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78｜大学时，徐朔方先生给我们讲的那些课

徐朔方（1923—2007），本名徐步奎。浙江东阳人。我国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在元明清戏曲小说研究领域有卓越贡献。历任杭州大学、浙江大学终身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兼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等。曾任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先后获国家、省部级学术奖励30余项。所著有《徐朔方集》等。

1993年夏天在家中沙发上的留影。

一

任平：徐步奎先生请先父校阅《汤显祖集》，事后分出一半稿费。

记得我小时候，看到徐先生经常到我家来。那时父亲因为“反右”运动遭到降职降薪，家里生活比较困难，老保姆的工资根本发不出，她又舍不得离开我家，父母就让她在别家兼职。

父亲每天晚上伏案到深夜，我醒来还见他在工作，便好奇地问做什么啊？他说是看一下徐先生笺注的《汤显祖集》。每天徐先生都要来，听取父亲说他的意见，好像是不少训诂、音韵的问题，都有所指出。隔了好长时间，《汤显祖集》出了，徐先生来送新书，还拿来了稿酬。

事后父亲说，本来按他的规矩是不受任何报酬的，但徐先生说，花了那么多时间，也订正了不少讹误，这是应该的。家里也正好需要些钱，就收下了。后来才知道差不多有一半。

至于具体帮助订正了那些地方，我就难以说清了。

当时夏承焘先生请父亲写了几篇论文，以“缪大年”名发表，也是在特殊时期籍此以稿费资助父亲，并助其不荒废学术研究之事。

我考上中文系，徐先生是第一位来我家报喜的。

黄仕忠：分一半稿费这点，体现了两点：一，令尊做了不少工作；二，徐先生更多想的是用多给一些稿费的方式给予帮助。一半稿费，不会是一半工作量。但徐先生想的，大约是帮助纠正的内容很要紧，他作为学生辈，应当有以报答。

任平：是这个意思。你的猜测很有道理。

二

贺圣谟（中文62级）：特殊时期，有一次我趁“学习”已散，办公室无人之际去徐步奎老师他们“学习”处走廊上看大字报。其中有一张质疑徐老师政治立场的，要他交代与右派分子吴天五、任铭善的关系，还特别提到稿费问题，说是“资助右派”云。

我知道吴天五是徐老师的前辈朋友，他划右派后已一放到底，去了乐清乡下老家，不知道徐老师曾否经手过吴的稿费。当年徐老师来杭州，吴是推荐过的：“夕天五来，谓徐步奎是不易才，当争取其来师院。”（《夏承焘集》，浙江古籍、教育出版社出版，第7册326页）这是惺惺相惜。

大字报提这事，够徐老师喝一壶的，可谓暗藏杀机。

任铭善的稿费事，我很久后才搞清楚，当时提这个问题是挺恶毒的。徐老师写于1961年12月23日（时年38岁）的《汤显祖诗文集编年笺校凡例》，最后一条的后半句话是：“《玉茗堂集》文、赋、尺牍之标点及沈本之校阅，请任心叔先生分任，谨此声明，并志谢意。”内蕴的信息量很大。任心叔就是任铭善。

夏先生日记，1958年8月23日：“午后党委宣读处理中文系右派分子任铭善，开除职位，下乡监督劳动，照顾其多病，留校资料室工作，监督其在本校农场工厂中劳动，月给15元。”这是对右派分子最严厉的处置。

任妻没有工作，有一子尚幼，生活全靠任的工资（原高教4级，196元/月），而今月给15元，简直使任无以为活。

我们读书时听说过，任先生在困难时期，忍痛多次出卖所藏名贵法帖和书，生活之艰窘，内心之痛苦，何可言状。

读《夏承焘日记》，直至1962年3月19日，才有“心叔来小坐，四年不来矣”的记载（第7册第936页）。任划右后自避嫌疑，息交绝游，以他的为人，经济上有困难绝不肯求人、告帮。

徐老师请他“分任”《汤集》部分工作，而甘冒犯人们“同情右派”的指摘，因为用“分任”给以报酬，可以使任“按劳取酬”而心安理得，雪中送炭，纯出仁人之心。知道这些事后，我对徐老师更加崇敬，想不到事过数年，还有人写大字报，要把这事上升到政治立场予以攻击，真是用心叵测。（选自贺圣谟《片断思忆怀徐公》一文）

1997年贺圣谟与徐朔方先生合影。

三

方一新：我当年在系里时，只记得有位古籍所的先生说，像徐先生《史汉论稿》这样的书，不如不写。但徐先生的特立独行，却也有些领教。例如，跟他碰面我们一般都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徐先生”，但先生就像没听见一般，径过不理。诸如此类。

黄仕忠：“不如不写”——到底意思是指什么呢？我在中文系听到的，与古籍所的这种议论，应当说是相辅相成的吧？

方一新：意思是价值不大。就是比较一些异文之类，没有多少有价值的发现。

大约言者是指，如果一般水平的老师，写这样的书就罢了，作为像徐先生这样的大学者，应该水平更高，但实际可能没达到。

 

黄仕忠：明白了。这就是徐先生说“一加一等于二”的事情。而正宗的研究者，会认为必须对大问题有见解。

但我认为小问题再深入，便涉及到大问题。我写到的几条，其实也有此意。因为武帝是否见过一部分篇章，师古用没用《史记》校勘，对《史记》研究，其实很要紧，但我几年前问研究《史记》的人，他们也不能说清楚，自然也没引起注意。

研究《史记》的人很多，真正有具体的推进，其实有赖这类细枝问题的提出。

方一新：是的，其实徐先生不会轻易著书。他的《史汉论稿》定有自己的思路和想法，借此书刊布而已。

但有件事，我一直很感谢徐先生。那是上世纪末，大概是1997年的一天，徐先生突然来我家，我家住六楼，徐先生就站在门口（请先生进来，他不肯），扶着门框说：你们第一本书不错，但再出书就应该有所拓展，不能还是那样写了。

原来，此前拙著《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出版（黄山书社，1997年1月），送呈徐先生指正。先生看后，认为跟我已出的《中古汉语语词例释》（与王云路合作，1992）的路子相仿，颇不以为然，故而特意上门提出批评和建议。

我觉得徐先生说得很对，一直铭记在心。

四

中排左二起：蒋礼鸿、波多野太郎、徐朔方、郭在贻、平慧善。

郑广宣：我责编的《曲学大辞典》出版后，我送一本书给徐先生，他就在门口，我把书给他，他就说好的。我也就走了。后来听说有关晚明曲家的生平之类，有的没有采用徐先生的研究结果，他还有意见。其实是我们做辞典时还没看到先生的大作。

黄仕忠：《徐朔方集》是1993年出版的，你们的书是1997年出的，中间隔了至少有三年时间，也确实应当据以修订补充的呢。

之前很多人说到徐先生早年的学术，强调他是因为那篇批《琵琶记》的文章和这场讨论会上反对派立场才扬名于时的。这是不准确的。

有意思的是，我看徐先生的老学生的回忆，他们说，注《牡丹亭》，在温州时就开始了，当时先生的古文程度尚不及妻子杨笑梅，之后才慢慢超越的。

我读研时，留意到先生早年的文章，最早在1954年发了两篇文章，一篇谈《西厢记》，1956年他收到论文集《戏曲杂记》里了；另一篇谈马致远《汉宫秋》，他没收。因为他把“一去紫台连朔漠”解错了，说是紫台在匈奴，去到紫台，大漠连天。结果有人写文章来商榷，指出“去”是“离开”，紫台指皇宫。我当时想，这大约是给了当头一棒，让先生终身引以为戒。

