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杨庆祥：哪怕在漫长的无聊期也要兴高采烈地生活

“她吃完面条/把鸡蛋留在最后/她喝掉咖啡，把苦味事先品尝。/她结婚了，/她告诉我，平静的就像在纸上盖一个章/就像喝完咖啡/抽完一根别人敬烟/活在今天她决定妥协/然后哭着说她挽留不住任何美味。”

这是一首诗，题目叫《一种模仿的现代生活》。

80后诗人、批评家、鲁迅文学奖得主杨庆祥的新书《一种模仿的精神生活》，来自于他自己的这首诗。之前，他出版过《80后，怎么办》和《我选择哭泣和爱你》，加上这一本《一种模仿的精神生活》，可以说完成了一个人的“时代三部曲”。

《一种模仿的精神生活》是他的文学随笔集。全书由“共饮的花园”“好些时间在荒原里”“走进人间的烟火”三个篇章组成。第一篇章“共饮的花园”包括八篇书评及随笔。作为批评家，杨庆祥对顾城、王小波、路遥等知名作家的作品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为读者提供了专业的文学解读视角。在第二篇章“好些时间在荒原里”中，通过八篇围绕社会热议话题展开的探讨，杨庆祥展示了其个性鲜明的思考方式，帮助读者更加深入地理解当下社会的众多面向。第三篇章“走进人间的烟火”由五篇个人游记组成。在细腻的文笔之下，杨庆祥讲述了自己在国内外旅行的所见所闻，文中既有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又有令人难以忘怀的自然之美。

杨庆祥拥有多重身份：思考者、文学评论家、社会研究者、旅行者。

这本集子中，他记录了2008-2019年“黄金时代”的整个过程，他写读博生活，他写父亲，写对家庭的突然感受，他写高考、上大学、毕业、找工作等人间烟火，回望过往，忽然意识到，其实我们每个人平凡生活内部都开始不平凡，我们再怎么艰难，自己都可以赋予自己那么一丁点光辉。

他的同事，作家梁鸿评说，杨庆祥有非常敏锐的直觉，他能够抓住这个时代最核心的问题。《一种模仿的精神生活》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照，这十几年特别鲜明的精神特征就在杨庆祥的书中。

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一代人，也在一代人的光与影里。杨庆祥憧憬的精神生活，或许正是中国的先贤早就给我们描摹过的生活愿景，那就是《论语·先进》里面孔夫子所高声赞美的：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以下是潮新闻记者和杨庆祥的对话——

【一个写作者，他生活在生活之中】

潮新闻：你很喜欢这本书的样子，一部瘦瘦的集子是吗？

杨庆祥：我确实喜欢瘦的书，这本书比较瘦，但其实瘦的书比较费纸，因为不是正常的开本，不是规整的，所以有点不环保。但是我坚持要出外形瘦的书，用瘦的书呈现一个比较不瘦的灵魂，这样挺好的，这样携带也比较方便。蓝色是编辑选的，叫莫兰迪蓝，这个蓝特别好看，当时我觉得有点太小朋友了，但是越看越好看，挺耐看的。我特别相信年轻人的审美，你一定要相信90后、00后，将来的10后，他们的审美一定比我们更高级一些，所以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

潮新闻：在书写过程中你期待你是什么样的形象？你希望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你是什么样子的？

杨庆祥：书里有一小辑是“走进人间的烟火”，是来自于我的一首诗，也是前些年写的，这首诗没完全录用，其实完整的一句是“我打着伞走进人间的烟火”，所以这里面就很有意思，每一个写作者或者每一个生活的人都是生活在生活之中，不可能与世隔绝，生活在洞穴里面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他者我们总是还是有警惕，或者有戒备，有保留，这个时候你打着伞走进人间的烟火和你赤裸裸的走进人间烟火是不一样的，这是差别很大的。所以每一个写作者都是有一点点犹豫的，他既想让读者感受到他，但又不想让读者感受到全部他。

