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赓续⑫｜宁波陈登原陈宜张：文科爸爸和院士儿子

【序】

“2.采访前请先把提纲发给我，以便有所准备；3.采访总时间请不要超过1.5小时；4.采访开始时间，一般在上午08：30，或下午14：30以后。因为年老，体弱，所以有此意见，请你原谅！”

“关于采访‘连环信’问题，我意不要和‘千年华夏脑认识’混在一起；是否可以另作一个问题；当然，这样会占用一点时间，我意见以不超过20%为宜；也即18分钟的时间。”

“关于采访时间，我希望您能够提两个日期。我回信确认一个日期。您以为如何？”

今年2月底，陈宜张先生给我发了五封邮件，细致到分钟数，并备注地铁抵达攻略、保姆手机（他耳朵不好，怕听不到家中电话），才确定了此次“文脉赓续”的拜访。

他今年96岁了。

陈宜张近照

“这是我爷爷，这是我爸爸妈妈。”他指着客厅的照片墙。父母的合影下，放着一套《陈登原全集》，旁边搁着一块奖牌：第二军医大学教育终身成就奖 陈宜张 2016年9月。

父亲陈登原的名字，已很少被人提起。最近一次新闻，应该是2016年全集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以陈登原家族所赠宁波天一阁全部手稿为基础，并广搜已经出版发表过的著作和论文。

1922年夏，四个年轻人从浙江来南京东南大学求学，同住一舍。如果那个年代要写爆款新闻，标题得出现“最牛大学宿舍”——卢于道成为了中国解剖学的先驱，张孟闻是中国生物学史的奠基人，梁培德1935年英年早逝，生前也是湖南大学心理学教授、教育系主任。另一个，就是来自宁波余姚周巷镇（现属慈溪）的陈登原。他一开始也喜欢数理，但因为失眠，不得已改学历史。

1949年以前，陈登原以《中国文化史》《古今典籍聚散考》《中国田赋史》《天一阁藏书考》等有闻于世，至今仍被引用，都是各专门史领域绕不开的重要著作。中年以后，代表作《国史旧闻》尤广为学界所称道。

陈登原1930年代在南京金陵大学。照片背面有先生亲笔题词：“国破京都在，秋深感慨深，及时留故我，相对二勞人。金陵作，奉贻子元仁兄”。

这几部著作，对大众来讲不够“有名”，那就粗暴地说几个“第一人”——

《天一阁藏书考》由作者实地考察、调查访问和文献研究撰成，是全面研究天一阁藏书史的第一部著作，他也是研究天一阁藏书的“第一人”；有学者认为,《古今典籍聚散考》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研究典籍聚散的专著，在陈登原以前，没有人系统全面地探讨过典籍聚散这个问题；而在金圣叹史实研究领域内，陈登原是当之无愧的现代第一人。今人研究金圣叹，就史实问题而言，无论史料还是观点，多采自陈登原《金圣叹传》。

陈登原还是第一位在教科书中提出“四大发明”概念的学者。在他1933年编著的《高中本国史》中，就有“四大发明”一目。而他的代表作《国史旧闻》被誉为“最好的史学笔记”。

抗战期间，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深感系内名师太少，和系里的学生严耕望、钱树棠等商量，选三个老师来校，一个是陈登原，其他两个分别是吕思勉和钱穆。

抗战结束后，陈登原到中山大学任教。请他来的依然是王星拱，此时，他已经是中山大学校长了。家中空空如也，陈登原终止蛰居老家的生活，赴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他有了大学教授的职业，孩子们有了上学的去处，为了纪念这个时刻，全家七人在老家周巷镇拍了一张全家福。

1946年11月，全家福，摄于余姚周巷镇的真我照相馆。 此时，陈登原已接受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之聘，此为离老家前留念。11-12月间，他先从老家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出发，与其弟陈叔陶（就聘中山大学土木工程系副教授）先生乘法国油轮Andre lebom号转道香港去广州。此照片正面有先生亲笔题词：粤游存影。时余48岁，亚严（即严一清）50，振24，张20，和、周、扬，相差各3岁云。35（民国）年11月，登原志。注：陈宜振（长女），陈宜张（长子），陈宜和（次子），陈宜周（三子），陈宜扬（四子）。

合影中的“阿张”陈宜张，已经成为我国著名的神经生理学家。上世纪80年代，他首次在国际上提出糖皮质激素作用于神经元膜受体假说，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10个奖项，编写我国第一部《神经系统电生理学》教材等10部著作。199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9年因母校相邀，出任浙大医学院院长。

去陈宜张上海的家中采访前，《陈登原全集》的责编发来他和陈教授这几年的“通话记录”——

2014年，87岁，出版《突触》70万字；

2017年，90岁，学习如何在网上查阅古籍资料；

2018年，91岁，出版《脑研究的前沿与展望》95万字；

2021年，93岁，出版《千年华夏脑认识》，47万字，采用全新的写作方法和搜集资料的模式。

历史研究本质上应该是一种重新发现，用父亲的话说，是“辨正事迹、鉴古度今”，这也是历史的“当代价值”。在儿子的科学思维中，就是说真话，“科学要敢于创新，敢于否定前人，完善、补充前人的结论。”