这让我知道，每一个学者的成长道路，都不会是平坦的。

郑广宣：我又想，先生要你们读《史》《汉》，是不是当年徐先生注《牡丹亭》，跟云从（蒋礼鸿）先生挑刺有关？据说徐先生认为自己无可挑剔，蒋先生挑出几百处差错，然后徐先生读了三年史汉诸子。

黄仕忠：云从先生哲嗣蒋遂说，是黄金贵老师对他的：“徐先生赠书时，对你爸爸说：‘蒋先生，如果你在书里查出一条错误，我送你一台收音机。’”从书中的批校来看，蒋先生确实挑出了许多错误，于是蒋遂说：“徐先生显然是食言了，那时候，我家并没有收音机。”

但我认为黄金贵老师说的话未必准确。因为人们在说“校”和“注”时，未必是指同一义。

如果徐朔方先生说他“校（校对）”得很精，你挑不出一个错字来，这我可能会相信，因为指的是“校对”工作做得很好，徐先生很有自信。但说徐先生自称书中挑不出一条注释错误，则可能是误解，因为徐先生不至于这么狂妄。他们原本就是合作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

蒋先生在《自传》中说：“徐朔方先生校注的《牡丹亭》和编校的《汤显祖集》，都吸收了我的一些或大量意见在内。”徐先生不可能在吸纳了蒋先生的意见之后，还对蒋先生挑衅说你挑不出任何错误。

五

 

金健人：徐先生威望很高，不少老师有点怕他。跟他接触才发现，其实他很随和，也很健谈。

住在河南宿舍的时候，他曾约我晚饭后同爬宝石山，一直到保俶塔下。他爬山的脚步很快，我感到有点跟不上他。他与我聊天，海阔天空，我尽我所能，想跟上他的思绪。

有一次他跟我探讨《金瓶梅》中西门庆的死，他认为这样的死法不可能。我觉得经验总是有限的，经验之内的可以肯定，经验之外的无法否定，再说西门庆又非普通男人可比。他坚持说根据医学常识可以认为不可能。我知道徐先生的学问融通古今中外，大概又在做一篇别人没法做的文章。

有好几次校门口碰到徐先生，他正游泳回来。快八十了，还坚持骑自行车。我心想徐先生的身体真好。可师母走后，发觉徐先生的身体变化很快，加上子女都不在身边，跌一跤后，就起不来了。

也是因为徐先生的样子，我跟孩子说不赞成他出国，不是作为父母要索取孩子的回报，因为人老了，那种境地终不可免，孩子也会非常痛苦。也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国家，值得我们承受这样的代价。

董平：有一小事，至今记得。某日我从校本部往系里走，路遇徐先生，他许是去系里上课，身体略微前倾，步履坚定，边走边哼着某戏曲，我心下大为惊异，却不敢与之招呼，生怕冲撞了他的雅兴。然也因此而第一次晓得平时面容严肃、上课严谨的徐先生，居然是会边走路边唱戏曲的！虽然我于徐先生的学问未敢问津，但此情景至今犹新……

张萍（中文89硕）：哼的戏，会不会就是《玉簪记》里的“长清短清”？徐先生好像很喜欢这段。

彭波（中文81）：我在系办的时候，跟徐老接触很少，仅是点头之交，但觉得他特别和蔼。

六

钱志熙：仕忠兄发来回忆徐朔方先生的文章，是集体回忆的记录，仍然使用他倡议的那种“砌墙体”。

回忆徐先生，比较有资格的，自然是仕忠、可斌这些他的及门弟子。我对他所知真的很少。记得读大学时，就知道徐朔方先生是中文系的名师，并且是很有个性的人。但他只给七七级上过课，没有给我们年级上过课。

风闻他给七七级上课，是很有故事性的。曾听一位学长说，有一次上课，徐先生随意地拿了他夫人的坤包装讲义。这在徐先生，是可以想象，也是自然的。但关键是他在讲台上摆弄大半天，没法将包打开。一位坐在前排的女同学上前替他三下两下就打开了。徐先生笑着说：女人的东西就是复杂嘛！这后一句，真是徐氏的幽默与机智了。这个故事，连我都听说，应该好些人知道的吧！

还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可能是晚几届的。

一次，系里安排同学们分别去老教授家，看看能否帮助老教授做些事！几个同学奉命到徐宅。敲门进来后，先生正好在家，对他们说，我这里没有事需要帮忙。要么这样吧，我们一起去散散步！同学们自然高兴，不要干活，还能陪散步。徐先生和他们一起往黄龙洞方向走。没想到没走多少路，徐先生说，啊呀！我突然想起还有一件什么事，我得先回去了！就这样，这几个刚才还在得意着陪老教授散步的同学，被愣在半路了。

我的感觉，徐先生是一个特别实在的人，也是率性的人，他对任何的形式性做法，似乎都本能地不在乎！当时杭大的老师中，是有这种风格的。或是浙东人的实在吧！但像徐先生这样，还是少见的。说实在，我是佩服这种作法的，但学不来，也不会去学。

上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个学期，是古代文学的几位导师合上一门课。课名叫什么，我也忘了。沈文倬先生上周礼与甲骨，以及辨伪的问题。我是沈文倬的粉丝，学问上最佩服的就是他了。所以他的课是听得最认真的。记得他上课时，郭在贻老师都来听了。其他几位，吴老师讲词，蔡老师讲杜甫七律，还讲《红楼梦》。这些都还好懂。徐先生的题目很吸引人，叫做“汤显祖与晚明文艺思潮”，是有期待的。没想到但却是最难懂的，听起来也最枯燥，尽管他有时会用徐氏幽默讲一些“花边”。他那时基本上在做考据，并且以汤显祖的事迹、交往为主，始终没有就思潮方面做正面的阐述。这方面的文献，我当时了解很少，所以听起来如堕五里雾中。可惜现在没有机会重听了！他还讲了以史汉，基本上也是做考据。

我认为徐先生是典型的“五四”新文化、新文学派的。他的爱考据是否受胡适之影响，我不太清楚。但说他是新文化传人，我想是没错的！他当年也向往进步，朔方这个名字，听说就是向往延安的意思。这一点，徐先生曾和陈贻焮先生亲口说过。

徐先生写新诗，写小说，也写散文。他的新诗集《似水流年》我读过几首，印象不深。印象较深的是他的《欧美游记》，通过他的哲嗣徐礼松送给我。

那时礼松在北大物理系读书，逢年过节会去我导师陈贻焮先生那里，因此而认识。一次徐先生要礼松到北大图书馆查几种线装书，礼松来找我，我带他去图书馆帮他查。过了一些日子，礼松又来找我，转来徐先生送我《欧美游记》。连着看了几晚，饶有兴味！

说到徐先生赠书，还有一次。那时在读硕士时，徐太师母住院，大概要做手术或检查，要转楼层，抬担架。黄仕忠叫了我一起去。我们到医院时，看到徐先生站在病房门口，拿着一本书低头看着！招呼我们进去后，就转脸向他母亲时，含着极关注、极爱护的笑脸跟他母亲说话！我们俩前后抬着担架，徐先生在旁边护着，边和她说话。

