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麦悦读会 | 黄昱宁新书引出问题：你敢说自己是体面人吗

黄昱宁近影。

10月29日，下午，春风悦读榜年度金翻译家奖得主、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得主黄昱宁在小说集《八部半》之后，携新书《体面人生》，再一次做客钱报读书会，在纯真年代书吧与读者朋友们来了一次人生A面与B面，时态为现在时和将来时的头脑振荡。

《体面人生》是黄昱宁作为小说家出版的又一个小说集子。1975年出生的上海作家黄昱宁，是横跨翻译、出版、创作三界的全能型作者。黄昱宁的小说落笔于当下的都市生活，擅长捕捉现代人的微妙情感和戏剧性人生瞬间，细腻而有张力。她的作品贴近当下生活，抓住了某些不易觉察的真实世界的碎片，叙事的质地坚实有力，书写着我们的精神困境和时代症候。

《体面人生》中的中短篇都是在《八部半》之后写的，写作时间为2019年初到2023年初。黄昱宁说，《体面人生》与《八部半》，两者之间有延续的部分。

“比如都是现实与未来的集合，都有李敬泽所说的“媒介是这些文本的图腾”。这些元素在新小说集里都有出现，但是个人感觉《体面人生》的整体性比较强，我让这些人物和故事在篇目之间互相连通，读完一本和读完一篇的感觉会有很大不同。其实如果把这本书的A面和B面看成两个小长篇，也说得过去。”黄昱宁说，“我想，在这本书里，我写得更快速更坚决，文本意图贯彻得更明晰。或者换句话说，在下笔的时候，我更明白我要的是什么。”

关于《体面人生》，黄昱宁介绍，书名其实是编辑起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体面。也就是说，这部小书最初的几位读者，读完所有的稿子，浮现于意识中最鲜明的部分，就是这两个字。，所谓体面的另一面就是不体面，或许会让读者想到张爱玲那句著名的华袍与虱子的比喻，黄昱宁小说中书写的主要群体是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看起来“体面”是否是中产或知识分子的标配？ 当有人揭开了“体面人生”背后的那些不那么美丽的真相，我们是否会更加渴望实实在在的生活？

黄昱宁认为，‘体面“两个字当然无法笼罩全局，不过，把“体面”作为一个角度，一道缝隙，倒是给她提供了一个重读这些故事的理由。“当我作为’我‘的读者，试图在这些故事里获得某种意义的时候，当初写作时’身在此山中‘的困局倒是因此被打开了一扇门——虽然那只是一扇窄门”。

黄昱宁说，这些故事里的人物，确实都生活在一个体面的城市，努力维系着体面的生活，把他们部分地归入中产或者知识分子，虽然有点粗疏，但大致也成立。当维系体面的代价越来越大，人物之间的关系便越绷越紧。他们渐渐看清，要成全这样的体面，押上的其实是整个人生。这场赌局注定没有赢家，玩家难以为继，也无法抽身。从这个角度看，这些故事的张力，就在耳边依稀听到的那一声清脆的、断裂的、近乎玩笑的“啪”——它可能是幻觉，也可能不是。纠缠在这番困境中的，既是“他们”，也完全可能是“我们”。

黄昱宁更感兴趣的是这些迅疾而微妙的、走向决定性的时刻，并且一向如此。她说：“定义这样的故事是不是能精确展现这个时代这个阶层的真实状态，应该是社会学家的事情。小说家当然首先需要参透社会结构，领悟人际关系的机制，这样才可能获得叙事的前提。但小说家更重要的任务，是观察和捕捉那些断裂，以及断裂之后的种种可能。”

在宝石山上，面朝西湖或许是一种别样的“体面”，黄昱宁与90后青年批评家徐兆正谈起都市里形形色色的体面人生幕后的生活百态，徜徉在历史、现实中，与未来短兵相接，彼此对望，一部直视体面生活之下的荒诞底色的小说，一部从未来看过来的具有时空穿透力的小说，是否有助于我们找回实实在在的生活？

答案，在读者的手中。而这样面朝西湖坐而论道的“体面”，对我们这些忙忙碌碌的“都市动物”来说，或许可以多来一些。

黄昱宁还是一位母亲。她自己的孩子是00后一代，她除了写作，平时也讲书，也出过谈书的书，当记者问她关于阅读，想对00后们说什么时，她说：“也许我更想提问：屏幕给你信息的广度，读书则给你思维的深度——告诉我，你怎么选？”