有人说，周巷镇陈少慕家族文风为乡里最盛。陈登原卓然为现代文史大家，三子陈叔陶为我国杰出的工程力学教授，四子陈季涵主持和设计了多处著名建筑。单论陈登原一脉，长子陈宜张为脑科学领域的中科院院士，三子陈宜周是断裂力学界的著名学者。而他们的后辈，全都学有所成，活跃在多个科学领域中。陈登原、陈宜张父子更可与钱玄同、钱三强父子一比，父辈在文史上卓有建树，后辈在科学界独立为峰。

96岁的阿张最近在训练自己睡觉。

“自从去年9月后，我基本不能做事情，肩周炎，肌肉没有力气，现在基本上不搞研究和写作了。所以你们来采访，我说因为体力和时间的关系，我无可奈何，只能承认这件事，我今年96岁，属兔。肩周炎后，晚上睡不着觉，开始要吃安眠药，吃了后，我现在在训练不吃安眠药，自己睡着。现在倒被我训练起来了，也能睡觉了。”

他顿了顿。“很困难。昨晚我就醒来6次，怎么办呢，背古文，《长恨歌》，从头背到尾，就睡着了。这是爷爷教我背的。”

小时候的夏天，一家人围坐纳凉，爷爷和爸爸总要考他背《长恨歌》，爸爸给他讲开元、天宝年间发生的历史大事。

“我最近在背《陈情表》，最后背睡着了，做梦了。”

【出场人物关系】

祖父 陈少慕

父 陈登原

子 长子，陈宜张；二子，陈宜和；三子，陈宜周；四子，陈宜扬；女（幼殇）。

陈小平：陈宜张二女儿

【1】陈登原的卡片

1937年，陈登原38岁。

下半年，他从南京来到杭州，在之江大学任教。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告别了钟泰、夏承焘，回到宁波余姚周巷（1954年周巷镇改辖慈溪县），奉养父亲陈少慕。

抗战之前，他在南京金陵大学做讲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当时全国有两个历史研究中心，一南一北，北方中心由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主持。南方中心就是徐养秋为首的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在这里工作过的研究人员，有商承祚、徐养秋、吕叔湘、黄云眉、吕凤子、向达等，都是知名学者。

陈登原把不少收入用于购买大部头丛书，比如二十四史和四部备要。见父亲不断看书，长子陈宜张想，他的知识是怎么来的呢？直到看到那两箱子卡片。

卡片箱的大小差不多相当于半张写字台的台面，一共两箱，里面是他读书十多年抄的卡片，记录了各朝各代的重要历史。父亲会在卡片上做分类，然后提炼出问题。这就是他的资料库。

抗战结束后，他到中山大学任教，1950年又到西北大学任教，没有很好的图书馆，支撑他的主要是抗战前十几年的卡片工作。他对学生说：“一天写出十五张卡片，可以称霸一方”。可惜，卡片在特殊年代中无存，但是，在整理陈登原手稿时，找到了卡片的孑遗，手稿中时不时能看到夹着的纸条。

《国史学习导论》上的贴条

《明史蒙拾》上的贴条

他引用古书，做卡片，但不是严格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而是归纳一个意思。这是顾炎武以来传统学人做学问经常用的方法，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称为“引书用意”。他们很多时候手头没有书，往往靠背诵，但完全背下来是不可能的。而现在学术规范不但要求一字不差地抄录，还要求标明引用的出处、页码。这让当代编辑在核对引文时几乎每天“吐血三斤”，因为引文被改写后就“隐藏”了，搜索引擎没用了。

陈登原的卡片有什么用？他的著述方式，几乎都是条目式的，这很少见。

代表作《国史旧闻》被人称为第一部“笔记体通史”，就是对这种著术方式的概括。全书900多个条目，用现在的话，叫关键词、划重点，比如“盘古”“汉武帝”“石器与铜器”“笔”“纸”等。条目基本上按时间顺序，涵盖了中国历史重要的人和事，合在一起就是一部通史性的著作，也可以说是他构建的中国历史模型。

陈登原的写法很有意思，比如，三皇五帝到底指谁；三跪九叩见皇帝的是啥时候开始的；“文伥”又是啥（用现在的话说，就怕流氓有文化）？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他全部引出来，摊开给你看。

比如，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传说靠谱吗？陈登原将考据之力发挥到极至，把有关建文帝靖南后的记载几乎全部搜罗了过来。引完所有材料后（读者看完已眼花），还没完，还有重要一步，他会接一条自己对这个历史现象或者问题的看法，也就是“登原按”。

“登原按”的末尾，有时还附有写作或誊抄时的地点、环境、心境、天气等情况，有时候是日记体。比如，“正音”条：记1965年在广场上看王丹凤所演电影《桃花扇》。“朱温”条：记1947年2月，在广州中山大学，月薪折米三百三十斤（陈宜张注：如当前米价，以每公斤6元计，则教授月薪为990元，这对于当代许多人来说，同样难以理解！）。“张天师”条的最后一句：记外甥女吴本初弥月，作汤饼。

