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梁焕木，诸暨人心中不落的“劳模”形象

只留清气满乾坤，枫桥才俊代代有。

他去世27年了，但诸暨人一直惦记着他。他只读过五年书，但他六十年如一日坚持刻苦自学。结果他成了援外专家，他是中非友谊的友好使者，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诸暨市社会主义建设功臣。他就是诸暨人心中不落的“劳模”形象——梁焕木。

梁焕木，1928年出生在枫桥镇，少年时代，他在镇上读书。1954年，二十六岁的梁焕木主持了青岭水库的建造工作。上千的民工由他领导。他东奔西忙，又是搞设计又是搞施工。这年冬，大坝耸立了，一路一路的山水乖乖地汇到水库，他的心一阵轻松。

青岭水库是当时全省最大的两座水库之一。然而次年六月，无情的洪水冲决了新建成的水库大坝。眼睁睁地看着滚滚黄浪冲卷着田野、村庄，梁焕木流泪了。他的心绞痛般难过——冲决的岂止是大坝，还有他一颗雄心勃勃的心啊!

水渐渐地退去。他站在乱石嶙峋的大坝上反覆问自己：怎么会造成这结局？冷风吹打着他光秃秃的脑袋，他忽然意识到，我这个人什么都具备，就是少一把科学的钥匙。搞建设也一样，必须有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才能锁住蛟龙。

1956年，他率领群众修建了小型水库十八座。之后，上级领导请他去主建郑宝山水电站。造电站可不比建小型水库。他马上联想到那个毁于一旦的青岭水库，感到责任的重大。“只有努力学习，只有充实知识，只有用科学知识武装头脑!”他暗暗下了决心。

于是他买了《流体力学概论》《材料学》《自我代数钥匙》等书籍；于是他请教老师，背诵书本。深刻领会和实际运用这些书本中的知识;于是他在建造电站的过程中，自己动手，制造了一个竹制的土水准仪。

结果，他成功了。他和他建造的水电站连同那个竹制的水准仪，被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成纪录片。在成功的喜悦中，梁焕木双手搔着脑袋自我总结道: 如果不学习，不动脑、不以科学规律建造水库、电站，我也一定会遭到像青岭水库那样的挫折。

1958年，梁焕木负责施工征天水库，容量是青岭水库的十多倍。这是他一生中辉煌的成就之一。这个中型水库的建成，使这个只有小学五年级文化水平的人被省水电局聘请为研究员，不久，又被省农林工作部任命为水利工程师。

上了新的台阶，对梁焕木来说是一个新的压力。他更发愤用功了。他每次到外地出差，一有空就跑书店。他到上海、安徽出差，回来时背了二十公斤书。久而久之，他的卧室，竟成了他的书房。

当然，焕木学习颇有方法。在实践中学习，在工作中学习，这是他的诀窍，一次，他在绍兴火车站候车，准备去杭州办事，由于火车晚点，他在站台上抓紧时间看书。有火车进了站，他匆匆夹起书本上了车，找到座位，又看起书来，车过了几站才发现乘错了方向。

1973年初夏，梁焕木接到通知，叫他准备作为水利专家，援外去非洲乌干达。他的心里有点忐忑：援外是项光荣的任务，可我一个农民出身的“土包子”，虽然干了半辈子农田水利建设，在过去的20余年里搞了20多个水利工程建设，可自己仅仅上过五年学堂，出国当专家，能胜任吗？

梁焕木要出国的消息立即传开了，40多位征天人含着热泪，他们舍不得这位朝夕相处，战天斗地的主心骨。在离开前的一天，梁焕木深情地向他们说：援外去非洲，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具体实践，我们必须坚决响应。我已作好思想准备，哪怕是拼死拼活，也要为国家争光，为征天争气，即使我这把骨头留在了非洲也值得！

1973年8月3日，专家组搭乘巴基斯坦航班，从北京启航，沿经巴基斯坦、南也门、肯尼亚，然后到达乌干达，飞行了15000余公里，降落在乌干达恩德佩机场。

梁焕木所援建的奇奔巴农场，距首都坎帕拉170余公里，是我国在乌干达第一个援建项目。两国自1965年签订协议，1967年考察，1968年提出建场报告，1970年由浙江省负责设计承建，1973年才正式实施。他在给当时区委领导石振良同志的来信中说：“援乌100人中，来自基层只我一人……但决心努力工作。”

他一到奇奔巴，就全身心扑到了工程上。他作为一名施工员，本来只需到现场转一转，高兴说就说几句，到工地溜达溜达即可。可他是个怎么也闲不住的人，一到工程现场，不是开拖拉机、推土机，就是干脏活，抢重活。有一次，一位乌政府官员来到工地，只见老梁浑身泥巴，正用青筋饱突的双手抱起了一块大石头，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大汉竟是中国的水利工程师。