以下，是钱报读书会与作家黄昱宁的对话——

钱报读书会现场。

【你读懂了都市里熟悉的陌生人，或陌生的熟人吗】

钱报读书会：你可以说是一个“斜扛青年”，搞出版，翻译，写小说，好好样样都拿得起，翻译类奖和文学类奖项你都拿了，都能干到一个很高精尖的水准，可能有挺多人好奇你平时是怎么分配时间的，目前写小说这件事对你来说是种什么样的存在，占的比重如何，未来的方向呢，如果这三件事只能先一件做，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黄昱宁：斜杠中老年其实也常常是疲于奔命的。我想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方法，那就是我坦然接受某种人格轻度分裂的现实，同时尽量在分裂中寻找那些相通的、互补的东西，然后再加入一些管理时间的技巧（得益于我多年善于利用碎片时间的习惯），勉力达成目前的状态。实话说，写小说对我而言，占的时间比重可能是最少的，但我觉得灵感和素材并没有停止在身边涌现，所以也可以说虚构的意识其实无处不在吧，它同样占满了我的生活。如果只能先选一件做——嗯成年人不是不用作选择的吗？——好吧我必须选本职的出版工作，因为有承诺，有职业责任感。但虚构的意识和思维不会放过我，我可以暂时放下这件事，但我会思考，为以后的写作做准备。

钱报读书会：你是一名翻译家，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的环境，多年来阅读了大量翻译类佳作，这些海量阅读，同时还有自己开设文学课，是否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你自己的虚构类写作？

黄昱宁：肯定会。我以前也说过，阅读是写作的前提，我无法将我从自己的生活环境和阅读环境中抽离，那些阅读早就潜入了我的全部人生，包括我写作的任何东西。当然，我以前也说过，大量阅读也不总是刺激和鼓励我写作的，它常常也让我产生深重的自我怀疑：已经有那么多好作品，我为什么还要给已经过剩的文化产品增加库存呢？要克服阅读带来的自我怀疑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只能说现在要比写《八部半》那时克服得更有经验一点。在这个游戏中，我还在写，我就总还有赢的可能。

钱报读书会：《体面人生》中，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些“体面”的生活方式，也可以说是小说中白领、精英阶层的城市日常生活，有很多细节描写也很到位，读到了一些“精致”，比如有腔调的冷餐会之类，你把自己定位为一名城市生活的观察者和书写者吗？不管是写时间里的现在时、过去时还是将来时，你作为写作灵感和源泉的是否是城市生活里的种种人和事？

黄昱宁：观察者和书写者都可以同意，不过应该不止于此。我想在我的文本中，思考的分量不算轻。我试图透过现象的表面，寻找到更深处的质感。有读者说他从我未来的故事里读出了古典的内核，我想他是读懂了。城市生活里的人和事，当然可以视为我的灵感和源泉之一，不过我希望达成的效果是：通过我的叙述，那些司空见惯的如呼吸一般存在的事物和现象，呈现出新的形态和意义，并以这种全新的方式触动你。我希望你读到他们，会觉得见到了熟悉的陌生人，或者陌生的熟人。

钱报读书会：《体面人生》中写的基本上也是上海生活，像《阿B》这篇似乎也有你的很多个人记忆在里面，作为一名上海人，上海经验或许是你创作小说的重要部分，你认为有没有一种鲜明的符号是可以彰显“海派写作”的特质的？你是否会自觉地在自己的写作上倾向于某种“海派写作”？