他们说的是东阳话，我能听懂一点。记得徐太师母跟儿子说，这些医生有点凶，像日本人！徐先生应和了一句，并且很开心地笑了！这句话为什么我能记住呢？因为让我想起小时候，我们老家人说到某人凶狠、或脾气不好时，也会说：像日本人！或者直接把他唤做“日本人”。

帮徐太师母抬担架后几天，仕忠从徐先生家里回宿舍时，拿来一本徐先生著作送给我，签了名的。徐先生两次送书，都是带有酬答的意思。这一点真是很体现风格的。也可以说前辈学人的周到的礼数！

徐先生是关心学生的，读硕士时，导师中唯有徐先生来过我们寝室，当然是来找黄仕忠。不知道是我自己，还是别的同学正在临贴，徐先生笑着说，临帖还是要从篆书开始，就像我们学古代文学，要从先秦学起一样。

说到徐先生的文学创作，我听说他还写过一本有关汉武帝的历史小说。他研究《史》《汉》，并著有《史汉论稿》。到底是因为要写汉武帝小说而研究《史》《汉》，还是因为研究《史》《汉》而想起要写汉武帝小说呢？ 这里面的关系，也许他的及门弟子知晓一些？

我在温师院工作时，听袁泽仁老师说到徐先生写汉武小说的事。他说，蒋礼鸿先生的儿子，曾从徐先生那里拿小说的稿本来读。袁泽仁问他，徐先生的小说好看吗？他说一点都不好看。我想大概做学问人写的历史小说，还是以求实证史为主，艺术生动性可能会弱一些吧！真希望徐先生的这部小说能出版，那怕是不完整的稿子。

最后说说徐先生与恩师陈贻焮先生的友谊与交往吧！也只能算是侧记。陈先生和我说起过他与徐先生初交的事情，属于彼此都是闻名已久的那种。陈先生与杭大的吴老师、蔡老师，包括徐先生交往，大概都与夏承焘先生有直接或间接关系。这其中，徐先生与陈先生是同龄人，或者陈先生比徐先生大一岁，徐礼松就叫陈先生“陈伯伯”的。在学术界，二零年代出生的学者，是比较特殊的，介于老一辈与后来的三、四十年代两辈学者之间。在学者的年龄层里，这个群体人比较少，著名的有陈、徐两位，以及复旦的王运熙先生，陕西师大的霍松林先生等人。后两位出道比徐、陈两位先生要稍早些，大概在四九年以前就有所崭露。陈、徐两位先生都是五十年代出成果的。从学术的情况来讲是最接近的，所以他们关系也最好！

徐礼松在北大读书，经常去陈家。陈先生是十分好客的，过年过节，都会把弟子亲故召唤来一起吃饭。就这样我和礼松也算是熟人了。记得有一次，见到老师和师母准备了几斤小米，说是送徐先生的。老师说徐先生爱吃小米粥。

徐先生应该是来过北大几次的。有一次他到北大查找文献，大概同时也是来看儿子，曾在陈先生家里住过。我们也在陈家见过几面。两人性格、作风，是完全不同的。陈先生是极温煦、极讲礼节，是罕见的情礼兼到的人。徐先生其实也是情礼兼到的人，这从上面我所说的赠书的事情能来看出。但一位是五四派的作风，一位是老世家的作风。外表上很不一样的。我想，也只有陈先生，才能和徐先生交往得这么好！

记得陈先生说，某天徐先生从勺园宾馆到朗润园找他，甫到楼外，就大声地喊：“陈贻焮教授！”喊得满院子都能听到，且是在早晨！

陈先生听到，赶紧跑出来，请他轻点声、轻点声。朗润园，北大人俗称“老人园”，这里住的都是一些名声赫赫的老先生。陈先生当时还算年龄轻一点的。平时见到每一位老先生，都是诚恳有礼地招呼问候的。

还有一事，没亲见过，听我老师和师母说，徐先生住在陈家的那几天，每天晚上用过餐后，很快就盘腿坐到客厅里为他铺的床上，拿着一本笔记本，或加一本书，低着头写写、划划。这让我联想起他站在他母亲病床边低头看书情景。真可以说是手不释卷！

总之，徐先生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位学者！但对他了解，其实又是很少的。我总觉得，对于一位学者的回忆与讲述，琐事固然有趣，但最值得说，应该是他的学问。这也是一个学者期待别人述说的。但徐先生的文章与著作，我读得并不特别的认真，研究上也不在一个方向。所以不敢随便地评论他的学问。

黄仕忠：志熙说到很多事情，也勾起了我的回忆。我们的记忆中，有些细节存在一些分歧。

徐先生来我们寝室，当时我、志熙还有陈剩勇和陈飞住同住一室。应该是志熙正在临颜真卿的大字，我记得先生说是应从隶书或魏碑临起，这是楷书的源头。但肯定不是说临“篆书”，一是因为篆书无好的字帖，而隶书和魏碑则有很多拓本；二是因为我在中学时练过“新魏碑”，对先生说到“魏碑”这一点，印象特别深。

徐先生给我们研究生讲的课，仅有三次。当时五位同学（我们同室四人加李越深）跟随五位导师，导师每人讲三次，正好一个学期。徐先生第一次就是讲“汤显祖与晚明文艺思潮”。可能专业关注点有所不同，所以我和志熙的印象完全不同，可以说是极为震撼。

徐先生当时刚刚发表了一篇同题文章，就拿来作讲解。他开言道：别人都是“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我这是把图样拆开来告诉你们。文章的写作，并不一定按思考的次序来写的，真正的触发点，也可能写在文章后半部分，所以写成的文章很完美，其实最初的线条是很简陋的。

当时关于晚明文艺思潮讨论，有一个聚焦点，就是汤显祖与沈璟的关于文采与曲律的争论，徐先生不同意通行的在曲律问题上两者对立的说法，他说：戏曲家不可能不顾曲律，因而不是一个曲律一个不顾曲律，这在逻辑上不能成立。明人的记载，说两人吵得很厉害，“吴江之于临川，故自冰炭”，但实际上两个人并没有直接交集，当时也没有报刊、电台广播可以发表，那么他们两个人怎么吵得起来呢？他们的话，都是通过第三方转达的。而别人转的话，在转述时，要么加东西，要么改了意思，让听的人很生气，说了生气的话，再转回去，传出去，结果可想而知，他们的争吵，又都是别人记录下来的，针尖对麦芒才好看……

这样的解说，让我无比震惊！因为我以往只看到材料本身，相信记载的真实，就按照字面去理解和评判，从来没有想过这中间还有这么多层次。我后来也写了一篇关于汤沈之争的文章，发表在《文学遗产》上，就是在徐先生这个解说的基础上再延伸开来的，我的分析是：汤沈两人当时实际所说的话，与别人传言他们之间的论争，以及时人根据这种传言再发表见解、进而对戏曲史产生的影响，是有关联而又有区别的三个不同层面的东西。同时，我一直认为这篇文章是徐先生最重要、最有份量的论文（徐先生晚年说他关于金元戏曲等两篇文章是他最重要的文章，那大约是因为关于汤显祖有关问题的讨论他已经融入专著中了；我现在依然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单篇论文之一）。