潮新闻：什么是“打着伞走进人间的烟火”？

杨庆祥：我记得以前在北京要找一个住的地方，刚毕业，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没有办法打着伞走进人间的烟火，因为天天就住在学生宿舍，怎么打伞都不行，博士生宿舍是两个人要稍微好一点。　后来我毕业了要找一个地方住，我一个师弟他说师兄我建议你住远一点，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应该保持一点神秘感，我说好吧，你说的挺好，我当时住的特别远，每次到学校上课都坐地铁一个半小时，后来实在受不了，24站，直达的，但是下了地铁还得走，在那边住了4年没有办法忍受了，还是离近一点好，不要这个神秘感了。所以写作者有时候会比较犹豫，但是我觉得一个真正高级的写作者是可以在写作里面再造一个自我，千万不要被作品里面的“我”迷惑，那是一个幻觉，是一个符号建构起来的东西，和真实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某种意义上作家尤其是大作家，在现实生活中都不太可交，都是有奇怪的性格，也不是很可爱之类的，所以要有警惕之心，这是我对我自己的告诫。

【回望一个“黄金时代”，和一个人的“黄金时代”】

潮新闻：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都有自身的黄金时代，2008年-2019年是非常特殊的时期，你用一个黄金时代来比喻，是什么样的黄金时代，哪种意义的黄金时代？你对这十年进行了梳理，你把你的触角小心翼翼的探出去，走出舒适圈，睁开眼看世界，看正在发生的生活，对这个时代相互矛盾的生活，相互矛盾的存在，包括自身不断的变化，作家都想有一个充分的书写？

杨庆祥：我在“黄金时代”上是打了双引号的，其实有一点反思的表达。2008-2019年我认为这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黄金时代，我特别注意到裂隙同时在发生。我在2016年写了一首很短的诗，我说很多年以后我们一定会怀念这个黄金时代，堆积如山的快递、飞驰的高铁、飙升的房产。

潮新闻：你写了你经历的身边的北京奥运会，还有远方发生的汶川大地震，这是“黄金时代”里的不同的东西？

杨庆祥：在那个时候，我们都会按照既定的轨道往前走，但我们心里已经知道某一些东西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不可挽回，就像村上春树写到出门看到天上的月亮，这个月亮还是和以前一样，但是再仔细一看不对，有变化。我觉得凡是对这个世界感知灵敏的人，肯定感觉到某些东西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是以不可逆回的方式。这个时候回过头来看，无论是汶川大地震，还是北京奥运会都变得那么富有象征性。我没有想到我们这一代会见证这么丰富的历史，历史的辩证法其实蛮残酷的，也富有戏剧性。

《80后，怎么办？》，杨庆祥著。

【80后的成长：侠义及“小镇做题家”】

潮新闻：作为一个中国的80后，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也是从一个小镇做题家这么走过来的吗？

杨庆祥：我一直在说我们这代人的精神资源没有被很好的发掘，比如武侠小说和港台电影电视剧对我们成长的影响。我从初中开始主要读的作品不是鲁迅，也不是陀斯陀耶夫斯基，也不是托尔斯泰，主要看古龙和金庸，正版还看不到，就看盗版，一本一本的看，大一点之后有录像厅了，看香港电影，侠气从这方面来的。另外是从中国古老家族传统来的，家族之间为了各自的家族利益抛头颅、撒热血，但是这个“侠”有时候很蠢。实际上我在武侠小说和香港电影里面学到的“侠”也很蠢。在高中的时候会经常跟同学打一架，没有理由，我记得有一次跟同学打架是因为他说你走路的样子怎么能这样呢？看不惯，我说你为什么要用这种眼神看我，我们就打起来了，当时觉得好玩儿。　　　　　

潮新闻：那个少年时期，所谓“侠”义江湖，金庸小说等流行文化元素也深刻地影响到了你们这一代？

杨庆祥：高中时候真的做过打抱不平，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的事情。这些故事其实是很好的小说素材，这里就不提了。在我看来，真正的“狭义”“侠气”应该是一种共情力，对不公正的愤怒，对弱者的同情，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这个需要保持，我觉得这是人之为之最基本的东西，作为一个人基本的素质。如果丧失了这个东西可能这个人就是非人了嘛，就是AI，AI有时候也会愤怒，有时候人反而不愤怒了。

潮新闻：走过了黄金时代，发现我们绝大多数都是平凡人，过平凡的生活，当然平凡人也有精神生活。你说“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现代性的惯性里走出来，过上一种平凡、自由而审美的生活”，是什么意思呢？