黄昱宁：对，A面中的四个故事，写的都是上海，这里面有肉眼可见的时代和地域标志。对于《阿B》这个故事，我确实也有几句话要说。在我有限的虚构经验里，迄今为止，这一篇是仅有的、与我本人的记忆如此贴近的小说。几乎所有的人物、场景和细节都有一手或二手的素材。当然，写小说的最大快感，来自对素材的重新组装。所以阿B这个人物既存在也不存在。他的身上既交叠着几个真实人物的影子，也蕴含着我站在当下回望过去时对那个年代的定义。我从小读到的大部分关于上海的文字，那些被认为最能代表上海的事物，都被局限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里。那时候我觉得，我并不比外地人或者外国人更了解这个刻板印象中的“上海”。外滩、法租界，对我也同样是遥远的传说，它们从未与我真正有关。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个上海，写某些在时代的潮水中搁浅的小人物，写他们的卑微的“体面”，写人与环境的关联。我更想表达的是，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有人徒劳地做着近乎刻舟求剑的努力。那些被虚掷的青春，那些荒废的情感和雄心，在多年之后，会激活某种你以为早就流失的东西。所以回到你的问题，我对于“海派写作”没有特别系统的定义，所以也很难说清我是否属于“海派”。但如果我以后继续写上海，我希望更多展示的是“另一个上海”。

钱报读书会：你怎么看“知识分子”写作？读你的小说，有种感觉，是否你的知识分子写作会是《蒙面纪》里表现出来的加上了“新科技元素”的模式，以后会更多地去做这样的尝试？

黄昱宁：我是知识分子，我在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当然可以算是“知识分子写作”。但这样的说法有什么更具体的意义吗？实话说我看不出来。至于那些具有“新科技元素”的故事，确实看起来会需要更多的“知识”。但我写的不是硬科幻，这方面的知识不是我的专业，我应该不会把力气用在给知识层层加码，让它们堆砌在文本中给我壮胆。科技也好，知识也好，在我的小说里，都更像是激发想象力的某种催化剂。我要凭借这些东西打开一扇崭新的窗，探出头“脱离现实”地看看窗外有什么新鲜的角度。但我的身体仍然在窗里，我并没有脚跟离地飞起来。只要以后仍然能获得新的刺激，找到新的窗户，我应该还会试着写这类故事。我没有宏大的计划，没有虚构KPI，我不想一遍遍地重复自己，没有新的刺激就宁愿再等等。

【如果我们用将来时思考，我们会看见什么】

钱报读书会：对未来的那个世界，哪怕10年20年后的世界，可能很多人都想过，但包括我在内，很多人是想不清楚的，我连5年后世界是什么样都不敢想，但我觉得你非常勇敢地去直面，将这个小说集的半壁江山给了“将来时”写作，未来的人工智能、数字世界给人类造成的观念上的、伦理上的种种困扰，我们知道必将到来，但那一只靴子还没有落地时，你为什么会投入了这么多的脑力去思考未来世界的事情，并用小说来表达你的思考呢？

黄昱宁：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对这类既不够“科学”也并没有太多神奇“幻想”的故事，居然有着那么持久的书写欲望。也许是因为，一旦将时空拉开一段距离，找到一个全然陌生的视角，再来审视我关注的日常生活和文学命题，常常能给我以近乎微弱电击的刺激感。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我而言，“科幻”确实主要是一种方法。好在最终的效果似乎好于我的预期。我很惊讶地发现，B面的三个故事也得到一些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我的这些小说的第一批读者（包括我的编辑和替我作序的小白老师），都表达过对这些故事，特别是最后一篇《蒙面纪》的感同身受。

钱报读书会：相对于已经够复杂的，难以言说，甚至言不达意的当下世界，很多作家似乎已经有无力感了，我记得我们有一年的春风论坛上，有一个单元就是将来时单元，但很多作家都声明他不谈，因为现在的事都谈不好，你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某种去表达未来的角度了吗？

黄昱宁：仍然在继续探索中，不能说已经找到。不过，从《八部半》开始，我已经写了五个将来时故事了，多少积累了一点经验。我对于写未来或者写现实的合法性，并没有什么顾忌。我反而觉得，写这类故事最大的难点是，怎样平衡观念的新意与人物的塑造深度——你究竟选择把重点放在哪里。如果没有摆平，它们有时候会互相阻碍、冲撞。在《体面人生》中，每个将来时故事的侧重点也是有所不同的，个人觉得《蒙面纪》是最为成熟，把两方面平衡得比较好的作品。

钱报读书会：从B面的几篇小说来看，我猜你是《黑镜》和《西部世界》的爱好者，有一个似乎吊诡的问题，当最近朋友圈似乎言必元宇宙和ChatGTP时，是否意味着未来的不可预测比当下的现实问题更能抓住你这样敏锐的作家们的注意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社会一直是因为技术的进步在推进的，技术肯定是在改变人类的观念的，Z世代与前Z世代是否也有某种观念上的分水岭？那么你写“将来时”，最想探讨的是什么问题呢？