老梁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过人的体力和吃苦耐劳上，更体现在他超强的智慧和工作作风中，鉴于那个年代机械落后，资金短缺，他便土法上马，设计绘图，研制了挖坑机、夯土机等多种工程急需的机械和农具；他多次走上讲坛，为乌方人员讲述农场规划和工程建设，甚至把毛主席概括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搬上了讲台，让乌方官员赞口不绝。

他利用休息时间，走遍了奇奔巴辖区，有人问他是不是看风景，他说是考察奇奔巴的地型和排水系统。他想尽一切办法向中国驻乌大使要来了一套乌干达地图和水文地质资料，同事们都弄不懂他要唱哪出戏，只见他一有空隙时间，就爬山坡，测河流，量涵洞，不知要干什么？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已经担任水利农业组组长的梁焕木大胆提出：从国内带来的奇奔巴农场设计方案，必须修改，并摊出了自己利用休息时间撰写的2万余言的修改方案。这可不是小事，惊动了中国驻乌使馆和国内的水利专家。

他在深入调查后得出结论，乌干达奇奔巴的常年降雨量约为1200毫米，而诸暨的年降雨量为1300余毫米相差不大。可他们置埋于路边的涵洞都非常小，这是因为奇奔巴地处海拔1080米的东非高原，空气凉爽，气候宜人，雨水均匀，没有像我们浙江那样有雷暴天气，不存在紧急泄洪排涝的状况，可利用当地自然落差大的有利条件，取消原设计中的排涝站、排涝沟等工程，改机械排涝为自流排水，缩小横贯农场的国际公路双曲拱桥的跨径；仅仅将水库大坝增高15厘米，就可将原设计的库容从230万立方米增至302万立方米，可完全满足奇奔巴农场8200亩农田的灌溉需要。

凝结着梁焕木无数心血的2万余言的修改方案，让援乌农场领导惊呆了，虽然觉得老梁的方案很好，但真的不敢签字。因为通常出国人员只能按既定方针办，没有改方案的。看着老梁坚毅的目光，这位领导终于下了决心，上报国内。

有关部门的反复论证，最终批准采纳了梁焕木提出的增加库容，不增耕地，扩大轮作，缩减排灌，节省成本的修改方案。经这一大胆的修改，大大缩短了工期，使工程设计科学合理，种植效益明显提高，不但为国家节省了近30万元工程款，还受到了受援国家的高度赞扬。

在乌期间，每当工程遇到困难，梁焕木总喜欢召开“诸葛亮会”，让大家群策群力，从而新招迭出。一位乌方官员曾问梁焕木：诸葛亮是谁呀？梁笑笑回答：“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聪明的人。”可老梁转而又说：“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让人家感叹不已，中国的文化太深奥了。

在一封来信中，老梁告诉石振良同志：“当前殖民者实行封锁，工业品缺乏，物价高昂，处境暂较困难，但封锁只能促成自力更生。”这是多么有远见卓识的话语！他还提到：“由于当地物价昂贵，物资缺乏，这里的伙食费50元（每月），较国内25元还差，我们自己种点蔬菜补充。”由于长期的劳累，又得不到及时的营养，使他的身体消瘦了好多，可这个拼命三郎就是坚持奋斗在援外第一线。

水库工程胜利完工那天，正值乌总统带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专程到奇奔巴农场观光。面对贵宾，梁焕木合上电闸，开闸放水，滔滔的水流立即涌向辖区的数千亩良田，莫尼克公主竖起大拇指，称赞“中国人了不起”！

1975年10月30日，奇奔巴农场首次试种的2500亩水稻，成功地收获了153.6万斤粮食，亩产达到了615斤，这是乌干达乃至非洲历史上的奇迹，老梁捧着金灿灿的稻谷，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1976年6月16日，梁焕木胜利地完成了援外任务，飞回国内。当飞机跨入国境，看到大西北成片的黄土高坡，回想起儿女的家信，当地农民还在将鸡蛋拎到杭州、上海换粮票，还在解放前的老屋里艰难度日……心头不由一阵紧缩。啊，都是因为老百姓缺化肥、缺水泥、缺资金……心里又不由产生了新的目标，可爱的祖国和家乡，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着实有许多文章可做，有许多事情要干。

1976年以后的20年，受到国务院嘉奖的梁焕木同志，始终不忘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每时每刻都以他所说的“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这一标准衡量一切。他创办了石灰氮厂、水泥厂、葡萄糖厂、罐头厂、铝制品厂、特种钢厂、印染厂等多家工厂和职校。

