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二审择期宣判 检察院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3年11月28日上午，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贵州高院二审开庭审理，杨妞花等被害人及家属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到庭参加诉讼。据杨妞花今天在其社交账号发布的视频显示，上午庭审，检察院当庭给的建议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她表示，明天将带上丈夫、姐夫与姐姐一起赶回织金老家，共同祭拜父母。

杨妞花社交账号截图

28日下午，潮新闻记者联系上杨妞花的代理律师、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王文广律师，他向记者证实：“检察院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适当，程序合法，恳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依驳回余华荣的上诉，维持原判。”

人贩子余华英

据央视新闻报道，公诉机关指控，1993年至1996年期间，被告人余华英与同伙龚显良长期在贵州省、重庆市等地流窜，通过租住房屋、熟悉当地环境，物色合适的孩童进行拐卖儿童的活动，二人通过上述手段作案八起，将华兰、华白等11名儿童拐带至河北省邯郸市，通过中间人介绍，寻找收买人进行买卖，以此获利。目前，余华英的同伙已去世，两名中间人已另案处理。

2023年9月18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被判处死刑。余华英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和华兰、华白一样，杨妞花也是被余华英拐卖的儿童之一。

1995年冬天，5岁的杨妞花被余华英以2500元从贵州织金拐卖至河北邯郸，并取名为李素燕。由于一直记得自己是被拐卖的，自2012年起，杨妞花开始寻亲。寻亲近10年，2021年5月，杨妞花通过网络终于成功寻找到贵州织金县的家，但不幸的是亲生父母在她被拐后因自责和伤心过度，先后于1997年和1998年过世。彼时，杨妞花在父母坟前发誓一定要抓到人贩子。

杨妞花曾在社交平台上转发过这样一句话：“她这辈子最想成为的不是被拐者，网红，新闻当事人，而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女儿。”

2020年6月底，贵州警方成功将人贩子余华英抓获。经调查，余华英曾化名张芸，2004年因拐卖2名儿童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经减刑后于2009年刑满释放。再次落网后余华英供述，1993年至1996年间她曾作案8起，拐卖杨妞花等11名儿童，目的地大多是河北邯郸，被拐卖的儿童中甚至包括其亲生儿子。

杨妞花：希望法院维持死刑原判

王文广律师告诉潮新闻记者，二审余华英提交了新证据，包括她同居情人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说余华英自2014年之后再没有违法犯罪；以及重庆大足公安局的一份《不予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通知书》。对于情况说明，检方并不认可；对于《不予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通知书》，王文广律师表示：“该证据的内容余华英从来没有讲过，恰恰证明没余华英在本案中根本没有如实供述，原来在1996年还有一起拐卖儿童的前科。”

杨妞花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天庭上，余华英辩称自己太年轻犯了罪，因经济比较困难，需要生活，所以才走上“不归路”。但杨妞花表示：“我当即就反驳她，你说你35岁太年轻了，但是我的妈妈才32岁就躺在了坟墓里。你说你生活困难，可我和姐姐在13岁就出来打工，我们也从来没想过去违法。这不能成为你犯罪的理由。”杨妞花说，那时候余华英在面馆打工，有正当的工作，但她还是选择了“不归路”。“希望法院维持死刑原判。”

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二审开庭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律师解读：拐卖与拐骗有何不同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律师表示，目前国内因拐卖儿童罪被处以死刑的案例虽有，但并不多见。“如果二审维持原判，这一判决将进一步加强中国对拐卖人口犯罪的打击力度，并起到警示作用。它也向全社会传递了一个强烈信号：拐卖人口是严重犯罪，违法行为必受法律严惩。”

此前，备受关注的“孙卓被拐案”一审判决就曾引发网友“量刑过轻”的质疑。2023年10月13日，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对“孙卓被拐案”被告人吴某龙拐骗儿童、吴某光包庇一案作出一审公开宣判，以拐骗儿童罪判处吴某龙有期徒刑五年，以包庇罪判处吴某光有期徒刑二年。公开宣判不足1个月，其中一名被告吴某光已出狱。

对于吴某光出狱一事，孙海洋曾向媒体表示自己很愤怒，但也很无奈，“按照法律程序上，刑事部分已经走完了，但因为定性为拐骗罪，目前已经是顶格处罚了。”孙海洋说，已经没有理由再关他了。

那么“拐卖”与“拐骗”在法律上到底有何不同？

付建介绍称，根据我国《刑法》第262条的规定，拐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行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而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根据我国刑法第240条之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付建表示上述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犯罪目的和犯罪行为不同，刑罚轻重也不一样。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被拐家庭的关注和支持在不断增加，付建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现象。他表示，民众对于此类案件的法律常识的了解和关注程度提高，有助于加强社会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这对于维护公平正义和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