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麦悦读会 | 50年写作，张抗抗不觉得与新生代有代沟

张抗抗近影。

张抗抗，离开杭州的时候，她19岁，风华正茂，奔向了北大荒。2023年，她带着一整套十卷本的《张抗抗文集》归来，弹指一挥间，是54年的芳华。

54年的芳华，又生长出800万个汉字。她从50年的文学作品中，又选出了300万字。

她故乡的外婆家德清洛舍，曾是一个产珍珠的江南小地方，这300万字，如果每一个字是一小粒珍珠，不知拿这条珍珠穿成项链有多长？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出品的这套文集，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的文学史”。

这部“一个人的文学史”，属于张抗抗，也属于更多的人，属于生长于不同时代里的我们。

正是金秋时节，桂花飘香，张抗抗来了。她来杭州，在纯真年代书吧杨柳郡店做了一场关于她的文集的钱报读书会。（戳链接提取视频）

“1969年从杭州出发去北大荒，至今过去54年了。杭州是我人生的“原点“、文学的“原乡”。钱江西湖与北方的风雨共同滋养我，汇入同一条生命之河。我从这里出发，然后一次次归来。

张抗抗形容，她自己的脑子里总是有另一个声音，就像一个温柔的提示音，提醒自己的“存在”：我不是一口井，我是一条河。一条从广东发源、流经江南、一直流向了东北平原，最后又辗转回到北京的“京杭大运河”。流水载物，活水自洁。

“我这条载着各式人物、载着自己载不动的忧思的‘运河’，几十年缓缓流过很多地方，水流经过之处，船头冲开的浪头、船桨划开的水迹，水线其实都嵌留在岸上。河水继续兜兜转转往前，岸边四时不同的风光景色总是吸引我的视线，使我无法停下来成为一个湖泊、一汪池塘或一口井。由于运河一路补充汇入的水源，水质有点浑浊，就像我的口音。北方人听出南方的尾音，而南方人说我已经是个北佬。那么，既然我已无法成为一口取之不竭的深井、一座富藏喷油的矿井，就只好定下心来做一条宽阔平缓、贯通南北的运河了。”她这样自况。

《张抗抗文集》是张抗抗回馈家乡的一份礼物，她说，她以这套文集，“向多年来一直关注、支持我的杭州读者致敬。“

50年的文学作品，总计是800万字。张抗抗说，还不算那部尚未出版的三卷本的长篇小说。文集精选了其中的300万字，选择从青年、中年一直到2020年，人生的各个时段的代表作。这是一部贯穿半个世纪的文学作品结集，是她大半生的文学成果集中展示，更是一个时代的印证，一个追寻理想与真理的过程。

一般同龄的作家，早都已出版文集了，在中国文坛颇具影响力的张抗抗，为什么拖到2020年，自己年过七十以后，才开始编选这套文集？

张抗抗说，是因为编选文集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反复进行筛选，还有勘误与修订。当然也是因为正好遇到了合适的出版社，遇到了“识货“的广西师大出版社，有几位热心的文友竭诚推荐。这个过程中，她经常会遇到“忍痛割爱“，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其中有一条精神脉络始终一以贯之。

“编选文集，对我来说意味着一次全面的回顾与梳理，必须清醒地认识自己作品的好与不好。很多不够好的作品被无情地摈除在外。那些收录的作品，因其被时间证明了价值。“她这样说。

对张抗抗的这一代作家来说，大时代的巨变是全方位的，仅就写作这一件事来说，他们就经历了从手写到电脑的书写转变。

20世纪90年代初，个人电脑刚刚开始使用，张抗抗就积极“换笔“了。

手写时代的小说等文学作品，和电脑时代的文学作品会有微妙的不同吗？记者问张抗抗。

“我认识到随着科技时代的来临，写作的工具必然会随时代进步而更新，比如古代的竹简到纸张毛笔的发明。以前用笔写作，一旦有改动，誊抄稿件需要花费时间，因为怕麻烦能不改就不改，每次都匆匆交稿。我曾自问，难道后半生一直这样写作吗？”

张抗抗曾写过一篇短文“电脑魔方”,讲述电脑写作最大的益处是可以无限修改。“我那部未出版的长篇小说，前后改了8稿。直接用电脑写出初稿，然后一遍一遍修改，所有的改动都可以保存下来。使用电脑后，我感觉文字不像以前那么随意潦草了，变得‘讲究’许多。