历史学者不是讲故事，而是找出历史故事中的来龙去脉，事件发生的推动力。陈登原“话”很少，他让材料说话。

陈宜张说，父亲有一个历史学观点，必须要把资料弄清楚。写了一大篇，发挥得很多，但如果资料不准确，你怎么下结论？陈宜周说，和科技研究不同，父亲认为文史资料的掌握是一个中心任务。史料的收集高于历史观点的论证。《国史旧闻》的写作风格，体现了陈登原强调的治史观点：“事实既明，义例自见；不为论断，即可推知”。

在《国史旧闻》正式动笔之前，1935年，陈登原的另一个代表作《中国文化史》（上册）由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下册出版）。自序中，他说，治史有“三难”——“史事烦重，调度不易，自古已然，于今更甚”。并再一次提出了治史选取资料的三个原则：有所不取、有所必取、取之而必以其真也。

顾颉刚后来把陈登原与柳诒徵所著《中国文化史》“并称佳著”。没错，老师柳诒徵也写过《中国文化史》，这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他与陈寅恪、陈垣齐名，时有“北陈南柳”之称。但是，陈登原却认为，老师只写已有正史，而少见其他材料，他觉得不满足，索性自己重新写了一部。

其实，在回忆1930年写《中国土地制度》一书时，他就对自己“仅取正史、‘九通’、《古今图书集成》诸书钞撮成编”感到懊丧，“少年气盛，不自知其浅陋。”

接下去写《国史旧闻》，他直接不用二十四史的材料，也不用常见材料，大部分很少见。《陈登原全集》里所引用的文献超过300种。编辑在整理核对时发现，很多古籍没有很好的编目甚至没有编目。他还大量引用外国文献，显示出与乾嘉学者不同的视野。比如“马可波罗”条引用“Berthold著Columbus and Cathay(《美国东方学学会会刊》一九三一年六月号）”；“钟表”条提到：“能奏乐十二阕，如Black joke, Lillibullero 以及《乞丐》一剧中之歌曲等类。”Black joke是伦敦的一首粗俗歌曲； Lillibullero，是英国内战（1642—1651）时期出现的一首歌曲。

他还重视文物对历史的作用：“实物证史至少当有四事：一曰征礼制，二曰考风俗，三曰阐经济，四曰显隐晦。”这和王国维先生所说的二重证据法也有暗合之意。

国史旧闻1980年版书影

【2】历史有什么用

人们说起陈登原著作的最大特点，经常会用一个词：引用繁富。但这不意味着他的成就在于使用了不为人所知或稀见的材料。

1935年出版的《中国田制丛考》是一部分析、研究中国田制历史的专著。但在写作中，陈登原提出了历史研究中史料运用的重要原则：一要“网罗放失，整辑旧闻”，二要“探究原本”，三要“核覈名实”，四要“辨正事迹”，五要“鉴古度今”。

史料不等于历史。任何写下来的历史，仅仅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如何处理、判断史料，不被史料所惑，我们在陈登原对于条目的编列，材料的选择中，看到了他的历史观。

1930年代，中国形成了循环史观思潮。每一种文化都具有生、长、盛、衰等规律性和可测性的过程，历史也不例外。1936年，他出版《历史之重演》，从文献资料中归纳了“历史重演”的十种情形，比如偶然或然、抗衡环境、经济、个人心理等，每种情形都列举了许多有趣的重演案例。

其中有一种，他总结为“由记载而重演和由溢辞而重演”，说的都是历史记载中的张冠李戴、任意演绎和过度吹嘘、过度贬低的故事，并不能算是历史的重演。当然如果说一定有重演的话，那就是从古到今，写作者故意作伪的情况一直在重演。在今天看来，陈登原的观点依然超前。

我们今天为什么研究历史，有什么用？陈登原在88年前早已给出了清晰的答案。他这样总结历史的功能：“因往知来，劝善惩恶，恢闳风度，准备处世，蹈覆思戒，激励精神。”这些讲的都是历史的当代价值。

陈登原几乎是在战乱中做学问，有感于近代国运之衰微。1934年出版的《颜习斋哲学思想述》前言，他说，“会值家国多故，朝市更易；四海困穷，三边沦没。”他写这本书，是为了抨击“虚言蠹世，溢辞乱真”， 知人论世，提倡“崇实笃行”。那年他35岁。

历史会影响我们的未来，但决定未来的，应是现在，是人的立场、意志和选择。历史有多种可能，多种结局，它或许能提供改变现实的可能。如此，历史才不会成为故纸堆，而是现代思想和现代智识的一部分。《中国文化史》最后一篇，他写《最近中国之进步》，结尾留有深意：观于吾国文化之大而且高若此，则使国民得以恢复民族之自信力者，必有在矣，必有在矣！

