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安文理㊶丨宋濂书画题跋中的鉴赏观和文艺观

【编者按】一万年前的那个时代，浦阳江畔的人们播下稻作文明的种子，翻开了新的篇章。一千多年前，白麟溪畔的郑氏家族，谱写出“江南第一家”十五世同居共食的孝义家风，被中外史学家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以儒治家的典范。

数百年来，浦江书画名家辈出，成就了百年书画兴盛地的美名。

“涛落浙江秋，沙明浦阳月。”山川、溪泉、村落，历史、非遗、习俗……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造就了浦江独特的文化气质和基因。

文以载道，成风化人。2023年1月3日起，中共浦江县委宣传部、浦江县社科联每周二在潮新闻客户端推出《丰安文理》人文社科专栏，努力通过筑牢浦江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讲好丰安故事，探究当下意义，彰显人文魅力。

【核心提示】

宋濂“以文章家名海内”，是元末明初的文坛领袖、明代“开国文臣之首”，与同时代的书画家、收藏家们多有交往，邀其品鉴题跋者颇多，《明史·宋濂传》中称“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因此，宋濂留下了一大批题跋诗文。在目前公认搜集宋濂文献最全的黄灵庚先生编校版《宋濂全集》中，共有题跋300余篇，其中书写于书画作品上的题跋约136篇。

在宋濂的书画题跋对象中，以赵孟頫数量最多，共计11件，足见其对赵氏书风的推崇。以其文坛领袖的身份和地位，可推知其为赵孟頫书风在明初的宣传推广乃至形成以赵氏独尊的局面起到了较大作用。他还题跋了8件王羲之款的作品以及多件苏轼、黄庭坚的作品。这些书画题跋常被后世引用，其中以对赵孟頫书法“至精至妙，非言辞赞美可尽”和对耶律楚材“字画尤劲健，如铸铁所成。刚毅之气，至老不衰”的评价被引用最广。

从书画题跋中我们可以看到，柳贯、郑氏家族、明初皇家内府收藏和本人的私藏、书法实践对宋濂书画鉴赏能力的形成和提高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作为宋濂经学思想和文道观的具体体现，他的题跋也充分反映了其重实用、重学风、重人品的文艺观。

一、书画鉴赏观

（一）接受视觉训练，建立自身经验体系

宋濂在题跋中曾提到，“多见真迹，故敢鉴定若此”，反映了宋濂书画鉴赏观的核心：书画鉴定要建立在接受视觉训练和创作训练形成的自身经验体系之上。

他6岁入家塾读书，学于义乌包廷藻；19岁时受业于金华闻人梦吉，“必先道德而后文艺”的教诲，影响了他一生；22岁时入诸暨白门方氏义塾，拜师浦江吴莱，其文学创作与观念对宋濂影响颇深；25岁时拜浦江柳贯为师，继承了他理学家正统的文道观和创作风格。在这段早期求学生涯中，柳贯对宋濂书画鉴赏能力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柳贯曾官至翰林待制、承务郎、兼国史院编修官，为元末文章大家、“儒林四杰”之一，在书画收藏、鉴赏方面都有所长。如在《题唐临重告帖后》中，宋濂写道，“唐临《重告帖》，予尝见于内翰柳公家……予以薛书飘逸为疑，质之于公。公笑曰：‘古人能知变通，所以为不可及也。’”宋濂在柳贯家中看到传为“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薛稷书法，认为不符合其飘逸风格，并求教于柳贯，柳贯说古人能够知晓变通，而现在的人做不到这点了，所以在书画鉴定过程中，要注重对书画家不同时期风格的判断与研究。宋濂还曾见过柳贯摹搨名作，并评价为“双绝”。他在《题悦生堂褉帖》中说：“……先师内翰公尝摹搨为卷，而以赵文敏公所临者继其后，诚可谓双绝矣……”而在柳贯逝世后，宋濂见到了柳贯曾过眼并题跋的赵孟頫书作，写下《题子昂书招隐卷后》：“右赵魏公所书《招隐士》一篇……卷左有翰林待制柳公、长芗山长吴公题识。二公皆所尝师事者，九京不可作矣！披玩数四，不觉泪落纸上。”他感慨人死不能复生，只能通过反复观赏题跋来追思敬爱的老师，并不禁怆然泪下。在后来的过眼鉴赏过程中，宋濂也一直在运用、验证柳贯传授的知识。如《跋鲜于太常行草后》中的“颇闻先师柳内翰云：‘公毅然美丈夫，面带河朔伟气，每酒酣骛放，挥毫结字，奇态横生，势有不可遏者。’今观此帖，其言盖可征也……”柳贯曾高度评价鲜于枢书法，后来宋濂亲眼见到后，认为柳贯的评价得到了验证。由此可见，宋濂在和柳贯学习、交往期间，耳濡目染，过眼了柳贯私藏的历代名家书画，增长了阅历，更学到了很多书画鉴赏与创作的理论知识。