徐先生接着考证了汤、沈之间，可能通过什么人来传话，便提到浙江绍兴人吕玉绳和同年进士孙如法，并怀疑汤显祖对宜伶说“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这吕家的改本很可能便是沈璟改本，是通过吕氏转给汤的。这些大约便属于志熙说的“花边”。其实徐先生从不随便开玩笑的，哪怕他用开玩笑语气说出来的，也必是他认为很重要的材料。

那时我们都刚刚读研究生，志熙的兴趣在六朝和唐宋，对晚明曲坛关注较少，所以他印象里，“他（徐先生）那时基本上在做考据，并且以汤显祖的事迹、交往为主，始终没有就思潮方面做正面的阐述”，不免“听起来如堕五里雾中”了。

关于学生去老教授家一事，我也有深刻记忆。因为这是七九级的事，我有一位同乡好友正是七九级的，他当时亲口告诉我，他们几个同学去敲徐家的门，徐先生让他们等一下，出门来带着他们走到大路上，就让他们回去了，说是不用麻烦他们。

胡正武（中文79）：有一次,我们还到徐先生家里去“学雷锋”，被徐先生笑说“我家不用你们打扫，我陪你们到外面散步”，就把我们三四个人一起引到河东宿舍外的大路上，然后跟我们说你们回去吧，他还有事回家去了。这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同一日到姜亮夫先生家学雷锋，受到姜先生的优待，不让我们干活，让我们坐他周围，听他讲话。具体的内容已经忘记，但当时姜先生的音容笑貌还是未忘，特别是他的厚厚的眼镜，特别难忘。

现在想来是当时徐先生科研时间紧，不愿意因我们学雷锋占用他的宝贵时间，这很自然，也好理解。我们当时可能有点不理解，是不知道先生的处境。

黄仕忠：胡正武对到徐先生家去学雷锋一事的回忆，与志熙的传闻略有出入。但他是亲历者自是可信。而我当时还听到此事的另一个版本，道是“学生连门都没让进，就被赶走了！”可谓三人成虎。

七

曹布拉：想起一事：我的老领导，原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夏钦瀚先生，跟徐先生是浙大的同学、好友。他曾告诉我说，徐步奎先生写过一部小说，私下把稿子拿给他征求意见。夏总编读后提了不少意见，过后徐先生就没再提这部小说稿的事。

我当时很好奇，没想到专治元曲的徐先生会写小说，就想去找徐先生要这部小说稿，看看能不能修改后出版。夏总编当即制止了我，说既然徐先生不再提及这部小说稿，自然有他的考虑，你就不要去打扰他了。

贺圣谟（中文62）：1964年我和徐老师一起在诸暨盘山搞“四清”，一次听工作组长作报告，我看见徐老师在认认真真地记笔记，专心得很。第二天，他跟我说他写了篇小说，问我要不要看。我一看，大吃一惊，竟是他听报告时写在笔记本上的。我问他这时候怎么会想起写小说来了，他说：“看到《收获》上浩然的小说，觉得我也不见得一定比他写得差，所以写着玩玩。”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到草木皆兵，下乡搞“四清”的都人人自危，他居然敢在听报告时写小说，实在是“荒谬”绝伦了。（选自贺圣谟《片断思忆怀徐公》一文）

黄仕忠：徐先生认为自己做学术研究，只是一个“误会”。他说，“我得坦率地承认我从来无意于研究，而有志于创作”。他的目标是做一名诗人，年轻时写过很多新诗。调入浙江师院时，自填专长，是“发表过一些新诗”（据其档案）。

他说“我要承认我的任何一篇论文都没有像我写作《雷峰塔》时那样认真，它占用了我一生中最好的岁月”。所以他在《徐朔方集》第五卷设有“创作编”，收录了随笔集《美欧游踪》和新诗集《似水流年》（长诗《雷峰塔》也在其中）。

人们或许不怎么把他这些话当真。近二十年来，有两句诗深受年轻人喜爱，流传颇广：“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许多人将之置于沈从文名下，其实这是徐先生的诗，发表在1948年《文学杂志》第二卷第十二期。

先生曾说，“几首小诗，1948年承废名先生介绍，发表于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在同期杂志上，有徐朔方的两首诗，列在林徽因、废名、林庚之后，穆旦之前。这几位都是新诗史上的名家，却无人注意到其中的青年诗人徐朔方。

八

陈侃章（历史77）：徐老师给我们上过课，当时只晓得他叫徐步奎，朔方大名是后来才知。他的课讲得真好，东阳口音也真重，而且一脸严肃，不苟言笑，但我喜欢听。当然，蔡义江、吴熊和、刘操南等名师的课也印象深刻！

吴存存：有一次在芝加哥开会，一位美国学者提起徐先生，无限崇敬，我一时冲动，妄称“他是我老师！”

谁知她竟然说：“really?! He is my god!” 从此她跟别人提起我，就说是“徐朔方的学生”，让我十分苦恼羞愧，仕忠兄不会恨我吧？徐先生若地下有知，亦必甚感苦笑不得。

是哭笑不得。当然也只能苦笑了。

黄仕忠：我和钱志熙、方一新在毕业时考上了本系研究生，给我们重要的助力的是我们都学日语，外语成绩占了大便宜。本科时给我们日语启蒙的是何慧娴老师。读研究生之后，何老师继续教我们日语。我和志熙、一新去过她家。才发现跟我的导师徐朔方先生是前后栋，她先生杨教授教英语，与徐先生是好友。

我才意识到，徐先生是浙大英文系毕业的，杨老师和他是系友。也许较比起中文系的老师，可能徐先生跟外语系的老友们在一起还更轻松一些。

志熙后来去了北大，我到了中大，只有一新一直留校工作。多年后我回杭州见徐先生，先生还说：何老师一直夸奖你们，说你们都是她的得意学生。遗憾的是，我留在广州工作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见过她。

九

吕立汉：在我的印象中，徐先生没给78级上过《古代文学》，他开的选修课，我也没选。可以说，读大学期间跟徐先生没任何交往。真正有交往，是在本世纪初。2002年4月6日，我们学校成立刘基研究所，同时举行全国第一次刘基学术研讨会。

我知道徐先生对刘基是很有研究的，但当时已届古稀之年，身体欠佳，不敢惊动老先生。但徐先生知道有这么一个会议，便让他在读博士生徐永明告诉我，希望能参会。

说实在，像徐先生这样著名的学术大咖能莅会，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我们当然非常欢迎。为安全起见，会议期间让徐永明与徐先生同住一房。

但第一个夜晚，差点就出了事情。先生半夜醒来起床倒开水喝，徐永明惊醒后，发现开水倒满一地，幸亏没烫伤身体。

有鉴于此，会议移师青田、文成期间，我们专门安排了一位保安一位医师跟着他。

到了文成刘基故里南田山，会议本来安排考察百丈漈。车在景区门口停下，保安为抱扶徐先生下车，以致裤裆都裂开了。

百丈漈山路陡峭，徐先生肯定不能爬，保安搀扶他在高高的悬崖之上俯瞰一眼，先生一看百丈瀑布如此之壮观，更激发了他亲临其境的兴趣。假如其他专家都去了，而不让他去，先生肯定不同意。会议只能向与会专家说明原因，集体取消游览景区的安排。为此，徐先生回程途中还一路取笑我们是胆小鬼呢！