《牡丹的拒绝》是她用电脑写作的第一篇散文。“我喜欢学习并接受新事物，用电脑写作30多年，没什么不适应。习惯可以改变，转变也是必然。当然每个写作者的情况与感受不同，最好是按照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写作。

一个人持续地创作了50年，跨越各种文体的写作者，这套文集对她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否考虑过进入文学史？张抗抗说，这并非是写作者需要考虑的。

50年是一个漫长的时间概念，张抗抗是一位长跑型作家，现在退休了，她说只要身体情况允许，写作永无退休之日。眼下，各种社会职务陆续“退休”，较前轻松许多，属于自己的时间也多了一些，生活方式如常，读书写作严格自律，她说分分钟不敢浪费。偶尔奢侈，看电影看戏会友美食，回杭州也是休假的方式之一。

张抗抗透露，这几年在德清几位文友的努力下、县政府的支持下，她外婆故乡的一座小岛上，建起一座“洛漾书院”（张抗抗文学艺术馆）。

接下来，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正在酝酿一部新作，依然很忙。她说，对于正在到来的时代巨变，敏感。对于岁月流逝，无感。

张抗抗是一位地球的旅行者，也是一位时间的旅行者。周六的下午，在杭州，前来聆听这一场漫长时间里的“一个人的文学史”的读者们，两三下小时下来，似乎与张抗抗进行了一场灵魂交集的长谈。他们，或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时间旅行者”。

已经七十出头的张抗抗，身上交杂着南方与北方的气质，她说自己是一条“河流”。她依然是一位美丽大方的女子，她身上既有活力又有知性。在纯真年代书吧杨柳郡店，书吧外桂花香浓郁。来与张抗抗面对面的读者，有从黑龙江赶来的，有从北京赶来的。有跟张抗抗的同时代读者，也有更年轻的60后、70后一直到00后的读者，几乎每个时代的读者都有。所有在场的人一起，完成了一次关于时代、人生、环境与灵魂的共振。

当记者问到代际问题的时候，张抗抗有这样一番剖白。她说，“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困惑与梦想，一代读者有一代读者的审美趣味。尽管几代人之间的精神世界有其通约性，尽管文学具有永恒的主题，毕竟，不同时代的人，兴趣点一直在变化之中。不过，我不觉得自己与新生代有太多思想代沟，至少在我能够理解的范畴。如果能够通过文学作品建立情感沟通，未尝不可，但是不必刻意互相取悦。”

在张抗抗的文集分享会上，浙江省作协主席艾伟、《望江者》和《茶人三部曲》作者、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鲁迅文学奖得主陆春祥也都从不同角度，分享了他们对张抗抗五十年创业生涯和作品的心得。

以下是钱报读书会与张抗抗的对话——

钱报读书会现场。

【知青只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身份】

钱报读书会：看到有人提到您的小说创作中的两个类型，一类是以您插队的北大荒为背景的知青小说，一部是中国改开为背景的都市小说，虽然可能还有别的类型，似乎这两条创作经脉比较清晰，现在回头看，您对50后作家们似乎绕不过的知青小说怎么看？

张抗抗：这个类型归纳，也对也不对。看起来我全部作品的内容基本是这两大块。但是从作品的比例上，都市小说的数量其实更大一些。从1980年发表的短篇《夏》、中篇《淡淡的晨雾》《北极光》开始，我的关注点基本已经进入了城市生活。确切说，是城市知识分子。比如《赤彤丹朱》以及后来一系列的中篇、长篇小说，其中知青写作并不多。当时我接受媒体采访曾经说过：知青只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身份，回城以后，他们逐渐融入了各个不同的阶层，人生道路以及个人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继续停留在”知青”的身份意识上写作，对历史的认识会产生局限性与狭隘性。但是，我的知青写作一直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持续多年。也许因为我有一个独特的视角，我更强调知青对于自身的反思。197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白罂粟》，1996年的中篇小说《残忍》，显然更为注重检省这一代人的愚昧无知、解析人性的弱点，而不是简单化的“知青无悔”。五十年代的作家对此认识有很大差异，这也是正常的，我只表达我见我感我思我想。一个诚实的写作者，重要的是不要把自己都不相信的理念灌输给读者。