宋濂跋元曹知白双松图。资料图

26岁时，宋濂接替吴莱执教于浦江郑义门，主讲东明书院前后长达二十余年。郑氏家族“藏书八万卷，家有藏书楼，建文君为书擘窠大字作匾，古名贤书画妙迹亦不下五六百种，后悉毁于火”。经中国美术学院张嘉欣考证，仍有一部分郑氏家族曾经收藏过的作品保存了下来，有据可查的包括《王羲之游目帖》《（传）褚遂良摹兰亭序》《周朗杜秋图》《薛绍彭乍履危涂帖》等30幅，时间跨度从14世纪初期一直到16世纪。而宋濂与郑义门的交往就始于一起求学于吴莱的郑鉴，直到去世前还念念不忘，写下了“平生无别念，念念在麟溪。生则长相思，死则复来归。”在这长达50余年的时间里，宋濂过眼了诸多郑氏家族的收藏。如在《跋东坡所书眉子石砚歌后》中写道，“郑君仲舒以读者或未之知也，持以相示，俾濂得以详识之。”郑仲舒即郑氏门人郑涛，曾和宋濂一同求学于黄溍。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马和之荷亭纳爽图》上有“浦江旌表孝义郑氏”“金华宋氏景濂”印章，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元耶律楚材送刘满诗卷》后有宋濂和郑涛等人的题跋，可知宋濂与郑氏在书画收藏上的交往，甚至可进一步推定宋濂直接参与了部分郑氏收藏的鉴定。

元顺帝至正十九年（1359），宋濂任婺州郡学五经师，正式开始为明室服务。后任江南儒学提举、太子朱标的老师，参与修撰朱元璋的起居注，并任《元史》纂修总裁，还负责裁定朝廷礼乐制度，被朱元璋“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与明初皇室关系十分密切。其间宋濂经眼了大批皇家内府收藏。如《题韩幹马临本》中提道：“余颇获睹东观，所藏图画中有长安韩幹《花骢图》真迹。”东观即泛指皇室修史、著述、藏书的地方。在《恭题豳风图后》中说“臣濂侍经于青宫者十有余年，凡所藏图书，颇获见之”，描述了他任太子朱标老师时，几乎遍览东宫收藏的经历。在其他题跋中，他还多次提到了“中秘”“秘府”“秘阁”等词，指的都是皇家内府收藏。如在《题七才子图》中提到“予于中秘屡见之，因知其非也”；《题唐摹东方朔画像赞》中提到“予在中秘，获观褚登善钩榻《黄庭经》”；《题墨本黄庭经后》中提到“今则又入中秘矣。予屡阅之……”；《题赵模千文后》中提到“予于秘府颇见之”；《题周文矩画狄梁公谏武后图》中提到“于秘府多见二子真迹，故敢鉴定若此”；《题张旭真迹》“唐人之书藏于秘阁者颇多，唯颠张真迹甚鲜”等等。由此可见，宋濂对明初皇家内府收藏的珍贵书画了如指掌，并以此作为鉴赏依据或参照。