顺记一笔，就在这次会议上，徐先生告诉我，台州国清寺有刘基书法真迹，希望我去看看。若干年后，我在台州民宗局局长的陪同下专程去了国清寺，很遗憾，寺院主持就说没有，悻悻然而归。徐先生记忆力很好，相信他没有记错，但人家连市局领导的面子都不给，我也没辙了。

十

马大康（中文81硕士）：读硕士时，黄仕忠是我同学。我春季入学，他秋季入学，不同级，故交往不多。他高身材，方脸庞，颇威武。入学不久，就逢导师徐朔方受普林斯顿大学之邀赴美讲学一年。大家戏称黄是“遥控生”。

 

在杭州大学，徐先生和家父是同事，两人教学风格迥然不同：父亲备课极其认真，讲课生动，对学生呕心沥血、关怀备至。徐先生往往在香烟壳上写上几个字的提纲，偶尔会向家父打听“学生反映怎样？”

据听过课的学生说，徐先生经常拿着戏曲剧本，读上一段，然后很感慨地说：“写得多好！”当然，这种教法自有好处。

“四人帮”粉碎前夕，父亲愤而退休。之后，徐先生则声名远播。

从美国回来后，徐先生出版了游记《美欧游踪》。那时我已经到温州师院教书，徐先生让我联系温州书店帮助销售。我自然先睹为快，回信中顺带写了点感想。徐先生竟颇为赞赏，在信中说：“来信所评，简直是一篇绝妙的书评。但书评必须站在同等地位，甚至居高临下，才能挥洒如意。此间一副教授主动为我写一书评，他虽然很可能即将升为教授，但他的这篇文章不及老弟多矣。此乃令尊令堂自然渲染所致，其实我也颇得力于此老友。”书并没有卖出多少，徐先生的赞许却让我窃喜。

如今，父母一代人均已陆续仙逝，我们也已垂垂老矣。

十一

杭大中文系七七级的同学，对徐先生授课的情景，记忆犹新。

费君清：仕忠兄,你们78级同学没有听过徐先生的课，那真是太可惜了！徐先生是我最喜欢的大学老师之一！我大概也是赶上好日子了，在80年代初那段时间，徐先生的课我前后听过三门。

首先是古代文学，徐先生主讲魏晋文学。他讲的陶渊明课，我记忆深刻，尤其是在他布置课堂作业时，我的作业和其他9人，被他从140名同学中选出来，点名表扬，由此对古代文学兴趣大增，一直影响到后来的考硕考博。

其次是到高年级时，徐先生给我们年级同学开“英国诗歌”选修课，我又兴致勃勃地选了。由于过去我孤陋寡闻，接触的只是一些翻译成中文的英诗，读起来就像在嚼别人已经嚼过的馍馍，一点味道都没有。所以当徐先生用英语教英国诗歌，真叫我领略到拜伦、雪莱等人和十四行诗及英国民间小诗隽永的滋味。从此我又认识了徐先生诗性潇洒的另一面，认为他的散文集《欧美游踪》，文笔之精美，简直可与钱钟书《围城》相媲美。

再后来，我还选了徐先生给研究生开的专题课“史记研究”。我觉得徐先生的课最突出的一点是决不盲从，不相信所谓权威，凡事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他从不照本宣科，而是简明扼要分析问题，阐明观点。

听他的课就格外受益，发散思维。于是只要徐先生的课我会特别注意，连一节都不肯错过。

一转眼这一幕已经有40余年了，物是人非，夫复何言哉！

高军：事隔四十多年，记忆已经很模糊了。但是有一件事我还有印象。就是徐步奎老师给我们讲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作品，课后布置了作业，要求我们每个同学完成后上交。

那时我们都是上大课，在中文系礼堂里听课。那天我坐在大门进去左侧最边上一排座位。只见徐老师蹭蹭蹭以快捷的步伐上了讲台，他花白的头发，中等的身材，一副冷峻的脸孔。平时讲课的时候，下唇稍微有点垂，偶尔会露出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笑容。

只见他上台后就说：我要把上次布置大家做的作业分数宣布一下。因为他平时看起来就颇具威严感，上课时又从来不苟言笑，所以所有同学一方面是有所期盼，一方面也感觉紧张，毕竟这是当众公布各自的成绩。

他说我按照学生名册来宣布，接着就一个个叫出同学的名字，然后对着他（她）说，你的成绩是多少分。而且他要求被叫到名字的同学站起来，站起来的同学就好像等着宣判一样。那些得分高的同学自然比较高兴。而报到分数比较低的同学自然就低下了头。

我也像大家一样等着宣判。突然叫到了我的名字，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眼睛只看着徐老师。

他也不知道高军坐在哪里，他手里拿着那张成绩单，眼睛一边看了一下单子，一边朝台下的同学群中搜索张望。看没人起来，他又叫了第二遍，我木木地站了起来，他定睛看了我一眼，然后说，你的成绩是74分。接着他又对我说了一句：很可惜，你不应该只是这个分数！

我一时间没回过神来。我当时在想，这门课我的基础又不好，这个分数自己觉得已经不错了，徐老师为什么还这么说呢？带着疑惑我又慢吞吞地坐下了。他接着又叫别的同学了。

遗憾的是：我后来竟然没去问他为什么说我不应该是这个分数。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主要还是怕被他剋。尽管对徐老师讲的课已经全部忘记了，但是对徐老师那次公布成绩的情景还是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现在这些都已经成了往事，回想起来非常怀念徐朔方老师，也十分怀念为我们这届学生讲课的中文系其他各位老师，仔细想的时候，似乎他们的音容笑貌都活了起来……

何宝康：徐先生给我的最大印象，用今天的话来说：有范。很有学者教授的气派。他是当年中文系的6名教授之一（王驾吾、孙席珍、姜亮夫、夏承焘、徐步奎和蒋礼鸿），又是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严肃，严谨，严正，像我这种乡下人只能敬而远之，因为他似乎高高在上，我只能仰望。

徐先生讲元剧，自成体系，我也就只是听而已。他又不苟言笑，对一般学生也没有多少交流。但他那种风范，气派，真的令人起敬（我不敢靠近）。

边新灿：听过徐先生的一堂课，至今记忆犹新，课堂是靠近西溪河的那个课堂，大门进来右侧。上课时还有个日本的留学生，好像是早稻田来的日本留学生。讲陶渊明，也讲到谢灵运，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对“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讲解。

王依民：是的。讲中国文学史，是魏晋南北朝这段。我印象比较深的有陶渊明。所讲外国诗歌是英国诗歌（英语原诗）。

徐先生最初读的是浙大外语系。他还提起那时候在读英文版《根》。我就是从那时候认识thou、thee的。

朱小莉：他后来开选修课，好像是外国诗选。有一帮我眼里的牛人，在上他的课。

徐先生上课，我记得很清楚，用一本九院校合编的文学史，他多次让我们删改教科书上的文字。从此我才知道，原来教科书也是不可信的。

记得他拿了那本薄薄的教科书，好几回叫我们找到第几页第几行，说，这句不对，划掉！然后巴拉巴拉讲了理由。

反正他经常不按教材讲课。我就觉得牛逼得很。

陈有西：徐先生教古代文学课是大课，我们第一学期的大课，讲魏晋南北朝文学，布置的作业是让我们自学阅读陶渊明诗。阅读作业上他还给划了很多红杠，有非常好的批语。

王依民：我记得自己的作业是比较陶和王维，徐先生给分不高，批语提醒陶和王有根本的不同。过了好几年，我才慢慢有切身的理解。

张靖龙：徐朔方先生上课的地点在食堂相连的平房大教室，上课内容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早稻田大学讲师稻田耕一郎也来听课。徐先生上课特认真，备课有讲稿的，不是前辈传说的香烟纸壳上写几行字。