1957年，三联书店总编辑、著名出版家陈原跑到西安，和陈登原商谈《国史旧闻》的出版事宜，由顾颉刚审阅。1958年，《国史旧闻》第一册出版，差不多200万字。两人原本确定，四卷应在1958年年底全部出版，然而世事难料。

《国史旧闻》从38岁写到66岁，一直写到他从西北大学退休，前后写了28年（1938—1966）。他在1964 年请求退休回家。外孙女吴本初回忆，除了睡觉和吃饭外，外公就是坐在写字台前写作，如他自己所说“屁股像钉秤一样”。我们所看到陈登原最后的手稿，是写于1973年的《无据集》，接近50年的著述生涯。

从右到左，前四列是毛笔，后四列钢笔

晚年，他的身体已非常虚弱。外孙女看到，外公钢笔写累了换毛笔，毛笔写累了再换钢笔，毛笔、钢笔交替用。

她问为什么，他说，换握笔姿势可以休息手指某些部位，就能一直不断地写了。“外公在西安二十多年，大雁塔都没有玩过。”

此时，他快要70岁了。他对陈宜周多次说：“阿周呀，再过几年，《国史旧闻》一定能够出版，可惜，我是看不到了。”

1970年代，人生最后的时光，他久居西安，那年夏天吃到茭白、芋艿，鲜味至极，想到了故乡的虾与蟹，写了一首诗，最后三句：

生来紫蟹黄鱼畔，老去高粱小米边。

何以解愁但苦荈，似曾相识只香烟。

老夫七十求何所，但祝今宵有熟眠。

1975年1月，陈登原去世。直到2000年，《国史旧闻》全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被誉为“最好的史学笔记”。

陈登原1960年来上海陈宜张家，正月初一（1月28日）在照相馆合影。 此照片正面有先生亲笔题词：60年正月初一影于上海，抱皮球者大庞，女孩则甥儿吴本初也。左起：（坐）严一清，陈登原；（后）陈宜扬，陈宜张，徐仁宝（长媳）。

【3】陈宜张的“卡片”

陈宜张的书柜，像一个打开的电脑文件夹。

玻璃上贴着他手写的分类标识，左边写着“人文·历史”，右边是“自然科学“，一半文科，一半理科，有着清晰的分界。另一排柜子，更像一个九宫格，每一格都有不同的内容。其中一排贴着：①未处理书籍②陈登原先生著作③文件、文书、订餐表。再往后一排：陈宜张著作、陈宜张主编纪念集。另一排柜子不放书，放着各种零食罐，依然被归到了文件夹里：④常用物品⑤杂物、茶具、其他。

这是一个研究大脑的科学家的柜子。

您跟父亲一样做卡片吗？我问陈宜张。

我的卡片就在电脑上。他笑，英文的多。

2012年，浙江古籍出版社为出版《陈登原全集》之事前去上海的家中拜访，85岁的陈宜张还在给学生上课，还在思考怎么变换授课模式。课前，他会查阅海量最新专业文献充实讲义，课堂上用中英文双语讲解。

2023年2月，我们在客厅的桌前坐下，玻璃台面下，压着各种字纸，有陈宜张写的诗，还有书法习作。其中一张小纸片，是一张打印纸，题为：乙未述怀。

我的书中有“脑研究展望”一节，重要的有三句话：①脑功能全部是由电活动实现的吗?②传导－传递模式是脑电活动的唯一形式吗？③内部状态和微感的神经代表和底物是什么？

年已望九，人寿几何，殊难逆料，自应坦然。有幸天假我年，泡清茶一杯，读点古书，想想中国古代脑科学何以不发达，固所愿也。浮想之余，口占一律，以呈君子：

回望路岖崎，得失寸心知。

胸怀犹未老，无奈老来时。

琢磨三句话，反复曾深思。

深思不得解，古纸堆中痴。

那是2015年，他86岁，《陈宜张院士集》出版，他在书里留了一个尾巴，一个思考了近十年的问题。

2006年开始，他在写《神经科学的历史发展和思考》（上海科技出版社），神经科学是指“国际上的脑研究”，讲它的历史发展。但是写到中国历史上的脑认识，写不下去了，他觉得自己这方面知识不太多，便请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郭郛写这一章。如今，郭先生已经去世。

但是，这个问题一直在陈宜张的脑子里打转。

“脑是神智的器官，这是我们现代华夏人的认识，古代华夏人还达不到这一点。达到这样的认识，华夏比西方要晚很多，经历了漫长历史过程。探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迟滞现象，也许能帮助我们了解华夏人认识和思考自然现象的方法与特点，可能对今后更好地从事自然现象的科学研究有一些启发。我认为，其实这个问题也就是所谓‘李约瑟难题’的一部分。”

他想到什么，就在电脑上做个笔记，放在文件夹里，并没有动手。

2018年，他出版《脑研究的前沿和展望》后，“终于”不再招研究生了，有了一些空余时间，开始写中国人的脑认识问题。2020年8月完成终稿，定名《千年华夏脑认识》，2021年出版，共47万字，他已93岁。