宋濂自己也有较多的书画收藏。他在《题宋蔡苏黄米四大家合卷》中说：“余垂髫时即喜事翰墨，年来所藏前代名迹颇富，若宋之四大家，则未之有也。搜罗廿年，得汇此册，诚为宇内第一大观。”宋濂自认为收藏的前代名迹非常丰富，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宋四家”的作品却没有，苦心搜罗二十年后才终于汇编成合卷。他在《题冯子振居庸赋后》《题鲜于伯机所书兰亭记后》《题元曹知白双松图》《宋迪书华严经题跋》《米元章书致爽轩记跋》《跋宋马远江山万里图》中也都认为自己得到了珍宝。由此可见，宋濂藏有非常多的历代名家书画。

宋濂跋元耶律楚材送刘满诗卷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资料图

此外，宋濂本人的书法功底也很深厚，善真、行、草书，尤善小楷，虽然不闻名于书法史，但必须承认仍是明代初期一位出色的书法家。明人曾评价其书“清古有法”“真有龙蟠凤舞之象”“昭代精细楷者，宋景濂一人而已”。《明史·宋濂传》也称他“视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数字”。这种亲身实践，让宋濂具备了书画鉴赏所需的能力与实践经验。

（二）注重考证历史背景

作为史官，宋濂在鉴赏时非常善于使用历史资料来分析考证书画的历史背景，这也是他最重要的鉴赏方法之一。如在《题梁元帝画职贡图》中，他引经据典，指出多处值得怀疑的地方，他分析萧绎其时正与萧察互相攻战，萧察降魏后就受到北魏攻击而城破人亡，死前将“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全部焚烧，因此怀疑“窃计其时，绎亦何暇娱情于绘画之事？脱诚有之，亦与十四万卷同归灰炉矣，恶能至于今日哉？”然后又考证进贡国家情况，认为与史实相差很大。而《题郝伯常帛书后》中详细考证了元初郝经出使南宋力推和议，被囚十六年终得北归的具体过程，明确指出他在编修《元史》的时候已将帛书内容编入，之后又特意将故事过程题跋在卷末。

（三）注重品评整体风格

在题跋中，宋濂非常关注书画的整体风格，多次使用“精采”“神采（彩）”“精神”“神韵”“衡气机”“天机”等类似词语进行品评。如《题定武兰亭帖后》中，宋濂考证了“定武兰亭有二刻”的说法，认为其题跋版本“精神气韵，实与他本悬绝，当为定武初本无疑”。在《题颜鲁公书殷氏诰》中，宋濂经过考证之后，提出了“宝应二年”纪年、诰命范式等几处值得怀疑的地方，但综合考量整体风格后，最终还是下了“至若字画之美，精神飞动，当为公平生所书第一”的结论。《题龙眠居士画马》则对比后世学习李公麟画风之人，认为“丁晞韩、赵景升虽极力学之，仅仅得其形似，而其天机流动者则无有也，观此卷足以见之矣。”《题郭熙阴崖密雪图》中说“或者强指为杨士贤相类者，殆未见其衡气机也”。《题子昂书度人经后》则写道“观其天机逸发，出入右军、大令间，实为晚年妙笔。区区小夫，唯见公蚤岁书，概以插花美女为病，使其观此，必将吐舌而走矣”，对赵孟頫晚年所写佳作进行了极力推崇，并批评了那些只见过赵氏早年作品就贬低他的人。他还在《跋子昂真迹后》中提到了从整体风格辨别赵孟頫作品真伪的方法，认为“盖真者猝难入目，笔意流动而神藏不露，愈玩愈觉其妍；赝则其气索然，不待终览而厌之矣”。同样在《题梁元帝画职贡图》中，宋濂分析到，“陶博学善记，以辞翰擅一世，今所书字，形体窘束，绝无俊逸之气，颇类书经手所为……然其书意浑朴而无世俗纤陋之态，固不得真梁物，要亦为宋代名笔所作，世之粗工涂青抹红以欺人者，见之必循墙而避矣。”从整体风格入手，分为所谓陶榖题跋书风更符合书经手，整幅图不是南梁时的真迹，应是宋代名家的伪作。