施建基：徐先生确实讲解教材不多，“题外话”很多。为此你还问过平慧善，平老师说，那大概徐先生认为题外话很重要（我理解就是启发式教学）。—-记得吗？

徐先生的英诗课，近距离显示了民国教育的学养。至今，中国古典文学和英文诗歌双精的人也不多。

通古通外，民国教育里常见。任铭善也是。

赖忠先：我记得徐先生给我们讲莎士比亚的原文诗。都是古代英文。thou、thee这些字，当时觉得记不住，现在不用记也认得了。

十二

陈野（中文79）：大四时写毕业论文，以《史记》人物研究为选题，指导老师是徐朔方先生。在古代文学课堂上受教过徐先生的博学和严厉，深刻的印象是他学问精深，个性耿直，神情威严，言语犀利。

又兼闻得高年级学长的江湖传言：在路上见到徐先生，你恭敬问候，他未必都会应答，有时只是严肃地看你一眼。如此种种，着实令我心下惶惶。

徐先生诸事繁忙，作为全国人大代表，6月又赴京参会。我盲人瞎马，在《史记》的汪洋大海里浮沉，幸得有雪克、郭在贻诸师时时捞我一把。

终于，徐先生回杭，通知我到他家面谈。我如约而至，却赶上先生正与家人欲用晚餐。他对我说：“刚要吃饭，你要么周围转一圈再来。”我恭敬从命，应了一个“好”字，便转将出去。经黄龙洞而至艺校，圆圆满满一大圈。待回到徐先生住处，他已在楼下大院门口等候。见我便说：“你还真去转圈了。”我答道：“是的。一直走到艺校那边。”颇得意于自己严格按照要求做事，丝毫没有去想他是否已经等候多时了。

徐先生学贯中西，拿着我的论文初稿，从《史记》讲到莎士比亚。我认真聆听，却时有不解，也不敢多问。好在徐先生包容一个本科生的才疏学浅，论文顺利通过。

一日，沿河边小路去校本部办事，远远看见徐先生骑车而来。想到学长的传言，便犯难于要不要叫一声“徐老师”。不叫吧，显然没有礼貌；叫吧，万一他不理我，岂非尴尬？颇为犹豫。

徐先生目不斜视地埋头蹬车，直到他在路那边行至与我平行的位置，我才叫了一声：“徐老师！”心想即便他不理我，自行车也过去了，我只当他没听到。不料，徐先生听到了。他不但当即缓速下车，而且推车折返，向我走来。边走边说：“陈野，什么事？”我哪里有事？只觉得自己真是无事生非，打断老师的沉思之行。于是赶忙说：“没事没事。”他“噢”了一声，也无二话，就回身上车走了。

徐先生的蔼然让我深感亲切，同时我也深信了那个江湖传言。心想：徐先生乃非常之人，一心向学而弃繁文缛节，故能臻于学问渊深之非常境界。以后路上遇到，还真不敢以俗礼相扰了。

如今，四十余年走过，往事无数皆为前尘，在我们匆匆前行的身后归于沉寂。而师门传灯之印痕，却始终历历在目，鲜明如昨。

陈南民（中文79）：其实徐先生是一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学者，对于认真与他商榷学术问题的人，他都青眼有加，给予热情的回应。他待人真诚，因此也赢得别人的由衷尊敬。这里仅记一件小事。

他的《史汉论稿》中关于司马迁生卒年份的考证，有一个附注：“在讲授《史记研究》选修课时，陈南民同学在课堂作业中对司马迁生年提出一个极为简截了当的论证：如果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他就不可能出生在原籍龙门，那时他的父亲已经奉令迁居茂陵。这种政治性的迁居不允许只身来京，而把家属留在原籍。乐于补充并介绍如上。”这就是他对一位在校本科生的奖掖。

当时我选修了徐先生《史记研究》课，讲课中徐先生介绍了学术界对司马迁生卒年有两种意见。课程结束时徐先生提出两个题目，要求自选一题写个小文章。其中一个题目就对司马迁的生卒年的考证。我就选了这题。文章交上去后，有一天徐先生突然到寝室找我，问我这个观点是怎么得出来的。我就把依据找给他看了。徐先生说，很有道理，是个新观点。毕业几年后，有一次楼含松告诉我，徐先生把你的观点在他的《史汉论稿》有附注。

胡正武（中文79）：徐朔方先生上课，我很有印象，比如他说《中国文学史》（我们用的教材）中哪些话是好的，哪些话是有问题的。还有他的方音也明显，把我的名字胡正武读成“wu正fu”。后来有的同学跟我开玩笑，叫我“无政府”。

我当时是喜欢古代文学，所以徐老师来上课，摆明观点，指出问题，犹如小葱拌豆腐，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为写毕业论文读了很多元杂剧和明清著名的戏剧剧本，徐老师上的那个学期是我考试很开心的时候。

我当时是想考古籍所的研究生，没有专门想考徐老师。此生无缘，不可言也。

我94年二进杭大中文系读研，听过徐先生主持的一位美国学者魏爱莲的学术讨论，他称他的博士廖可斌为廖先生，总之是十分平和尊重。当时让我难忘。

刚才想起，读研时，从《杭州大学报》上看到徐朔方先生访问欧美回国后的访谈，其中有一句对特殊时期的概括性很强的话是：在那个无以名之的年代。

何春晖（中文81）：徐先生是我的老乡，他母亲居住地跟我东阳家老房子在一条街上，他的侄女也是我同学，小学时偶尔去他母亲家玩，还记得他母亲特别具有大家闺秀风范，也特别和蔼可亲。当然从来没有在老家见过徐先生。

自从85年中文系毕业留校后才得知徐先生是我的老乡，还是我同学的伯父。自然有了更多的亲切感，但先生没有给我们上过课，大多时候都是比较严肃可敬的样子。

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个寒假吧，徐先生托我带一样东西回老家给他的母亲，看到的是一块小手绢儿包着的一个金戒指，很是精致漂亮。记得徐先生说，这是送给母亲的礼物，说自己并未送给过母亲象样的礼物，还说也可补贴家用什么的。当时就觉得徐先生真是个大孝子！

当时是坐汽车回的东阳，这枚金戒指收在小包里抱在怀里丝毫不敢松手，生怕有个差错。毕业不久，还从未拿过金戒指，当时也不知值多少钱，于是一路小心翼翼。

那年回校后，徐先生还很珍重地感谢了我。

【回音壁】

徐礼杨（先生长子）：仕忠兄好，谢谢分享你的文章，带来许多美好的回忆。有些的补充：

 