今年，他96岁。

【4】90岁的大脑

但是，这不是一本医学专著，对我这样的外行来说，居然可以当作一本历史著作来读。

和纯粹的科学著作不同，陈宜张把脑认识作为一种文化或文明现象来加以考察，书中介绍和比较了相应历史阶段的华夏文明和西方（古埃及-古希腊、欧美）文明中的脑认识（脑研究），在古籍文献中梳理出华夏脑认识滞后于西方脑认识的历史事实，并试图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按理说，脑认识是一个自然科学问题，应当到有关科学专著中去找寻资料，进行分析、比较，但是，他发现除了医学书籍外，古代没有或仅有很少这样的科学学术专著。90岁的理科儿子，就这样和36岁的文科爸爸相遇了——回到陈登原的治学方式，从传统的经史子集，特别是从传统史、传（历史、传说、传记）中收集材料。

90岁，他却在转换思维方式，开启全新的写作方法和搜集资料的模式。

2017年，《陈登原全集》责编在给陈宜张的邮件中说，现在网络的扫描图书资源比较丰富，有不少古籍资源，并发去了“国学大师”网的检索页面，告诉他如何检索和找电子版，并做了一套使用指南。

《千年华夏脑认识》出版后，学生问他，有何写作体会，他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写作得力于两个方面。其一，运用了现代化的搜索工具。

书中采用的华夏材料来源，一部分来自纸质古籍，还有大部分，便是他在“国学大师”网上搜索到的历代华夏传统史、传的资料影印版。而相同时代西方的脑认识、脑研究资料，则来自有关专业文献。他在前言中特别提到：该网为本书搜索有关的古籍文献和找到权威可靠的古籍版本，提供了莫大方便。

陈宜张对学科前沿和新科技很敏感。他的夫人徐仁宝是浙大同班同学，二军医大病理学家。“我1946年入学，她是1948年入学，她看看我这个人读书比较认真，她喜欢我。”陈宜张笑。

他说，做教学、搞科研，不断学习很重要。比如，他搞生理，她做病理，病理要有生理的基础，所以她向他学习得多一点；他后来做糖皮质激素的快速作用，是受她启发，向她学习受体。

徐仁宝说，他的本行是搞神经科学，后来有些工作离神经远了，但他善于思考。我搞受体，谈论受体如何，他居然能从我的谈论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后来，他搞单分子，那离他的本行十万八千里，但他能够想，善于发现矛盾，想到能不能解决。

他查国学大师，看其中的文献，自己断句，“没有标点的，我就自己标点，这得力于小时候的古文训练。”

抗战时期，父亲给他一本《御批通鉴辑览》，一根硬的鸡毛，蘸点红的印泥——阿张，你给我标点点出来。“他用这个方法训练我的古文功力。”

【5】文科爸爸和理科子女

1939年，陈登原在上虞战时中学教书，12岁的陈宜张跟着他读书，学习几何、三角。

这是父亲的遗传了——“未入高小，已通代数；未入中学，已知几何”，当然，也跟爷爷陈少慕有关，——“以形学（几何）、八线（三角函数）蜚声乡里”，这位晚清秀才，又是几何学和三角函数的学霸。

没错，这一家人都是理工男，数学脑。

1970年代初，陈宜张调防来西安后，西大新村5106宿舍前，二代人合影。左起（站立）：徐仁宝（长媳），陈宜和，陈宜周，陈宜张，陈宜扬（坐）：陈登原，严一清。

陈登原是文史大家，他的子女和后代却成为了理科学者。但父亲大学入校时一开始喜欢的是数理，寝室里的其他三个同学后来也都是理科大牛，他“不得已”才开始学历史。

三弟陈叔陶和四弟陈季涵也都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土木工程学。尤其是三叔，高中毕业后，在家养病，这个理科生反而写了一本7万字的《新元史本证》，寄给了中央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

傅先生看到书稿时，陈叔陶已进入浙大读书，他找校长竺可桢了解这个学生的情况，发现居然不是历史系的，是造房子系的。这本书刊登于1936年史语所的集刊第七本第三分集，占了73页。

1939年，浙大西迁到广西宜山，竺可桢问陈叔陶毕业后愿不愿意去史语所，傅先生希望收你，土木毕业后只能做测量工作。陈叔陶说，傅先生也来信问了，但他“不愿往”，仍要做土木工程。竺可桢嘱咐他，“路上工作一年后仍能专心历史。”

陈宜张的英语，就是三叔教的。抗战期间，一家人困居余姚周巷镇旧宅。陈登原坐在八仙桌上方，握笔疾书。下方，孩子们在写各自的作业。保姆知道，此时此刻不能泡茶倒水。

土木系毕业前后，陈叔陶连续在英国土木工程力学杂志发表多篇论文。杂志编辑来信：＂贵国在困难的抗战条件下，你能写出论文，表示敬意＂。后来，一位青年教师去他家拜访，送他到楼下，陈叔陶说：整个暑假里，都在工作，这是我第一次走下楼呢。