宋濂跋宋欧阳修行书谱图序稿并诗（辽宁省博物馆藏）。资料图

（四）其他书画鉴赏观

宋濂在鉴赏书画时，多次通过鉴定印章的方法分析出了书画的真伪。如《题霜寒帖后》分析了米芾的印章，认定是米芾仿的《鹅群帖》，同时认为“然神彩迥拔，亦可自宝”。《题七才子图》中则说，“或者以此图乃祐陵所临。祐陵作画，固有晋唐风致，然画后必有署押，予于中秘屡见之，因知其非也。”

宋濂还注重考察书画的流传过程。如《题墨本黄庭经后》中，记录了黄素《黄庭经》从王羲之书写到李福中、朱友文、陶榖、李讳、宣和内府、鲜于枢、乔篑成、汤垕，一直到明中秘的流传过程，并将其和墨本《黄庭经》进行对比，认为字体完全不同，一时间不能判断哪个版本为真。《题王羲之真迹后》则提到，“别有《喜色帖》在江右，出自丞相周益公家，传授次第，一一有据”。

二、文艺观

受到业师闻人梦吉、吴莱、柳贯、黄溍等朱熹后学弟子的影响，宋濂继承了宋元程朱理学“文以载道”的思想，同时因身处金华，又吸收了陆九渊、吕祖谦的思想，“总的看来，宋濂的理学思想是和会朱陆、兼及吕学。”

（一）注重实用

“文之至者，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宋濂曾在多篇文章中对程朱理学的“文以载道”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阐述，认为“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这种注重经世致用的实用性观点也在书画题跋上得以体现。如《题周母李氏墓铭后》中写道：“题识之法，盖始见于唐而极盛于宋，前人旧迹或暗而弗彰，必假能言之士，历道其故而申之，有如笺经家之疏云耳，非专事于虚辞也。昧者弗之察，往往建立轩名斋号，大书于首简，辄促人跋其后，露才之士复鼓噪而扶摇之。呜呼，何其俗尚之不美也！……夫发扬其亲之德，孝子事也，何厌乎言之详？使人人皆如友，风俗其有不还淳者乎？故为记其卷末而归之，知言之士必有取焉。”

宋濂认为，题跋之风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极盛，功能应为补阙引申，而不是“建立轩名斋号”就请人题跋这种不良风气。而他自己在题跋时，也是非常注重这个功能。如在《跋富韩公十二帖》写道“故濂为详著所遣之时，以足其未备，更为序次如右”，点明题跋的主要目的。《题张樗寮手帖》写道“因并书之，使览其字者，可以知其为人”，明确指出题跋目的就是引申宣扬张即之的“挺特之气”。

“发扬其亲之德”“还淳风俗”等则是宋濂题跋的主要目的，这种通过题跋引申来宣扬惩恶扬善、臣忠子孝的伦理道德思想还体现在多篇题跋文中。如《题李伯时画孝经图后》中评价李公麟所画《孝经图》为“稀世之宝”，“然而王者之所宝，在孝不在画也”，认为晋王朱棡重视这张画的真正原因是对孝道重要性的弘扬，而不是画本身。《赠昙霄上人序》中则写道：“若能幡然改辙，归继宗祧之重，其孝不尤大哉！在家出家，同一法门，居尘而不染尘，浮屠氏之戒也，初何伤乎？”他劝诫南宋名臣虞允文后人昙霄上人，在家也能修行佛法，要以继承家族血脉的孝道为重。在《题余廷心篆书后》中高度评价并颂扬了元末官员余阙保家卫国的义烈忠勇精神：“……忠义之气可以惧乱贼，清恶厉，天地因之以位，君臣藉之以定，斯岂细故？虽所书不工，犹当传之万世，况能臻其妙者乎？此纸所在定有神物呵护，见者当如张中丞之诗、段太尉之笏，耸然起敬，不可徒以翰墨视之。”认为有了这种精神，即使书法写得不好，也要代代相传。

