她全身颤抖得不能走路了。

垂体肿瘤！她哭着诉说，她的表姐也是因为得脑瘤在上海手术不到2年去世了。

怎么办？她自己要手术，而手术不能去上海只有杭州。

我联系某院办公室主任，请了一位比较权威的医生。

医生检查后说，这种垂体肿瘤可以生长很快，也可以生长很慢，他经手的有确诊后20来年不动手术的。听话听声也就是劝楼伟丽暂时保守治疗。

可是楼伟丽却要赶紧手术。

手术动了，医生说动得不是很理想。因为垂体瘤体较深，切了大部份，小部份切不到，只好罢手。

手术后一年半，楼伟丽丢下丈夫和一个很小的孩子去世了。

我夫人指责我：都是你，买了这么本短命书！她读了，症状、体症对牢了，手术了，去世了，如果不看这本书，说不定好好地活着呢！

她可能说得对！

楼伟丽的儿子原本读书很好，我夫人常夸他是北大、清华的料，可是母亲一去世，影响了他。参加高考那年，他只考了一门就放弃了。后来他逐渐在迷茫中找到自我，加上父亲的引导和督促，经过努力，今年已经考出了二级建造师、预算造价师等三四本证书，最近他已经报了建筑类的研究生！我和夫人很为他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