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回想油印时代

我面前放着四份1982年3月至10月《电影一览》的精美小报。

你可别以为一提到“精美”两字就是铜版纸，双面胶印，逼真的明星照片之类，那可要让你失望了。不过，在那个时代，这真是一份了不起的小报。你看，版面变化极多，报头有时在正中，有时在上左；报头字是丰满的毛笔行书，题目的字体则有工楷、宋体、行草、仿宋等；报头和文题都套红醒目。排版在对称中，每期都有变化，就像纺织厂把同样的料子织成不同的图案。题目都是用铁笔耐心地磨出来的，鲜红鲜红。

纸张却很差，是一种很薄的叫做“单面光”的廉价书写纸。油墨刷子是刻写者自己做的，长长的一块橡皮一侧削出薄口，另一侧嵌入木柄的凹槽中，一把刷子就做好了。一张一张地印，比如印八百张《电影一览》发给各单位，由于纸宽刷子狭，他就要在纸上刷上千次。后来有了油印机，用滚筒涂上油墨，将蜡纸平贴在油印机的纱框下面，在纱框上压紧滚筒推动，无论是文化单位还是学校，印刷速度都快很多了。

让我们挑一些电影标题看看，回忆一下那时的文化事业从贫困年代的文化沙漠起步开始走向兴旺的镜头吧：《知音》《卡桑德拉大桥》《少林寺》《李清照》《山菊花》……。

我认识那个刻编小报的小学职员，他是小镇里第一个好刻手，他除了刻学校里的蜡纸，还帮刻文化站的电影小报。

他刻的电影小报，每期没有一份留存的。他有一套工具，除了一支只有一枚细针尖的铁笔我司空见惯之外，其他的铁笔我常想向他借，他老是不一会儿就要讨回去。也难怪，这套铁笔很难买到，每支的笔头都有“花头”，有一种笔头是个滚轮，轮子的边口上有的像锯齿，在钢板上一滚，滚出来的线就像省略号；有的边口上是长短的缺口，滚出来的线就点线相间；有的轮子边上是弯弯的，滚出来的就是连续的S形花边。这些花纹将各篇文章隔开，像篱笆隔开美丽的花圃。这样不同花纹的笔他有好几支，不知是哪儿买来的，刻出来的花纹实在缤纷多姿。

那时侯，乡镇文化站的主任老陈主编一种不定期文化刊物，名字说出来真太谦虚，叫《习作交流》。那时国家困难，还没有教工宿舍，我就租老瓦房住。老陈总是礼贤下士，常常通过窄窄的小弄堂走进我黑乎乎的家居来，把破地板踩得吱吱叫，连一口茶也不肯喝。我虽然无物可写，却总是敷衍一篇，心里常是忐忑不安，总好像欠了什么。《习作交流》是老陈委托同乡村一位姓虞的业余文学爱好者刻的。多年后才晓得，老虞还是位优秀的复员军人。老虞已谢世多年了，翻开旧刊，似乎仍看见他在陋室里埋头刻写的背影，似乎仍听见铁笔沙沙地在蜡纸上划动。那时侯，县文化馆有一本内刊是铅印的，我有一篇儿童文学居然获得刊登，真高兴得不得了，时时拿出刊物来看看文章，摸摸纸页。现在回头一看，这些东西都成为县级文化事业起步的见证，已经成了文物了。我相信，如今各地许多上年纪的文学爱好者，他们的处女作，可能大都上过油印刊物。

那年代，在各大中小学里，也是将钢板和蜡纸当作宝贝的，我的一位高中校友，后来在某大学当中文系讲师，他寄送给我一份他自己编的《语法讲义》，就是用黑油墨印在单面光黄纸上。

还有一种钢板，不是平整的细纹，而是一条条凸起的花边，我也买到一块，刻讲义或班级小报，都可以用粗粗的磨圆的大头铁笔磨出各种花纹来装饰。我将这块钢板和普通细纹钢板、铁笔都视作宝贝。平时，我还偷偷地将钢板和半筒蜡纸藏在办公桌的最下面一格抽屉内。

课堂练习要用手工刻写，考卷要用手工刻写，讲义要用手工刻写。我一次刻写最多的算一份《中国文学史简表》，从先秦到明清，刻了26页，刻得手酸脖子疼。最危险的一次刻写是在家里，那次精神太集中，只管埋头刻写。抱小孩的亲戚也没防到，才2岁的女儿在桌上忽然弯下身子来抓热水瓶，抬头看见已经来不及了，热水淋在小孩肚子上，急忙送到医院治疗，至今一生心存内疚。但当年每每看到我这份《中国文学史简表》有很多同事来拿，或者连那份蜡纸也要去；有的讲义使用后确实让学生提高了成绩，心中还是十分欣慰。

别以为用蜡纸印刷是“老土”，它可是上了印刷史的。在印刷历史上，有四种有代表性的印刷方法，那就是凸版印刷、平板印刷、凹版印刷、孔版印刷。

用蜡纸印刷就是孔版印刷的一种。孔版印刷印版的图文部分是由大小不同的空洞组成，油墨透过孔洞印刷到纸张或其它材料上，构成图像。包括有誊写版、镂空花版、喷花和丝网印刷数种。我国隋代大业（605－616年）年间，宫廷用的衣裙服饰，就曾经用镂空花版印染。看来，这种技法，比雕刻木板的发明还要早一个多世纪。不过，它一直是被作为印染的一种手段，保留到现在。

誊写版的技术，平常叫作油印，是最简便的一种孔版印刷术，开始于十九世纪末期。在特制的蜡纸上，用打字机打字或用铁笔刻画出图文，随后在蜡纸面上施墨印刷，即得到了印刷品。文化的传承，终究是和印刷技术有关的，其关系就像蒸气机与工业革命。要不然，印刷术还能为国人津津乐道么？还能列入四大发明么？随着文化发展的需要，新的技术必然应运而生。这就让我们想起了一位了不起的当代科学家——王选。

北大教授、两院院士王选长期致力于文字、图形和图像的计算机处理研究，运用自己的发明成果开发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并形成产业，取代沿用了上百年的铅字印刷，推动了我国报业和出版业的跨越式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2002年2月1日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媒体誉为“当代毕升”。一个改变中国文化进程的顶尖人物虽然走了，他的科技成果却留了下来，每一份印刷品上闪耀着民族的骄傲之光。文化的繁荣加诸激光排印技术的普及，使出版物也如雨后春笋。这对于保存当代文化成果，其好处是毋庸置疑的。我甚至想，如果孔老夫子当年有激光排印技术撑腰，哪怕他坚持述而不作，他的门生终归要把《论语》记录得详尽易解些，上古古文也许会有比较通俗的另一种样子，不至于“语”和“文”分离，如前些年于丹教授讲解《论语》所引起的语义争论也可能会少些，学校里小朋友如今读的课本中的几则《论语》，也不至于注解超过原文字数的数倍了。

前些天，一位老友打电话来，聊起一期油印的草根刊物，那里面有他早年的一篇民间故事，现在要用，可是已经没有原稿了。我说我也找不到了，彼此都很遗憾。现在，有些民间人士，已有先见之明，开始保存油印物件了。“物以稀为贵”，先下手为强啊！您抓住的不仅仅是一张油印纸片，那是一个时代啊。

作者简介：金锡逊，浙江省作协会员、浙江省散文学会会员、宁波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