那些追溯往昔的知青题材小说，已成为历史的注释。虽然这并非是文学的功能。即使被那段生活造就了的知青作家们，已进入所谓的“后知青题材”创作，知青小说仍然不会仅仅在试图阐述历史的层面上徘徊。这一代人的艰难，在于我们已不再是知青，却无以摆脱或抛却那一过于陈旧的身份。更悲哀的，也许是当我们以“知青”的名义回到各自的出发地，那一座座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城市时，才明白面对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知识青年”原来并没有多少“积蓄”，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可以作为“资本”面对未来。

张抗抗：谢谢你至今记得。这部小说探讨了人的潜意识、无意识、本我与非我、理性与非理性等等人性深处的问题，确实是一次带有先锋色彩的文学叙事实验。《隐形伴侣》述说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女主人公在北大荒农场与一同乡知青，也就是小说的男主人公相爱、结婚，婚后由于发现了男主人公软弱、惰怠、消极等等性格缺陷，还有她最不能容忍的撒谎恶习之后，毅然离开了他。女主人公为了追求真诚而抛弃了爱情，但她恰恰在离婚之后寻求自主之路时，发现自己原来也是虚伪的，发现自己在那些不自觉的谎言中隐藏的“恶念”，发现了周围的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用各种不同的谎言保护自己和防卫别人……她在极度的痛苦与迷惘中，对以往奉若神明的真实发出了诘问，并且开始领悟到：每个人身上都有另一个自己所不认识的自我。当她认识到所谓“绝对真实”，只是人类理性的一种自我满足和伦理需要时，她才真正开始接近了真实。与女主人公中途分手的男主人公，在经历了欺骗之后，对真实有了一种别样的理解。

正因为他敢于正视内心，那些按照自己的快乐原则派生的所谓邪恶，他才认定一个能够说出自己丑恶的人，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恶。他情愿放纵自己的“隐形伴侣”，即使用惩罚来换取灵魂的自由，也不愿如那些所谓“正直清白”的知青那样虚假地生活。在贯穿小说始终的男女主人公以及其他知青之间感情、性格、思想冲突中，除了今天被称为潜意识的那部分强烈的生命冲动，所引起人的种种不安之处，还有积淀于人类理性意识中的良知、道德、人格，压抑了人的欲望。

说得偏激一点，文学在人文主义思想旗帜下，塑造了人又毁灭了人，重新创造了人又扭曲了人——文学帮助人粉饰自己、蒙蔽自己、伪装自己，使得人无法真实地、客观地、公正地认识自身。

二十世纪初，对于二次世界大战纳粹疯狂残害人类行为的反省，西方学界对于人的潜意识的发现，终于对文艺复兴时代，认为人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杰作的人道主义理想，提出了怀疑。

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开始了对人自身、人本质的深层反思与自省。人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当人们看清了人在理性之外，还有一种干扰自己行为的潜在意识，认识到恶并非人的性格缺陷，而是一种人性的基本事实时，人们开始承认人的心理潜结构，并试图探索这一禁区。

忏悔和自审，并非同一概念，忏悔是对罪恶恐惧的情感追悔，自审是对罪恶的认识。只有经历了从非人化到神化、最后回到人化的“怪圈”之后，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才能重新获得和确立。

钱报读书会：那么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什么是打开《隐形伴侣》的正确方式呢？

张抗抗：“隐形伴侣”区别于一般小说中以描写外部活动为主的人物实体，而虚化为一种气体般自由流动于想象、感觉、梦境、情绪空间之中的感觉。正如水加热后的表现形式，不再是水珠而是蒸发的气体，潜意识的水珠，在我的小说中变成了人所不能辨识的隐形伴侣那样，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气状物质。谁能说水就是汽？谁又能说汽不是来自于水的实体呢？

所以，《隐形伴侣》最好的打开方式是：忘掉那是一部“知青”题材的小说，其实只不过是借用了“知青”生活的场域，是一部探讨人性的小说，建立起外在世界形态与内在精神多向度的审美机制。同样适合于今天读者。

钱报读书会：您曾获鲁迅文学奖和鲁奖前身的全国中短篇小说文学奖项，我对《残忍》也印象深刻，可谓刀刀见血，小说中展现的人性的复杂性，在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汗毛直竖，可以谈谈这个小说的创作背景吗？在您看来，怎样的小说是最有力量的？