黄昱宁：对于正在进行的时代，我实际上没有办法确凿地判断“分水岭”在哪里，任何人都不能。惟有通过虚构的方式，我才可以像我小说中的人物一样，站在未来，把现在当成历史来看。在那个位置上，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当人类站在技术革命的路口时，会呈现怎样的状态。未来可能会面临的困境已经被说过太多——人被简化成一个面目模糊的信息节点，每个人都在虚幻的信息茧房里自给自足，浑然不觉地失去自由意志；机器取代人们工作，而人们躲进虚拟现实，情感也因为虚拟，变成一种可以随时拿取和丢弃的日常用品；海量数字存储的记忆反而造成更迅速的失忆；升级换代的流行病与升级换代的科技之间的博弈，进一步异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关系……这些趋势并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在当下的日常生活里完全可以感受到，只是谁也无法准确预测程度会有多大，速度会有多快。作为小说家，我最关心的不是速度和程度，而是人性被置于这样的困境中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顺从，挣扎，还是反抗？在那些故事里，我试图给出几种答案。

钱报读书会：再说说最后一篇《蒙面纪》，像是一个寓言小说，思考了流行病时期的社会和人的样态，你用“蒙面纪”来统称那个时代，并将时间设为80年，应该说我们都是这个“蒙面纪”中的人，每个人对于这个“蒙面纪”似乎都有些疑问，似乎都想解惑，这个小说比较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准备要离婚却被迫待在一起的男女，还是那只猫，还是实验或虚拟现实也好，都像是作者跟自己的对话，那么经过一次借壳而生的思辨历程，完成了这个小说，你有没有解决你自己的疑惑呢？那么关于“后蒙面纪”，你会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去想象吗？

黄昱宁：如果要用最简单的句子来勾勒《蒙面纪》的形状，那大致是一个“未来考古”的故事。多年以后的人如何看待一段因为数字恐怖袭击而日渐模糊的历史，如何通过虚拟现实实验进入那段被流行病困扰的日常生活。为什么要把故事中的“虚拟现实”场景，设定在未来长达数十年的大流行病时期？那当然与我——我们——这几年正在持续经历的现实有关。但写到后来我发现，仅仅用“虚拟”包裹“现实”，会把这个故事越写越窄。所以我让我的人物——虚拟实验“蒙面纪”的受试者（一对在现实中恩怨难解的男女）在实验中的隔离场景里说古论今、谈情说爱，我希望这些对话可以成为一种给故事“扩容”的手段。写作这个故事的过程确实经历了这么一个渐渐开阔的过程，意外的收获是：我这几年的阅读经验因此被渐渐打通，历史、现实与未来彼此对望，科学与文学通过人物促膝夜谈。然后，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那样，人性的变与不变就构成了很直观的辩证关系。拨开急剧变化的表象，我确实看到了某些其实从未改变过的东西。我们人类正在或者将要面对的困境，和《十日谈》、《鼠疫》或者《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需要面对的东西，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钱报读书会：《蒙面纪》中还有一句话很有深意：“照这情形，面罩迟早有一天要长在脸上”，也由此给出了这个小说桑塔格式的“疾病的隐喻”，作为作家的你对此有担忧吗？

黄昱宁：如果说你能从《蒙面纪》里读出一点情感力量的话，那我想最关键的点就在这里。始终潜伏在《蒙面纪》里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此时已经生活在一个不需要穿戴任何防护设备（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滤膜与我们的皮肤贴合在一起）就能免受病毒侵扰的时代，却带着历史考古的兴趣，去想象和虚构一个危机丛生的古代，那么我们会怎么看，会怎么想？我们是会庆幸自己的劫后余生，还是会在体验恐惧的同时居然触摸到一点久违的、真实人性的温度？由始至终，都是这个动机在推着我往下写。现实中的人贴着膜，虚拟空间里的“古人”尚未贴膜——究竟哪一种才是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触摸？真实的触摸对人到底有多么重要？这些都不是能够简单回答的问题。我设置了一只从封闭空间里出逃的猫，猫温柔地撕开人类被固化甚至僵化的“体面”，将室内与室外、男人与女人、虚拟与现实重新联结在一起。小说主人公说过一句特别绕的话，我写的时候有点想笑，又有点想哭：“亲一张皮，跟亲一个你觉得哪怕亲下去明天就会死但是今天也非亲不可的人，差别可太大了。”