梁焕木还是改革的“带头人”。在诸暨农村全面推行包干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1981年，梁焕木同志在9月6日征天300多个职工参加的大会上提出“不吃大锅饭、不捧铁饭碗、不坐铁交椅”的改革设想。不吃大锅饭，就是凡是能搞按件计酬的工种都实行按件计酬；不捧铁饭碗，就是不搞固定工，借鉴部队“军衔制”办法，把职工分为岗位熟练工、岗位练习工和普壮工，叫做“工衔制”；不坐铁交椅，就是不定候选人，民主选举厂长。他说，我们不能学唐太宗李世民造个凌烟阁把开国功臣供奉起来的办法，创业者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要让群众挑选领导，贤能者上，平庸者让。那段时间，老梁刚刚看了再版的《燕山夜话》，他就把这个讲话自嘲地称作“九·六黑话”。其实根本不是“黑话”，这个当年的讲话，在今天看来仍然为不失时代精神的企业改革宣言。

当时国有企业改革尚未起步，处于放权让利阶段。所以，提出“三不”确实引起了不小震动。听说选厂长不定候选人，有的领导就不敢接受参加民主选举大会的邀请。由于当时尚处改革起步价段和体制上的一些原因，“三不”改革设想当时仅得到部分实施。如1982年春节刚过就进行了民主选举，所选的12名正副厂长平均年龄为35.6岁，最大的49岁，最小的仅24岁。选举结果表明：群众心里有一杆公平的秤，群众选的与他想的完全吻合。

1992年下半年，征天公司1名副总经理和8名中层骨干跳出征天另谋高就去了。这件事像在平静的湖面扔进一块大石头，在征天掀起了轩然大波：“征天怎么了？”“征天下步怎么办？”职工议论纷纷，干部苦苦思索。头头们甚至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苦思冥想地问自己：毛病出在哪里？“药方”又在哪里？经过一阵反思，梁焕木组织一班人又到东阳横店、绍兴等地去看了看、听了听，然后坐下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逐渐形成了统一的认识：要承认和尊重物质利益原则，适当加大职工收入分配的改革力度；要贯彻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方针，适当拉开工资分配差距；公而忘私，无私奉献，是先进分子的标准，不能成为对企业全体职工的行为要求……为了增强凝聚力，稳定骨干队伍，决定学习山东周村的办法：实行股份合作制。具体做法是：企业资产经过评估，划出30%（后经核实仅12.4%）的所有者权益，按工龄、工资、职务、职称、荣誉等要素量化到每位员工，命名为劳动补偿股，作为分红的依据，目的是增加职工收入。同时，经绍兴市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将征天综合开发公司改建为浙江诸暨征天集团。征天于1993年初实行股份合作制在诸暨市属第一家。他们具体做法尚是一种探索，但有两个成果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基本打破了原来平均的分配格局，骨干与一般之间拉开了差距，实现了稳定骨干的初衷；二是顺利地实现了组织上的新老交替，集团公司实际领导职务都由新一代征天人担任。从此，征天这面旗帜就由新一代扛着，征天这副重担就由新一代挑起。

采取“断奶”措施，让三兄四弟自做人家。与国有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通病一样，征天各个企业一直吃着公司的大锅饭。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这种吃大锅饭的矛盾日益凸现出来：不管企业之间经营状况好差、赚取利润多少，年终时都由公司这个“爹娘”对“三兄四弟”削平补齐，造成创利多的得不到激励，创利少的感不到压力。有人称征天这种体制为“二国营”。

此时梁焕木已经病重，但为了寻找企业改革的“良方”，仍拖着沉重的病躯带领一部分董事到萧山、绍兴等地考察，数次向关心征天事业的省里领导请教，反复与绍兴、诸暨两级体改办同志分析论证。最后，董事会达成一个共识：征天的企业一个个办起来靠自力更生；企业吃集团的大锅饭迟早要吃穷拖垮。于是董事会决定：从1995年起给各企业落实法人财产权，集团公司采取“断奶”措施，让各企业做名副其实的法人。具体做法是：动产部分集团公司与企业实行股份经营，按股分利；不动产部分实行租赁经营；企业自行投入形成的资产归企业所有。为了使企业之间的起跑线尽可能接近，对资金利润率偏低的企业采取调减职工人数和资金借贷扶持措施，对存在闲置资产的削减租赁金，并规定从今往后，不管身在“糠箩米箩”（企业基础好差）都要“自做人家”，拿插在田里的秧苗作比喻，叫做“要活自生牢，要大自操淘（健壮）”。集团公司作为资产所有者享有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

1996年4月19日，不为名不为利，一生为百姓作奉献的梁焕木同志病世。省委办公厅、省水利厅党组、绍兴市委、诸暨市委都发文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广大干部向梁焕木同志学习。

梁焕木去世后，有关部门和征天集团有征天水库右下方建造了“梁焕木同志纪念馆”，2023年10月16日，我和朋友们去了枫桥参观了征天水库和纪念馆。现在这里是一道风景，众多游客、单位公职人员去参观“枫桥经验”发源地后，人们乐意在水库大坝上吸新鲜空气，在“梁焕木纪念馆”目睹他当年的功绩和一心为公、不怕苦累的精神和力量。

本文参考了诸暨市委办原主任吴补才同志有关改革开放的文章、骆建松先生有关援非的内容，特以致谢！

陈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