张抗抗：非常高兴你注意到了这部《残忍》，在我看来，这是我最好的小说之一，并且被译成英文、法文，尽管它从未获得国内的任何文学奖项。

《残忍》是一个从知青中听来的故事，据说绝对真实。内心持续的震惊与恐惧，使我很久无从落笔。后来它慢慢沉淀、渐渐舒缓。像一条地下的暗河，耐心地躲藏着蛰伏着，渗过坚硬的岩石，沿着地壳中的空洞和缝隙，固执地开凿着自己的通道。当它再次到达我的笔端时，水声轰鸣，来势凶猛，山岩被冲开了巨大的缺口，地层深处豁然开朗，阳光和水流疯狂地拥抱，跃向悬崖下的深潭。

人性中那些恒古不变的因素，千百年来，始终遵循着它自身的轨迹，在地下或地面运行。当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无可调解之时，残忍便露出它血腥暴行的本相；而在一种相持、牵制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下，残忍被抑制和收敛，隐居于每个人的意识深处，仅仅成为一种进退可守的心理意识。

从《残忍》小说的艺术构思上，也许可以看出，它一直在用一种回旋曲式的结构方式，寻找着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那条搭襻。故事以螺旋形“倒退”的方式，倒着往回叙述，一圈圈走向久远的记忆。但回首之途，却又始终被另一种力量所阻隔和反弹，故事的每次进展，都步步逼问着事实的真相和原委。就像一条崇山峻岭中的公路，蜿蜒而下，你必须无数次经过之字形相距不远的路口，但却不能直接抵达。如果说，叙述一个正在发生的故事，就像盘旋的上山之路，须开足马力，一鼓作气；而倒叙一个已经发生的故事，却须捏闸空挡，小心谨慎地慢慢滑行。每个弯角都是万劫不复的深渊，故事每一处被反复追问的内在逻辑，都是路边的护栏和垒石。

我喜欢用这种方法写作。它不像在平地和公路上行驶那么一览无余、畅快淋漓，但它有高地和低谷的落差。小说语言的品性亦由此而来，从作品叙述风格建立的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它必须有足够的韧性来承载这种盘旋式的滑行，它只能粗砺、质地坚实，而非流畅而光洁，它甚至常常设置阻力，对车轮实行难以察觉的小小“颠覆”，以使文本在话语磨擦的声响中，产生出抑扬顿挫的韵味。

【中国的都市文学仍在初级阶段】

钱报读书会：再说说都市类小说，我们回头看，至少在中国文坛，有很长一段时间，好像乡土中国才是文学的主场，写都市的小说地位略有些尴尬，似乎写城市生活，容易跟90年代后的“小资风”等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今天看来，您怎么看待都市文学在中国文坛的位置？

张抗抗：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农耕社会，城邦兴起之后，商业仍在边缘。知识分子依附于朝廷、官场才能生存，政治主张需要通过君主的采纳才能得到部分实现，耕读传家，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土壤太深厚，进入现代，乡土文化依然充斥传统农耕意识。20世纪资本与商业开始萌兴，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然后是起起落落，都市文化长期被压抑或是缺席，哪里有真正意义上的都市小说呢？刚刚学了一点皮毛，当然就是“小资”了，顶多是小资而已，自然处于尴尬的位置。还需要很多年的经济、高科技发展、文化彻底转型，国人心智素养、人文精神的提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拥有话语权，多样性、新进的生活方式，才会诞生优秀的都市文学。

钱报读书会：90年代您写了一些都市类小说，《作女》、《情爱画廊》等，当时是否因为是少见的都市题材，这几部都市小说的市场就走得特别好，反响也特别热烈？

张抗抗：我在20世纪90年后期出版的《情爱画廊》、2002年出版的《作女》，正是一种自觉的尝试，也是改良土壤的文化行为。目前中国的都市文学仍在初级阶段，需要漫长的时间培育。当都市文学占有当代文学的重要位置，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才算完成。