【他们的“体面”轰然坍塌，抖落了一地历史的鸡毛】

钱报读书会：《十三不靠》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也可以说是这个集子中我最喜欢的一篇，我感觉这个小说有一种钱钟书写《围城》那样的讽刺与批判，虽然只有23页，但这个小说包括的信息很丰富，情绪也很丰富，似乎每一个人物都是你身边很熟悉的那些人的化身，通过一场老同学饭局写出了这个时代浪潮中的中年人的精神脸谱，得意的，失意的，错位的，最终呈现出时代变迁中的某种荒诞感，能谈谈这个小说是怎么来的吗？

黄昱宁：非常谢谢你喜欢这篇，当时写完以后，就有一种恨不得向全世界推荐的冲动——也许每个写小说的都难免有这样过于自信的时刻吧。我想写这样一场饭局想了很久，我确实想提供密集的信息与情绪，我希望迅疾的叙事速度让你一口气读完之后又能够——如果你愿意的话——脑补出一个长篇的容量。 我的动机是写一个人，一群人跟时代的关系，我想写一个“满拧”的、《红楼梦》中所谓“尴尬人偏遇尴尬事”的戏剧场面。我设计了一场非常“体面”却暗流涌动的饭局。那些隐藏在三十年时光中的变迁、失落、追问，从桌面下翻到了桌面上。康啸宇与毕然的对峙，并不是个体之间的恩怨，他们背后站着一个沉默而激烈的时代。他们的“体面”的轰然坍塌，抖落的是一地历史的鸡毛。我开始写的时候，按照线性叙述展开，总觉得缺少一个可以与内容匹配的结构。直到想到用“十三不靠”这个麻将术语来做题目，结构才渐渐清晰起来。十三小节可以理解为十三片拼图，十三个关键词，十三张哪跟哪都不挨着的麻将牌。在麻将中，“十三不靠”是一种特殊的和法，它们彼此之间似乎是独立的，单一因素无法左右全局，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天下大乱”的和法——那个看起来很荒诞的动作就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发生了。这个特殊的结构激发了我需要的荒诞感。其实小说里面隐藏着很多小游戏，比如每一节都有个标题，每个标题都是三个字，前一节的末尾直接导向下一节的标题，两段重要的多人对话用“/”分隔戏仿现代诗的结构，这些都体现了文本意图，试图营造一种特殊的节奏感。在A面中，《十三不靠》无疑是我最偏爱的一篇，以至于写完之后还舍不得与其中的人物道别。出现在这场饭局中的角色大多在A面的后几篇中有交代，他们的前世今生在那些故事中继续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讲，《十三不靠》是A面的起点，也是灵魂。

钱报读书会：A面里第二篇和第三篇似乎有一种互文性，老时代里的打口碟，新时代里的选秀草根明星，他们身上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令我想到以“我的滑板鞋”当过网红的流星，他们的命运、处境似乎注定了，你把眼光投注城市的草根群体，阿B还是九月好像都无法真正进入时代的主场，然后证明自己？他们奋力过，但是他们抓不住也够不着，你似乎更多地着墨在他们身处的社会环境，而不是归于个体原因？