陈宜张拿着两个叔叔的中学教材，五年里自学了从初中二年级到高中三年的全部中学课程。1946年，他考上了浙江大学，选择读机械系。

此时，陈登原在中山大学教书，老给他写信：阿张，你不要学那个工学院，读出来当公务员，薪水也不高，有什么出路。你要学医，回家来你自己开诊所，我给你做挂号员。万事不求人。

他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9年前，也就是1938年，爷爷陈少慕因霍乱病去世，对父亲打击很大，认为当时家中如果有位医生，或许就能得救。

1947年回余姚家乡度暑假，陈登原再次提出希望儿子转系读医的建议。

陈宜张偏爱科学思维和理论研究，学医也是理想的职业，作为长子能遵父命学医，也是尽了孝心。1946年，他成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首届学生。1999年担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

“我父亲的这个观点一直保持，他要求我的老三、老四也学医，但他们两个都没有。不过事实证明，我父亲的看法很实用，我的两个女儿学医。亲戚朋友谁生病了，都微信问她。”陈宜张笑。

陈宜张的长女陈二荦于1990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获得公共卫生硕士学位，是医学统计学专家。二女儿陈小平于1997年在美国犹他大学获实验病理学博士学位，专业特长免疫学，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今年退休，住在爸爸楼上。

“我的几个小孩跟我没啥关系，自由主义。但他们知道，爸爸不浪费时间。他们从事科学，都是自己的选择。”

陈小平说，是的，爸爸不太管我们的事情，也没有参加过家长会，“只要10点前回家就行。”他偶尔问，你考几分？考了100分。哎，那你少考几分，给别人留一点。但是初中开始，每个周日，他都会给孩子们讲古文。

他经常跟研究生讲，做人不要浪费时间，有限的生命不要浪费在重复他人的生活上。

陈登原也从不浪费时间。

1938年，杭州沦陷，余姚还没有沦陷，陈登原没有出去找工作，在家开始《国史旧闻》的写作。

那时，几乎每天要逃躲日本飞机的轰炸，除了人身逃难，文稿也要逃难。陈登原把一箱子卡片当命根子，逃躲轰炸就往城外逃，卡片不能丢在城里，于是雇了一个挑夫把卡片挑到城外去，找到一个庙宇或农舍，他边看卡片边写作，陈宜张带一些功课做。当时，他并不知道父亲在写什么，后来才知道，就是写《国史旧闻》。

陈登原1960-70年代在西北大学教职员宿舍内，此照片为目前唯一的先生写作时照片。

夏天，他边打扇边写作。晚上蚊子多，他穿着高帮套鞋，把裤子塞进去，这样蚊子就咬不着了。冬天在煤油灯下写，煤油灯有玻璃罩可以增加亮度，也防风吹，母亲在玻璃罩的外面再做一个铁丝罩，光线从边上出来，铁丝罩上面摆上一个茶杯，可以喝到热茶。

“抗战8年，他都在写这个稿子。”抗战期间，物资缺乏，父亲买了关闭典当行用过的账本，在反面写下了《国史旧闻》的初稿。

《国史旧闻》并非一、二稿就可以完成。近300万字的书稿，他抄了7次。 “登原按”中还记录了抄稿次数。比如，“唐诗可歌”条，写了七次。“西洋画”条，写了四次：“1955年4月17重钞，后一年2月20日又钞，后一年8月6日又钞。”

“思宗不南迁”条：1953年10月8日书，后一年12月2日雪夜呵冻再录。“鸦片战争外论”条：星期日，人家都去玩，我钞书。

陈宜张打开卧室的柜子，拿出几叠捆扎好的手稿，家里还放着陈登原抄了2-3遍的《国史旧闻》。尤其在抗战期间，修改、订正书稿，唯一的办法就是边抄边改。“但我父亲并不认为这是一件苦事，他告诉我，反复地抄写稿子就是反复地修改，这样才能写出精炼的文章。”父亲后来常对陈宜周说：你抄一下这些手稿吧，要花多少时间？

陈登原《国史旧闻》手稿

陈宜周早年在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工作，离父亲教书的西北大学不到一里。父亲在西安生活了25年，竟然不知兴庆公园和临潼温泉在何方。“他崇尚勤奋胜于天材。”63岁，他在《光明日报》上发了一篇短文《天资并不可靠》。

“他争分夺秒。鲁迅有名言‘吃的青草，挤出的是牛奶’。这在父亲一生中得到实践。”他反对旅游，认为这是浪费时间和金钱，在家常常讥讽：加拿大有尼瓜拉瓜大瀑布，英国还有海德公园呢。

他跟孩子们说，要勇于写论文，不要害怕，大胆投稿。1956年，29岁的陈宜张便在《生理学报》上发表文章。陈宜周在大学里没有读过力学课程，通过自学，1962年在《力学学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在西安地区大学助教中是第一名。早年在吴新谋著的“数理方程”中有一个定理，称为杜恩定理。他用这个定理解决开裂矩形杆扭转时的应力强度因子问题。他把相应研究投稿美国工程断裂力学杂志，得到“新的贡献”评语，文章在杂志刊登。