张抗抗外婆老家毛清洛舍的洛漾书院，倾注了她对江南故乡的深厚情感。

【我是移动的、漂流的、变迁的】

钱报读书会：您个人也曾在杭州、哈尔滨、北京等城市生活过，杭州是您的故乡，您在此成长，我看到您以父母经历为原型的《赤彤丹珠》中还写到了外婆乡德清洛舍，后来您在黑龙江落户，工作写作了很多年，再后来定居于北京，这样的地域流转，对您的写作有哪一些影响？人创作的题材会不会跟着自己的迁徙走？

张抗抗：当然是有影响的。一个作者的生活体验、人生经历，是文学创作最直接的来源。（当然还有读书与间接经验）追溯起来，我的祖籍（父亲的老家）是广东江门，我也曾去探访过好几次。我说过，觉得自己像一条河，从江南发源，在杭州度过少年青年时期，一直流到东北，除了在农场当知青8年，在哈尔滨读书、工作15年，再回弯到北京定居。我不是那种“地域性”的作家，我是移动的、漂流的、变迁的。

在北京居住40年，对北京如何在历史上“跨地域”而形成这座“移民城市”多有描述。但我绝不是一个“新京味小说家”，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南方作家，更不是一个地道的东北作家。我游移于这三者之间，超越了“雌雄同体”，渐渐形成了独属自己的“三体”。语言风格体现出中国南方和北方不同文化的交叉与碰撞。大多数情况下，我用普通话思维，用规范的汉语写作，我极少或基本不使用方言，从那些已完成的作品看来，它们的语言风格大致相似。但我知道，当我面对不同地域的故事或人物时，语言系统会自动进行切换，切换到它所在的那个位置。

跨地域看似“无根”，却蕴含着一个无限大的空间。如同竹子，在地下藏有会行走的根，繁衍成林缠结成山。人生经验通过“异质“的交互、渗透变得丰富。题材的选择出于思考跨地域“人“的精神困境，随心随理，不因地域的变化而随机迁徙。然而，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甲地与乙地、丙地的地理及人文环境变得越来越相似，风光风俗风物在快速消失。地域不再，“跨地域”何为？这将给写作者带来更大的挑战。

钱报读书会：您的散文创作是最直接地表达了您的“南与北”的地域交杂的特性的，可以说说现在杭州人、江南人、黑龙江人、北京人这几个身份，还会渗透到您的作品中去吗？您可以分析一下您已有作品的地域基因吗？

张抗抗：文学作品主要的介质是语言。地域交杂的语言特性：南方的柔性与北方的刚硬、南方的细腻与北方的粗犷、南方的湿润与北方的干爽。虽然不是绝对，却在行文中弥漫。如你所言，散文最见性情，也是通过语言抵达。几十年的写作，我一直不自觉地在南北文化的次生屏障中“穿越”，但我并不是一个民俗文化的爱好者。在南北方不同的语言情致中，我更在意语言的“载重量”，使它们变得“有感觉”“有内容”“有质地”，而不是矫饰与唯美。句子一旦形成，就成为故事人物和读者之间最直接的介质。它们由于思绪纷扰而变得灵动，由于游走于不同地域而变得鲜活，由于“善思”及“叩问”感动或打动读者。

同为50后的两位女作家：生1950年的张抗抗和生于1955年的王旭烽。

【我会一直关注女性命运】

钱报读书会：从《作女》和《情爱画廊》这两部曾经非常有影响力的小说来说，您非常关注女性的自我发展，无论是性、情、爱，职场奋斗，您笔下的女性都有主体性，追溯到《隐形伴侣》中，女主人公也是这样的有独立精神的新女性，我看到您在一些访谈中也提到过女性问题，您还会为她们继续书写吗？您觉得“娜拉出走”之后，当下女性处境有没有产生新的问题，是作家们值得去关注和探讨的？

张抗抗：其实我的女性读者比例更多一些。仅从字面上较真，我认同接受“女性主义”。我比较关注性别差异，强调克服女性自身的弱点，反对女性被任何正当名义“异化”。文集中第十卷《仰望星空》，收录了我多年来对女性问题的一些阐述专文。我会一直关注女性命运，还会继续书写，最近刚刚完成的一部中篇小说，塑造了这个巨变时代的女性形象。新的问题实在太多，需要做一个专门的讲座。

钱报读书会：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您都是一名非常成功的女性，而且至今还活跃在文坛上，从您个人的经历来说，人生中的哪些关口对一个女性来说是尤其艰难的，会不会因为自己是女性而面临选择的艰难，对比您小的中国女性，您有没有一些要说的，比如人生建议之类的话？