一是我父亲确实很喜欢外国文学。特殊时期住在我母亲学校宿舍，晚上在学校操场乘凉，总有许多人听他讲故事。从雨果，到大仲马，从巴黎圣母院，到基督山伯爵，至今影响深刻。

二是我父亲对钢琴有种特别矛盾的感情。以前家里有架钢琴，后来父亲看见我特别喜欢，怕将来我不务正业，就送人了。我儿子弹琴很好，每次和他聊起钢琴，他总是劝我不要让我儿子花太多时间在琴上。后来我给儿子买了架三脚钢琴，告诉他后，他再也没有说什么。我母亲去世后，他自己也买了架钢琴。

我小时候，什么东西都学过，书法、绘画、古文等，开始是强迫我学，等我慢慢地有兴趣时，他说我已经不可教了。理科，是我有兴趣的，我父亲也没有办法。上大学前和我长谈过一次，大约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就有了将来要把他的藏书捐出去的念头了。

我父亲还有一个爱好，知道的人不多，就是西洋古典音乐。他收藏了不少胶木唱片，家里也有台留声机。唱片除了京戏，昆曲，就是古典音乐了。因为放一张唱片就要换一枚唱针，在当时有点奢侈。每次听留声机是童年一大享受。至今，古典音乐也是我的最爱。

父亲和王季思先生有很多书信往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我帮父亲取信的，我知道。父亲母亲结婚蜜月是在广州度的。我猜想应该是和王先生有关。因为广州应该不是我母亲心心念念的地方。

其实我父亲待人还是有原则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公事归公事，私事归私事。对于到家里来的谈教学和公务的，大概是这样的。但也有一些人不一样的，比如蒋礼鸿先生，还有中文系里几位老师，他们来家都很随便，还有他的老乡。肖雷的父亲是我们家的常客，不知道为什么她会有这样害怕的感觉。我的很多同学和我父亲都很聊得来的，高兴时还一起吃过饭。

最后，我父亲在特殊时期对美食非常有兴趣，常遣我去买这个买那个。后来这个兴趣完全消失了。倒是我把这个兴趣继承下来了。哈哈。

徐礼松（先生次子）：一口气读完您的文章，直呼畅快！幽默风趣而又入木三分地写出了父亲的性格。虽然学术方面我不是很懂。但是我想到最后，留在大家印记里的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形象。您是真懂我父亲的。

印象里您和廖可斌老师都是身材魁梧高大的。我想父亲是很喜欢的。他跟我们一直强调几点，一是要注意锻炼身体，二是做事要坚持，不提倡猛干，但是要细水长流的去做。就像爬山一样。身体好才是一切的基础。

有些事也是长大了才有更多的体会。谢谢你的文章。又把我带回到了几十年前。

这篇集体回忆我也读过了。我尤其喜欢这种叙述加访谈对话的形式。每次读来都感到莫名的亲切和熟悉（虽然学术方面并不懂）。受教很多。我就不写了。一来有我哥代表，二来我想了想，也不知道写什么。谢谢您！

陈正宏（复旦大学）：徐朔方教授是浙江大学文学院的知名教授，也是明代文学研究的权威之一。他撰写的《明代文学史》，从构思到完成，大约历经四十多年的时间。其中最精彩的地方，自然是徐先生多年研究最有心得的小说戏曲部分。

书中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和西方不同，有它自己独特的发展史。其独特处，在于小说和戏曲同生共长，彼此依托，关系密切。相当多的作品，是在书会才人、说唱艺人和民间无名氏作家之间，经世代流传后，才最终由文人写定的。它们是不同世代的作者，在连续不断的流传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文人的小说、戏曲，也是在它的带动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和一般的看法不同，徐先生认为，《金瓶梅》也是经世代累积后，才由某一文人写定的，并不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小说。

有点遗憾的是，这部《明代文学史》最后写定时，徐朔方先生因中风而失去了意识，所以一部分的稿子，是由一位外地的进修教师帮他整理的。2006年8月杭州会议时，我曾和朋友一起去医院探望，而徐先生已没有知觉。

据说2006年11月《明代文学史》一出版，徐先生的弟子就带着样书赶往医院。当大弟子贴着他的耳朵说：“老师，您的《明代文学史》出版了，我今天给您带来啦。”原本已没有任何知觉的徐先生，眼角竟落下一滴泪来。三个月后的2007年2月17日，中国农历的除夕，他离开了人世。

可以告慰这位中国一流的明代文学研究者的是，在中国，这部《明代文学史》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被誉“迄今所见明代文学史著中学术性最强、特色最明显的一部”。

赵延芳（中文74）：有一次，有位外语系教师为评职称，来中文系办公室找徐先生（因先生是杭大评委之一）。他也是风闻一点先生个性，知道不能提着礼物登门拜访，知道那一定会惹得先生生气。但因晋级心切，难免病急乱投医，便有此之一行。

那老师为了证明自己教育质量不错，随口举例，说出了中文系几位年轻教师的姓名，说他们如何优秀，都是自己教出的学生……谁知先生不耐听他说完，当即就回话说：“这只能证明这些学生本身的优秀，却不能证明你的成就！”

我看那位教师脸都红透了，在旁真有点同情他的下“不了台”。但细想起来，先生的话却是没有一个字不在理上。

黄灵庚（杭大中文65｜浙江师大）：徐先生个性，真话直言，独立特行，不肯附和从众。

大约是1990年吧，浦江县第一次召开宋濂会，组织参观郑义门。当时许多专家包括吴战垒、陶文鹏等建议出《宋濂全集》并开发郑义门旅游资源，唯有徐先生唱反调，认为无意义，弄得县领导下不了台。

当时郑义门专门派人从义乌釆购许多河蟹，安排到农户家里吃饭。饭菜特别丰盛，大家都很高兴。给徐先生一瓢冷水，泼得太扫兴了！

郑义门的村官、镇长很不理解，给他们丰盛招待，不但不帮忙，反倒是来拆台的？这个老头是什么人物啊！

吴战垒私下与徐先生交谈，怪他不给面子。

徐先生说：谁让我发言的？

虞卓娅（中文78）：看完了。集体回忆笔墨纵横，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啊！

你这个“遥控生”，长得很威武，且是深懂你先生的！

朱晓苹（中文78）：徐步奎老师，大学时与其无缘为师生。对他的了解跟对夏承焘教授一样，都是当年从任平口中听说的一鳞半爪，而且都与任父亲有关，仅此而已。

洪朝辉（杭大历史78｜美国普渡大学）：大赞“砌墙体”！1980年秋季，中文系教授精锐尽出，给我们历史系开设了一门中国文学史，每一位教授讲一段，徐步奎（不知还叫徐朔方）教授自然是讲元戏剧。这是一个不苟言笑、严谨严肃、令人敬畏而不敢靠近的教授，学生们根本没有机会与他套磁、碰瓷。他的讲课既没有讲稿，又天马行空，根本难以记笔记，但我当时已出现了一种置入感（immersive), 只恨时间过得太快，课后，常常与同学不断咀嚼，认真消化，真有一种如沐春风之感。但由此也更对沈澜（中文78）这类中文系同学充满了羡慕与嫉妒！

由于徐教授是这次集体教学的压轴者，自然由他主持期末考试。期末考试的题目就是从“牡丹亭”中摘出一句台词，请大家评说。在当时，这是一种极富新意而又能够激发学生创新的一种考试方法，死记硬背根本无效，因为没有标准答案。后来本人在美国大学课堂上，经常使用这种考试方法，终身受用，也很受美国学生喜欢，当然会增加教授批卷的难度。