陈宜周今年90岁，他发来一组自己的数据：总共有335篇论文发表于国际杂志，40篇发表于国内杂志。退休以后，又写了160篇论文。

【6】中国人的大脑

中国人的“脑“字最早在什么时候出现？为什么华夏脑认识会落后于西方？陈宜张为此工作、思考了近15年。

他指指头，“这里有两块骨头，交接的地方叫囟。中国的古文字囟，跟脑有关。”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囟”字，“古人知道这是头，这是囟门，囟门下面是脑。知道脑对人的生命很重要，但不会解剖，看不到里面的东西。”

最难的是什么？我问。

“也说不了最难或者最容易的地方。怎么比较，是要首先想清楚的。我感觉到搞自然科学的人首先要按照国际上的时代发展平行地来对比。比如你拿中国现代来对比古代，显然不合适。考察一种文化现象，必须要做横向对比，也就是同一个时代的对比，要体现原因。”

他对同时期古埃及、古希腊以及欧美的脑研究做了对比。比如，明清之际相当于欧洲文艺复兴及其后产业革命的时期。这个时期，华夏人的脑认识发生了嬗变，主要由西潮的影响所致。而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华夏脑研究已经达到国际水平。

在搜索检读了大量文献，比较古代华夏与西方的脑认识后，陈宜张得到几点认识：其一，西方“脑”字的出现比我们早。古埃及在公元前1700年的《外科纸草书》上就已经出现象形文字的“脑”。中国到春秋战国之交（约公元前475年）才有“脑”字出现，与西方大约相差1200年。

其二，有关神智活动在脑还是在心，西方虽有争论，但神智在脑的说法占主流；在中国古代，自从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基本上就认为心是神智的器官。

其三，西方人很早就从事解剖，从而认识到脑的管理感觉、思想和运动的能力。而华夏人到清代，才有从事解剖的开端。其四，西方人的脑认识伴随着医疗实践而产生，这是西方人脑认识先进的优势所在。华夏人只认识到脑的体位，没有见过真正的脑的外形、脑的分部以及脑与其他结构的连接，因此脑认识自然落后。

“我竭尽所能把华夏古往今来的脑认识做了梳理，可能有些问题分析得不十分妥当，同时代人和后人可以改正，但我是尽了力的。”

您希望解决什么问题？

“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的文化遗产，先进就是先进，落后就是落后。实验研究是科学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中国历史上脑认识的落后，就是因为没有实验研究。”

他继续说，古人对脑的描述，只有“肝脑涂地”，知道脑内有脑浆。中国古代有酷刑，但没有了解脑结构的求知要求。纣王把比干的心脏挖出来，口头说是要看看“心有七孔”，其实是酷刑，了解心脏不是真正的目的。

“要理直气壮而艰苦卓绝地‘作’。不敢怀疑古人，不敢否定。科学的发展一定要否定，否则正确的怎么来？”

他一一举例：明代，《本草纲目》提出了“脑为元神之府”的命题，这直接与《黄帝内经》“心藏神”的意见相反。之所以此时会有这样的说法，一是从华夏文化本身发展来看，自唐代以来，在普通百姓口语和文人口语式文书中，脑具有神智功能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共识；二是从同时代社会、文化环境来看，当时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已经开始进入华夏。清人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对脑认识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论点，那就是“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王清任能提出这样的观点，是非常宝贵和不容易的。”

您自己的例子呢？我问。

“科学范围很大，我知道的很有限。”

96岁的陈宜张每天在电脑前工作

【7】讲真话

1990年夏天，陈宜张听说现在可以做变性手术，男女互变，以前从未听闻，他觉得自己是生理学家，竟然连变性手术都不知道，有点不相信。他向做变性手术的二军医大长征医院了解，得到证实，深感自己知识的局限，“这也说明我的孤陋寡闻，我的知识浅薄。我经常有一些无知却还自以为是的情况。这件事，对我是一个暴露与提高。”

1980年代，他带研究生做了一个研究，题目叫“甾体激素的快速非基因组作用”，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快速和非基因组。什么叫甾体激素？不说复杂的，大家肯定听过性激素，它就是甾体激素。激素作为药物治疗，起作用比较缓慢，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月，要长期使用。但是时间久了，人也胖了。1980年代，陈宜张做的这个实验，发现激素可以很快起作用，对激素作用理论做了创新。

激素作用的缓慢，是因为身体合成新的物质，需要细胞内基因组，也就是说，是作用在细胞核里的，这一理解长期成为定论。而快速作用，是作用在细胞膜上，1987得到了国际公认。非基因组学说，是对基因组学说部分的否定。“科学要敢于创新，敢于否定前人，完善、补充前人的结论。”

甾体激素的作用的确有通过基因组的一方面，但许多学者却忽略了甾体激素的非基因组作用方面，陈宜张“回到科学本身”，从生理学的角度探讨非基因因素，投入到糖皮质激素研究数十年。他大胆提出糖皮质激素膜受体假说，这是对传统受体学说的一个重要补充和挑战，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

接着，他又用了10年时间，带领10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把快速、非基因作用研究扩展到神经元功能的其他方面。