杨庆祥：对平凡来说前提确实就是自律，你刚才讲的那些不是平凡，那就是懒、拖沓。我们经常讲自由，自由的前提也是自律，没有自律不会获得任何的自由。我在我书里面讲到平凡，同时还有两个词，平凡、自由、审美的生活，这三者的前提都是自律或理性，只有在非常自律和理性的前提下思考生活，跟他人发生亲密关系，建构有效的连接才可能真正获得在场的自由、审美，在这种过程中平凡其实变成了一个非常稀缺的一种品质。其实我们很多人是没有真正去理解平凡，我们就认为平凡就是穷困潦倒，大腹便便，不是这样的，或者邋里邋遢的，不是这样的。我前几天参加一个少数民族的活动，当时我觉得有点惭愧，我们穿的特别随意，但是所有的少数民族出席的人全部是西装革履，打着领带，领带的颜色都特别的鲜艳，女性都穿着裙装，穿的很得体，他们非常注重仪式感。平凡自由审美的生活也是需要仪式感的，并不需要有很多的钱，就是举手投足，一饭一粥里面的，这就是我对平凡自由审美的基本的考虑，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是能做到的，

潮新闻：有人说，80后一代正在老去，现在80后也是中年人了，你的感受是什么？

杨庆祥：我记得前两年我确实有一个变化，我会经常忍不住站下来看我身边走过去的年轻人，感叹他们脸上的胶原蛋白怎么那么多，我就觉得自己老了，我当时特别特别羡慕，真是千金难买青春。我每年春节都会代表学院去看望80岁以上的教授，有一次去的是二环内的一个房子，特别大，那个老教授说我这个房子特别贵，我当时心里想，给我一个亿我也不会以我现在的年龄跟你换。我的生活是可贵而值得尊重的，同时我也觉得这位老教授的生活是值得尊重的。你的生活特别好我尊敬你，我的生活我也特别珍惜。不低看你也不高看自己，我觉得自由平凡审美就是不要拔高别人，也不要拔高自己，你不要轻贱别人，也不要轻贱自己。为什么不能有多种理解？我觉得我们在求解的时候一定是多解，而不是唯一的解。我们现在最要命的问题就是一直在求一个唯一的解，这个唯一的解会禁锢我们的生命。

潮新闻：这一定是一个“多解”的，多元的时代？

杨庆祥：为什么人都喜欢到处走一走？是因为生命本身有内在的召唤，需要你把生命不断的扩大丰盈，变得丰富，你到了新西兰过一段时间觉得还是都昌那个地方好，我偶尔还要回忆一下安徽有山有水的地方，真的挺不错的。生命本身内在的召唤，这种丰盈，需要丰富的东西会让你扩大这个东西，这就是多解，就是多重答案。多解是非常重要的，多解的状态下才会有平凡的、自由的、审美的人生。　

潮新闻：当下“御宅族”“丧”“佛系”“社恐”等等，在青年人中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这也是你说的平凡生活的一部分，你怎么看？

杨庆祥：其实质上要表达的是对现代这种野蛮竞争关系和不道德成功学的厌恶和抵抗。但是如果仅仅局限在消极的逃避中，并不能解决问题，不过是对野蛮状态进行虚无主义的幻觉宽慰，并不能有效挣脱既有的奴役关系。

在我看来，荣格提出了平凡最本质的定义，平凡即“使意志与能力协调一致”。平凡并非放弃自我，恰好是，自我的觉知是平凡的前提，只有理性地变成了成熟的人，才能够正确地衡量和评估自己的能力。平凡也并非不思进取，而是对志向有准确的定位，不去盲目狂热地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学”。更重要的是，将知识和能力转化为一种人生和生活的智慧，内在觉知和外在世界进行良性互动。

【面临漫长的历史的无聊期也要兴高采烈地生活】

潮新闻：有80后读者说，觉得50后、60后、70后作家有很多宏大叙事，而且他们经过了社会的变革期，那么80后、90后、00后作家，他们应该用哪些维度传承他们对社会的记录？十年或者二十年以后的读者如果再看您这个书，您希望给他们什么样的思考？　　　　