宋濂跋无款包公像（美国史密森学会藏）。资料图

（二）注重学风

作为文坛领袖，宋濂推崇并注重优良学风，对不重学习研究、急功近利的浮躁之气进行了批判。在《题危太朴隶书歌后》写道：“学必博而后所见精，非惟诸经奥旨皆当研摩，至于隶书之学，汉、魏以来，其运笔结体多不同，苟不历考其变，何以充其知识而祛流俗之陋哉？……呜呼！世以空虚之学，浮谈强辨，如蜂起泉涌者，视此曷知愧哉？”宋濂对危素研究隶书的精神进行了极力表扬，批判了当时盛行的“空虚之学”“浮谈强辨”之风。

他还在《题赵子昂临大令四帖》中夸赞了赵孟頫勤奋学书的精神，并认为其成就盛名的原因就在于此，之后再次批判了年轻人急功近利的浮躁之气，“后生小子朝学操觚，暮辄欲擅书名者，可以一笑矣。”

在《题清微法派仙像图》中，宋濂强调了尊师重教的重要性，对那些拜师求学很短时间就离去、如此急功近利的学风进行了批判，说“师授贵相承，昔人皆以为重，非特道家之为然也……世有从师不旋踵而背去之者，视此可以戒矣”。

（三）注重人品

作为士大夫阶层代表和理学继承人，宋濂和苏轼等前人一样认为，人品和书画品格是统一的，人品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书画本身。他认为，“道”高于“技”，这也和他的文道观相符。

在宋濂题跋的绘画作品中，以李公麟画最多，共计7件。他多次将李公麟评为“固当宋代第一”“宋画第一”“以为天下更无匹体”“笔意之精超入妙品”等，体现了对李公麟绘画的喜爱与推崇。但即便如此，宋濂对李公麟还是感到惋惜，他写道“然黄庭坚言其风流不减古人，以画为累，世因以艺名之，此又不得不为公麟惜也。呜呼！士大夫择术之不可不慎也如此”，认为画艺太高超带来的盛名反而带来了拖累，告诫世人切勿让“技”压过了“道”。

宋濂在《跋东坡颍滨遗墨后》中写到了苏辙字画平平，后世评价却高于那些排挤陷害他、学习羲之献之书风比较好的人这一现象，“今观少公字画，仅平平耳，其视当时挤陷之者，力追羲、献而姿态横逸，未尝无其人。后之君子，不彼之宝而独宝此者，则夫人心是非之公犹凛然也。呜呼，可畏哉！”

《题梁楷羲之观鹅图》中写道，“为画院待诏，赐以金带，不受，挂于院中而去。君子许有高人之风。或者但知笔势遒劲为良画师，且又谓其师法李公麟，皆误矣。”认为梁楷人品高尚，不能简单地将他视作技法优良的画师。

《跋文履善手帖》中则更明确地表明了宋濂心中人品和书画品格的重要性区别。他将贾似道题记的《悦生堂本兰亭序》和文天祥手帖相对比，虽然《悦生堂本兰亭序》书法水平更高，但宋濂对求跋者“因斥去不暇顾”，对相近时间看到的文天祥手帖反而“再拜起观”，“谛玩不能释手”，并告诫世人“善恶之在人心，其不可磨减者如此，虽千万世不易也。深可畏哉！”

（作者陈畅捷系浦江县社科联副主席（挂职）、县博物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