张抗抗：女性的成长、婚恋、生育、晚年——人生的每一个当口都很艰难，尤其是选择的艰难。只是艰难的具体内容、阶段与男子不同而已。没有建议，只有期待：尊重自我、经济独立、个性自由、善待他人。

张抗抗老师和从北京赶来的年轻读者。

【一个诚实的写作者】

钱报读书会：有评论说，您的长篇小说《赤彤丹珠》、《隐形伴侣》、《情爱画廊》三部长篇，基本上就把20世纪从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都体现了，您自己最看重的长篇小说是哪几部呢，作为一名生于50年代初的作家，是否把写大时代当作自己的作家使命来完成的？回顾写作生涯，您认为对一个写作者来说，个体生命经验和时代的集体的记忆，哪个对你更为重要？

张抗抗：个体生命经验和时代的集体的记忆，同样重要。长篇小说《赤彤丹珠》、《隐形伴侣》、《情爱画廊》三部长篇，属于20世纪。其中漏掉了21世纪的长篇小说《作女》,这部小说的题记有一句话“献给‘她’世纪”，是对21世纪新女性的寄望与期待。这四部长篇加起来才是完整的。这四部长篇都是我的代表作，记述了我在不同时期个人与社会，当下与过去的情感与认知。比较喜欢的是《赤彤丹朱》，从“我”的视角反思历史，历史与每个个体都都有切肤之痛的关联性。并非把“大时代当作自己的作家使命来完成”，使命这个概念太大了，不要把自己的定位太高。仅仅只是把你在“大时代”里感知、觉醒的那些写下来，让读者自己去分辨。

钱报读书会：如果要在这十卷本中挑一本书推荐给现在的90后看，您会推荐哪一本呢，为什么？再问一下，作为一名1950年出生的作家，经历的人和事，身处的时代跟当下的年轻人当然很不一样，您觉得自己和80后，特别是90后、00后这些新生代有思想上的代沟吗？您会怎样与这一批新读者沟通呢？您觉得这一代人中的理想读者多不多，是什么样的？

张抗抗：理想读者不多。假如到处都是我的理想读者，我的作品就成了百年经典。理想的年轻读者不必太多，少量即可。换一种说法，假如90后的读者迷恋一位50后的作家，是否说明社会没有太多进步？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困惑与梦想，一代读者有一代读者的审美趣味。尽管几代人之间的精神世界有其通约性，尽管文学具有永恒的主题，毕竟，不同时代的人，兴趣点一直在变化之中。不过，我不觉得自己与新生代有太多思想代沟，至少在我能够理解的范畴。如果能够通过文学作品建立情感沟通，未尝不可，但是不必刻意互相取悦。《文集》中没有哪一部需要特别推荐，请年轻的读者随意选择。其实每一部均可读，因为作者当年苦恼忧思的那些，至今依然存在。

钱报读书会：我们再来谈谈散文吧，您的作品中也有一些是散文随笔类的，对一个创作力旺盛，生命历程又特别丰富复杂的作家来说，散文是小说的补充，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必须写的那个部分？好像您说过，相比于小说，散文是您对生命的更直接的表达？那么可以说说您自己最满意的散文作品吗？

张抗抗：可以说，散文是小说的补充，但也不仅仅是补充，而是延伸与拓展。小说是叙事、人物、故事，散文是抒情、寄情，随笔是喻理；小说是他人、散文是自我；小说是旁白，散文是独白。对于我这样习惯于思考的人，散文确实是“必须写的那个”，没错，是生命体验“更直接的表达“。不太谦虚地说，因为我的好散文篇目太多，只有“满意”，没有“最满意”。有兴趣了解的读者，可以阅读《张抗抗文集》其中的散文、随笔卷《牡丹的拒绝》《乌镇的倒影》《仰望星空》。

钱报读书会：50后作家在中国是一个很有份量的群体，很多作家在今天也依然活跃，这批作家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共同的特质，比如有历史感，有思想，有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甚至给人的感觉比较有勇气，有骨头，有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您作为一个50后，怎么看待50后作家群体？您跟别的50后作家有交往吗？

张抗抗：友情诚笃，很少交往。文学最好多谈个体，少谈群体。

读书会后大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