杨庆祥：我过去一年在好几个地方都做了演讲，在上海、长沙，在人大也做过演讲，就是讲改革史与文学史的互动，我主要是讲路遥《平凡的世界》跟余华《兄弟》之间的关系，对改革的描写。我说我自己心路有一个变化，我是一个不断反思自我的人，我说我在很多年前，比如5年前我可能认为路遥的书写比余华的书写要好，我也写过研究路遥的文章。但是我在疫情期间重新把《兄弟》读了一遍，读完以后我就跟余华说，这部作品太了不起了，我现在要把路遥《平凡的世界》分调低，要把余华的《兄弟》调高，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我认为路遥的宏大叙事里面有一种“不真实”东西，尤其是站在后设的视野来看。它以一种奋斗励志的方式呈现出来，发挥很多作用，让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沿着孙少平和孙少安的路走，我们就走到一个完美的世界，然后人人得到幸福，每一个人都生活的很好，从此以后大家都幸福生活在一起了。余华的《兄弟》则以一种反讽、撕裂、预言式的方式揭示了这样一个狂欢的历史进程里面个体真实的感受。所以我觉得我会调高他的价值。

潮新闻：更年轻的写作者，怎样不被那样一种看起来非常堂皇的叙事带着走，坚持自己的真实的生命体验和自己站立的这一方土地？

杨庆祥：我站立的地方可能是书房，我在那里观察身边人的情仇爱恨、生离死别，痛苦欢乐，把它写出来，这就是了不起的写作。上次我在上海演讲结束后，有一个男生一直耐心的坐在旁边等，一直等我签书签完了，上来哭着问，老师我觉得我自己是历史的原材料，我不想做原材料，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怎么办怎么写？我说你就记录下来，哪怕没有人看，哪怕不能发表，记录下来，放在文件夹里面，如果是手稿放在抽屉里面，记录下来，过了很多很多年以后它会有价值的。过了十年，我觉得十年以后不会有人再来读我的书，如果还有人读，就挺好的，这是一个记录。比如《80后，怎么办》看起来有点“不成熟”，但我一点不后悔，就是那样一个状态。现在这本书里面也有很多，比如我对AI的判断，我对这个时代的判断，过了很多年可能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没有关系，真实的记录下来，然后就有价值有意义了。

潮新闻：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问题，大家现在都挺迷茫的，比如说“80后怎么办”之后，还有90后、00后怎么办？

杨庆祥：我在河南的时候记者也是这么问我的，我说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每一代人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这一代在北京生活工作，物质上面临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买房子，当时就是直接的现实问题，我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放在一个现实的问题里面讨论，而是放在结构里面讨论。

现在90后、00后、10后会面临什么问题，房子问题是不是也许可以搁置了？但是我觉得你们会面临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问题，你们要面临漫长的历史的无聊期，这是我刚才想到的，可能会缺少我们这代人曾经有过的兴高采烈，意气风发。所以对你们很重要的就是怎么制造生命中的奇迹，特别重要，在一个很疲乏的历史周期里面让你的生命变得有趣、可爱、好玩儿，特别重要，考验大家的情商智商。里尔克曾经给青年写过一封信，他说你们要忍耐，爱是恒久忍耐。后来我对青年学生说，我加一个词，请你们一定要兴高采烈的忍耐，要忍耐，但是要兴高采烈，要把生命的状态活出来，这是很重要的，这是00后、90后和10后要做的事情。我作为即将老去的80后我觉得应该有一些责任感，就是尊重年轻人的创造性活动，不要一副充满爹味的教导这样不好，那样不行诸如此类的说教。要尊重他们，如果有能力就帮助他们一下，托举他们一下。我一点没有鲁迅那种悲伤，我也要兴高采烈的生活，大家一起兴高采烈地生活，在一起喝点酒，聊点文学艺术生活，大家互相帮助，一起完成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就特别有价值了。

人物简介　　　　

杨庆祥，1980年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批评集《80后，怎么办》《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诗集《我选择哭泣和爱你》《世界等于零》等。主编有大型青年作家研究丛书“新坐标书系”；科幻小说丛书“青科幻系列”；英文版80后短篇小说集The　Sound　of　Salt　Forming.　曾获冯牧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鲁迅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