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济英文集》出版：“什么都不说”的汪公

“你八十几？”

“我87了。”

“我88。”

“血压怎么样？”

“还可以。”

“长远没见了。”

一场研讨会开始前十分钟，在会议室里听到了这样的对话。

12月6日上午，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一楼会议室，《汪济英文集》首发式和研讨会在这里举行。

汪济英这个名字，对普通人来讲，陌生，或许已经是个过去的名字了。如果仅仅用一条简单的人物介绍，是这样的：

1953年10月，汪济英从部队转业到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受到沙孟海、郦承铨、朱家济等名家的熏陶与培养，将余生奉献给了文博事业。历任浙江省博物馆历史组（部）副组长、组长，陈列部主任，副馆长，常务副馆长。1991年晋升为研究馆员，1993年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4年1月离休。2018年6月3日因病逝世，享年91岁。

汪济英

但是，对于来参加这场研讨会的这些“80”后来说，汪济英是他们的同事。比如，88岁的劳伯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他和汪济英一起参加了50年前河姆渡遗址的试掘，一起坐消防车去的考古现场，汪济英是试掘的负责人。

更多的，他是在场很多文物考古工作者的领路人、师长。他更是父亲，儿子汪大川和女儿汪天来也到了现场。

劳伯敏

对到场或没有到场的浙江文博的同行来说，他有个每个人都知道的称呼：汪公。女儿小时候很疑惑，“‘公’很老，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叫他汪公。“浙江文博界称为‘公’的很少，唯有汪济英。”从医院请假出来的林华东这样回答。他为《汪济英文集》撰写了前言。

对于不知道汪公的人来说，他对于浙江的文物考古，对浙江大历史的构建，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这几年，“文管会”经常成为浙江考古故事的叙述中心，因为这个门牌号码：上世纪八十年代为环城西路22号，即现在环城西路“锦绣天地”西南角，南边即龙游路，七十年前，这里有一幢西式小楼，叫“平英阁”。主人蔡竞平（蔡崇信族高祖），民国时期杭州电厂创建人之一，任总经理。取自己和妻子张帼英名字中各一字“平”“英”为小楼命名。1953年，主人以5万元卖给了省政府，文管会就搬到了这幢小楼里，开始了一段传奇。这一年，朱家济也从故宫博物院调来了，担任研究组组长，负责地面文物的调查、保护和维修。

来文管会报到的第一批年轻人：朱伯谦、周中夏、黄涌泉、汪济英、王士伦、牟永抗等，成为浙江第一代文物考古工作者。

搬进来后，汪济英在小院里种下了香樟树。后来他说，那棵长得丑的大樟树是我种的。

这棵树至今仍枝繁叶茂。

1954年浙江省文管会全体合影 从右至左前排：沙孟海、邵裴子、郦承铨、陈训慈、朱家济、朱寿潜，第二排：党华、刘永长、朱伯谦、程隽，第三排：张任政、蒋晓耕、黄涌泉、王士伦、孙元超、汪济英、潘臣青，后排：周中夏、金祖明

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在杭州做过一个主题发言，他说：“书要比人长寿。不要人还在，书已经死了。”人会离开，树会在，书也会在，有的文字，会留下来，活的比我们长久。浙博和汪济英的家人用两年时间收集整理了汪济英撰写的62篇文章，包括未发表的手稿，在他去世5年后集结出版了这本文集。

“浙博的前辈很多，我听到最多的就是汪济英老师，大家称他为汪公。对他的人品是谈论最多的。我不认识他，但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我们慢慢丢失的学者风范。”浙博馆长陈水华说。

文集中，钱江晚报“文脉”栏目在2013年2月1日刊登的汪济英先生专访文章，也被提及并写入前言。研讨会现场，大家多次提到采访中汪先生的那句话：“专注一门，我不如人；多方应对，人不如我。”

“我就是个打杂的。”十年前，汪济英在家里对我说了这句话。一个工作了半个多世纪的学者为什么会说自己是打杂的？这让一个刚开始跑考古线的小白很吃惊。

谦虚，低调，很多事从来不讲，是每个人对汪济英的共同回忆，这也导致“学术形象相对模糊”。

浙博副馆长许洪流说：“我印象中和汪先生只有一面之交，话也没说过。但我知道，汪先生是全才，但是学术形象相对模糊。我和两兄妹讨论，不要出纪念文集，就出研究文集。”