黄昱宁：能看出《我的滑板鞋》实在是太犀利了！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但庞麦郎确实是我写《九月》时在脑海中一直在萦绕的一个人物原型。不过，我并不想重复非虚构人物特写中曾经有过的角度。我们司空见惯的那种怼着脸挖掘内心的“真实故事”其实未必是真实的。同样地，将他们的困境归咎于社会还是个体原因也不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其实，《九月》真正的主角并不是那个叫九月的孩子，而是他的母亲，以及他母亲的雇主——后者也有一个与九月年龄相若的女儿。最终选择把九月放置在一个所谓“综艺选秀”的环境里，是基于对这种刻意模糊真实与虚构边界的事物的长期观察。一方面，这是一个完全有可能产生戏剧性冲突的环境，它向年轻人（包括他们的父母）做出改变命运的承诺，又随时可能夺走它。另一方面，综艺节目的制作者的命运，也微妙地维系在节目究竟能吹出多大的肥皂泡上。当小说里彭笑的丈夫廖巍突然发现九月不仅仅是一个被家里的保姆硬塞进来的关系户——他也具有某种可以被利用的潜质时，彭笑和赵迎春的关系，她们之间的权力结构就发生了短暂但耐人寻味的掉换。这篇小说真正关注的就是这些细微而激烈的掉换、倾斜、利用与和解。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都要提醒自己，抵挡一切正面勾勒九月的真实面目和刻画他的心理曲线的诱惑。我希望能像菲茨杰拉德写盖茨比那样写九月，通过彭笑的眼睛看他的轮廓，通过观众们的刻板印象去猜测他同情他最后遗忘他。我希望直到结局，你仍然拿不准九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因为这个事件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这个孩子承受的是来自家长、媒介和社会的多重误解——尽管这些误解常常还贴着爱的标签。我们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这些误解最终压垮了他。在阅读这个故事的过程中，也许你会想起一两个突然走红却又黯然消失的“草根”明星的名字，比如庞麦郎，但九月可能是他们，也可能不是。

90后青年评论家徐兆正。

【人性的变与不变没有绝对值只有相对值】

钱报读书会：作家们往往会说，无论写什么，科幻也好谍战也好悬疑也好，归根结底他在写人性，那么一个作家TA能说，人性在时间的长河里是不会改变的吗？我觉得抱持“人性会变”或“人性不会变”这两种不同态度的作家，写出来的小说会是完全不同的小说，你同意吗？

黄昱宁：哈哈这个问题很有趣。又要逼着一个世故的成年人做选择题。我只能给出一个狡猾的答案：人性的变与不变没有绝对值只有相对值。我并不打算凝固我的看法。不过，在《体面人生》的三个将来时故事里，我好像倾向于在铺陈“变”的表象之后或含蓄或直接地指出其中“不变”的内核。《笑冷淡》和《蒙面纪》虽然调用了一些未来的技术概念，但指向现实的企图很明显。严重失眠的脱口秀演员，流行病时期困守在家中的男女，可以无缝衔接到今时今日的日常生活。《笼》甚至企图用未来的技术将古老的《阳羡鹅笼》故事化为现实。所以，至少在这本书里，我可能属于你说的把“人性”的核心视为常量的那一类写作者。但说不定下一本就会有所不同。

钱报读书会：我还不知道批评家是怎么来给小说家黄昱宁定调的，我读了你的两部小说集，感觉比较鲜明的一个特征是，你好像在写的是一种“智性小说”，就是相比极大调动内心和情感的写作者，你的写作状态更多是调动大脑和眼睛，所以有一种比较冷峻的，反讽的小说气质？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构建的一个黄昱宁的虚构世界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大部分的小说都会往这个构建里去填实？

黄昱宁：我也不知道我会被如何“定调”。我对此也充满好奇。你的读后感跟我得到的其他反馈（当然数量有限）也比较一致。反讽不仅在我的写作中很重要，可能也是构成我对世间万物的看法——或者说观察的位置——的基石。我没有从特别宏大的角度去思考过黄昱宁的虚构世界应该是怎样的，我想我的虚构实践还很有限，十五个中短篇还远远不足以把这个虚构世界的结构搭建到稳定的状态。我还想尝试更多的可能性，包括你说的“极大调动内心和情感”的那种作品，我也不排除在未来加重这方面的分量。我正在写的一个中篇小说，对情感的关注（代际之间沟通的艰难，亲密关系造成的伤害）就较以往更多一些。不过，有一点也许不会变：即便是那种异常强烈的情感，最让我感兴趣的仍然是欲望的结构和情感的复杂性——让我放弃大脑和眼睛，大概是不太可能的。

黄昱宁，1975年生于上海，横跨翻译、出版、创作三界的全能型作者。黄昱宁的小说落笔于当下的都市生活，细腻而有张力。她擅长捕捉现代人的微妙情感和戏剧性人生瞬间。在《体面人生》里，黄昱宁自由游走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时而站在当下叙述当下，时而站在未来回望此刻，以现实和轻科幻两种笔触，书写我们的精神困境和时代症候。2019年，黄昱宁的首部小说集《八部半》获得第二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