这期间，陈宜张先后在两届国际生理学大会上作专题报告和主持专题讨论。世界著名神经生理学家、荷兰的德·克勒特（De·Kloet）教授认为：“这项研究对中枢神经系统作用产生巨大贡献”。这个成果被国际权威教科书《威廉姆斯内分泌学》两个版本先后引用，成为世界该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献之一。

“一个科学家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做任何事一定不能弄虚作假，要对事实负责。”

1959年，陈宜张在从事烧伤输液实验研究时，提出用重度烧伤的狗做实验，遭到很多学者反对，他们认为，狗都快死了，输液还有什么意义。但是，他坚持认为，如果输液能延长狗存活的时间，就能据此评估输液质量的优劣。

当时，国外权威外科教科书中，烧伤输液是按埃文斯（Evans）公式进行的。陈宜张经过多次实验，发现输液确能延长狗的存活时间，并且量的多少、胶体液或晶体液的优缺点也得到了验证，他提出埃文斯公式应加以修正。此观点一出，立即引起国内医学界的重视，对指导临床输液产生了积极影响。“搞科学研究只应该服从真理，不应该服从权威。”这是他主持的第一个实验。

与陈宜张交往40多年的北京大学韩济生院士说：“陈宜张教授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独立思考，不跟风，不盲从，什么事情都有自己深入、深度的分析。”

80年代中期，曾经“流行”过耳朵识字，有人请陈宜张破解，他拒绝参加。女儿说，有一次，有人请爸爸参加一个鉴定会，他一打开信封，发现里面有5000块钱，当场大喊：“怎么里面有5000块钱！”

在课上，陈宜张尽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鼓励学生对自己的讲课提问。说起师生之间的关系，他用生理学的原理打比方——神经支配靶器官如肌肉和唾液腺，看起来似乎神经起主导作用，其实它还有相反的一面；靶细胞对神经有营养作用，颌下腺分泌神经营养因子（NGF）能支持交感神经元的生长，没有NGF，神经元就会萎缩。其实师生之间的关系，与此相似，教师教育学生，传授新的知识和做人、做学问的道理，而相应地学生的质疑、提问乃至批评指错，都鼓励和督促教师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水平。

陈宜张经常说，一个人有话不讲，不好；有话不敢讲，那就有问题了。当然有人会说，这些话，陈宜张可以讲，人家不敢搞你，这可能有道理，对年老的人，人家不会太计较你。但是人应该讲真话。

【8】“脑子不够用”

陈宜张的左耳不好，嘱咐我们坐在他的右手边，又担心自己听不清，回答不好，早早备好了手写板，让我们把问题写在上面，“真是抱歉”“我回答得还好吗？”说完一个问题，他反复确认。

3月，上海降温，大风。他只叠穿着几件单衣。卧室里，一张小床靠墙，书桌、电脑，再没有多余的陈设。单人床很薄，枕头用几块洗得发白的布头包着。背部保护和保暖显然不够。

“我不太需要太多物质上的东西，能穿就好。”2000年开始，夫妻俩捐出了积蓄，前后接近100万元，在浙大医学院设立了“徐仁宝-陈宜张奖学金”。徐仁宝认为，两人的工资收入能解决温饱就够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她叫他当院长的钱不要拿，“浙大给你的，你还是还给浙大，还给浙大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设立奖学金。”奖学金命名时，陈宜张把徐仁宝的名字放在前面。

“宇宙没有边界，时间没有起点，科学的问题如此诡谲。现在的量子或者量子计算机之类的问题十分复杂，你想着想着就会发现脑子不够用。”

我们在手写板上写：您怎么看现在的人工智能？

“脑的魅力在哪里？主观与客观。所有的神经传导，突触传递都是客观的，人的主观意识怎么来的？想问题的想怎么来的，这就麻烦了。人工智能热火朝天，主观的东西到底能不能用客观来研究。我觉得我没有能力解答。”

“我的兴趣爱好，古诗词，外国的古典音乐，听听唱片。”他哼起了《小夜曲》。

音乐的好听和不好听，是不是天生的？他想，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研究音乐与情绪的关系，为什么有的音乐就是好听。欢喜和快乐、哀痛和悲伤，它们是不是与分泌眼泪的中枢有固定的关系？人在悲伤时可以流泪，在快乐时也会落泪，情感的中枢跟眼泪分泌的中枢可能有固定联系。

现在还听什么？

“现在不听了，体力下降，只有活下来，没有能力了。”

现在如何获取新的知识？

“上网。查英文的能力有，体力没有了。我已经老朽了。”

“这十年来，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四个字：神经调制。

“调制有历史的原因，我最近提出一个新的看法，叫神经元调制。”他又写下名称，“而我的非基因组也是神经元调制的一种形式。这个问题现在还在发展，我已经没有能力写了，我写了一篇文章给北京一位院士韩琦生，《神经科学》大型参考书收了我的一个chapter，英文的写作现在正在进行，我的两个学生，一个广州一个美国，争取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就不错了。”

“但是我已经力不从心，我的能力已经到此了，现实主义，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