“我和汪公第一次见面是1977年9月4日，我分到浙博，晚上七八点才到，汪公刚刚出差回来，却马上来看我们，很感动。他非常低调，文博通才，谦谦君子。知识面广阔：考古发掘、古建保护、田野调查、撰写论文、书法鉴定、陈列布展、培训讲课、行政管理……”林华东解释了什么是“打杂”的。

“他的学问很深，但很多事情是从来不讲的，能够把他的著作编辑起来是大功劳，是对浙江文博事业学术的推动。我91年到省文物局，一开始在博物馆处，和汪公一起鉴定，印象最深的事是去天一阁，很难进，但我们鉴定要求普遍都要看。最后凭借汪公的声望，邱所长（注：邱嗣斌，原天一阁文物保管所所长）给我们看了镇馆之宝。我是跟班的，跟着汪公在鉴定里学了很多，虽然我后来没有做这方面工作，但对我认识历史文物有启发性的意义。”原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陈文锦说。

“文脉”采访时，曹锦炎说，汪先生的书法是跟沙孟海先生学的，写得非常好。他的书法功底，在工作之外挤时间练的，靠的是用功。但是，陈文锦讲了一件事，“我调到文物局后，汪公说给我写了一幅对联，但一直没给我，后来碰到，总说再说吧。一直到去世。”

是的，他总是不说的。即便写了字，也不说。

与沙孟海

1988年进浙博的俞为洁，那年25岁——

我去省博报到，当时汪济英老师是省博的常务副馆长，主管业务工作。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娃要见馆长大人，多少有点紧张的。但见到汪馆长后，不知为啥我一点没紧张，感觉就像见到了家中长辈一样，很自在地就聊了起来。汪馆长清秀儒雅，这种长相本身就很让人安心、欢喜，他还特谦虚，说自己东做做、西做做，成了三脚猫，让我不要学他，说你能读到这么高学位，不容易，要好好做业务，馆里需要你们这种高学历的人才。汪馆长没有直接给我指派工作，他把业务部门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然后特别指出了当时还没有“专家”负责的几个业务缺环，希望我最好能在这几个缺环中选一个专业方向，以完善省博研究队伍的配置。因为读书时就比较怕古文，我就选了史前史，想着这史前时期还没文字呢，总不需要读古籍吧！汪老师很高兴，说“河姆渡文化陈列”现在是馆里最主要的文物展览，你尽快把展览的内容熟悉起来，可以先对着展品把发掘报告读明白，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来问我。等你把这块顶上了，以后有学者来访，就不用我去陪啰！研读河姆渡遗址发掘报告的时候，我才知道汪老师就是河姆渡遗址试发掘的负责人，原来他让我可以随时去问他，并不是对新人的随口安慰，我这心里突然就踏实了，感觉有了依靠。

俞为洁在一篇回忆汪老师的文章《清白温润真君子——忆汪济英老师》中记了这件事。

研讨会现场，她说，那时改革开放，文化事业繁荣，但社会上有一种倾向，越来越物质化，对一个人的评价就是能不能赚钱能不能当官。我很幸运，我的生命中出现了汪老师这样的长者，给我定了心，让我可以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业，他就像定海神针，对我的影响很大。”

“你不认识的字你去找他，他都可以认出来。汪公在，我就可以问问他。”同事周初明说。

“和汪老师共用一张办公桌”的王小红从包里拿出两张书作，其中一张是汪济英给她的信，写在宣纸上。她讲了一个小故事。

“那时候我们书画部搞陈列，有时候释文字会释不下来。有一次遇到傅山的草书，很草，一些字认不出来。汪公来办公室坐，我就跟他说了这事。过了一星期，他又来了，自己临写了一遍，又用书法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应该如何理解作品，我当时非常感动。”

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说。

文物鉴定专家周永良说了另一件事。

“汪老师是我们文物工作的领路人。他曾经兼任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我们弄弄就去请他，为什么？人太好，心太软，好说话。有一次，我去他家，耄耋之年的汪公还在家里啃一本厚厚的墓志集稿件。他太好说话，苦了自己，但他不说。还有一次，我们一起做书法鉴定，汪公肚子痛，拉肚子。我说回去吧，他说没事没事，不大吭声。后来我看越来越不对，脸色都发青了，马上把他送回杭州的医院，已经半夜十二点。所以，他不吭声的，解决了很多我们的事情，但苦了自己。”

浙江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合影

照片背面为汪济英手书

文集的最后，汪大川节选了父亲的部分日记。2013年2月1日，他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