考试结果，我竟然得了94分！估计我与从未谋面的董存发先生近年来井喷式地发表有关梅兰芳访美的论文和中英文专著，应该归功于徐教授的戏剧启蒙。

黄仕忠：@洪朝辉 徐先生没给我们年级上过本科的课，所以我不知道他的考试方式，因而也就没能学到。看来“徐道”已经西去到了美国，也是得其所哉！徐先生于1983.9-1984.8在普林斯顿做访问研究，有许多当年的年轻学者，后来都告诉我他们曾受徐先生教诲。于是我借师门之利，获得了他们的友谊。 

刘勇强（北京大学）：我在北大读博期间，几乎没听过什么讲座，徐先生有一次来讲《金瓶梅》，可能是我在读期间听过的仅有的一两次讲座之一。因为讲座听得少，所以印象深。当时徐先生好像是因来京参加人大会议顺道过来讲的。我甚至记得那间教室午后的阳光，记得徐先生侃侃而谈的口音……

可能是86年前后。具体时间我说不清。我记得徐先生讲到西门庆纵欲而亡，说那个描写有些夸张，又不是自来水龙头放水什么的。

我平时没有收捡，对前辈同行的信函多无保存，但徐先生2002年给我写过一封信，我还收藏着，信是推荐一朋友来访学事。徐先生是下顾，说话客气，我不能自高，所以不敢示人。

张剑（北京大学）：这种砌墙体的好处，是能够使人物或事情得到多角度呈现，生动亲切。记得我们陶文鹏老师90年去参加宋濂会，徐先生还和他比赛了爬山，不过我忘了最后谁赢了。

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之前读过你写的《徐门问学记》。现在这砌墙体砌出来的，使得徐老师的形象更立体多面。这是不是算“互文性”，“互文见足”？

戚世隽（中山大学）：这种砌墙体真好！有对共同事件的回应，也有新的事情的补充。让人具体而微地感受到徐先生的个性与学术追求，也了解到学术著述背后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

徐先生的著述大家都看过，现在更真切了。徐先生和王先生作为浙籍学者，某些方面挺像，都践行“忠恕”之道。

学术史回顾，让后辈知道前人怎么过来的，又比正经的学术史论文随意轻松一些，后辈学生如果认真体悟，可以学习琢磨到不少东西。

夏波（中央戏剧学院）：众说先生多面相，砌墙体上百花香！

宣成（杭大校友）：这种形式也非常好！多人通过不同的事件、不同的角度叙述、评论、讨论，使人物和事件更鲜活，更全面。

赵素文（中国计量大学）：黄老师的这种历史叙事方式是真的好，众声纷纭中事主的方方面面立体维度都展现出来了。简直就是文学史料汇编法。

项裕荣（广东技术师大）：不少回忆文字，情真意切，非常感人。

王汉民（温州大学）：很怀念徐先生！1996年去考他的博士，他带我去游天目山，当时他精神很好。

倪彩霞（中山大学）：让我们看到徐先生的为学为人，巍巍乎，高山仰止！

公蒗蒗（山西师大）：细细读完，生动形象（徐先生的愿望是当个作家，爱好广泛，喜欢新诗，在研究和创作中偏向于后者，他的新诗竟和废名等人的作品并列在刊）。

读本科和硕士时，也读过一些当代学者传记，大多是雁过无痕了。如果传记中有一部分采用砌墙体，我想效果会好很多。感谢黄老师分享！

张洲（广东社科院）：这种形式真好，细致而多面，既有学术性又有人情味。最后《明代文学史》出版那段尤其感人，学习了。

白宁（沈阳音乐学院）：从这些个侧面，勾勒出大家徐先生的一隅。

刘娟（湖南工商大学）：这集体作品好像就是对话录，也是体量庞大啊！每个人都有满满的回忆。

李颖瑜（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原来徐先生如此学贯中西！以往总是把他视为学者，对他身处的时代没有概念，看到朱光潜《文学杂志》中徐先生的名字和林徽因、废名、穆旦并列，猛然有种时空错乱的奇妙感觉。

陈志勇（中山大学）：徐朔方先生是我极为景仰的前辈学者，既源于他是您的导师，有一种学缘的亲近；也因为我从事戏曲研究以来，是读着先生的著述一路成长的。以前从您的回忆文章中了解到徐先生是极严谨且严肃的人，但读了他的这些“老学生”的回忆录，感觉严肃背后的温情、风趣和周到，他用自己的方式在和这个世界以及他的学生、学术和谐相处。通过这些细节的回忆，感觉徐先生的形象更加清晰、亲切。

李舜华（广州大学）：看你们那一代回忆老先生，总有不少细节。现在想想，我们上学时和老师之间的交往似乎已经和你们不太一样了。

纪德君（广州大学）：这种砌墙体，特别有创意，效果也相当好！

宋莉华（上海师大）：砌墙体回忆录，更立体！贺圣谟是我大学老师。

胡光明（香港理工大学）：天哪，太有趣了！学生到教授家“学雷锋”，这的确让老教授们不知如何是好，我们后来也有“学雷锋”，就变成了到大街上擦护栏和清理天桥小广告……

杜雪（北京语言大学）：一字一句读完了“文成众手”的回忆文字。徐先生的形象愈发立体了。此前总觉得想起徐先生，脑海中的样子是您和廖可斌老师加起来，现在看来还有些“十分冷淡存知己”“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五四青年”也是一个此前没有想过的因素。

一边读也一边想起自己上学时的各位老师们。总觉得无论老前辈还是自己老师辈，课堂上还是比自己当老师更自由、更自在。也许是时代不同，但恐怕也因为自己还远不够格，不敢任意而为。

李晓红（中山大学）：刚刚拜读完，琳琅满目，才知道稻畑先生留学听的是徐先生的课，谢谢黄老师激活和分享这么宝贵这么丰富的师者记忆。

魏崇新（北京外国语大学）：徐先生学贯中西，才子型文人学者，是真名自风流，颇有魏晋风度。

姚蓉（上海大学）：黄老师的文字，总是让人身临其境，吴、徐两位学术前辈，一下子就鲜活了！

廖智敏（中大学生）：这篇回忆录好棒啊。通篇都是细节，没有所谓的高屋建瓴（大段的论述和点评），但仅凭这些细节，便可看出徐先生的为人处事，余味无穷。

顾克勇（浙江理工大学）：徐先生分稿费接济自己有困难的老师，可以看出徐先生是重情义之人。另外，徐先生和杨师母恋爱时就知道杨师母有病，徐先生应是可以辞掉这门亲事，但他却尽心尽力照料无半点怨言，老年时回忆起这段恋情婚姻还是一脸幸福与甜蜜。夏承焘先生对此评价徐先生“有情有义”，徐先生颇以为然。这可能就是徐先生，既有情有义又坦率。

大学生学雷锋做好事，跑到老师家里去帮倒忙，是搞形式主义的滑稽戏，徐先生直接拒绝是发自内心；如果是我，我也不乐意让学生进门，但我无法做不到徐先生那样性直。当然，徐先生这种做法也可能会使有旧习惯思维的人有微词，但人与人简单一些，的确可以让人轻松。从这点上看，徐先生活得超前洒脱。

沈珍妮（中大博士生）：这篇砌墙体见出了这个体裁的许多妙处，大家对一个话题有不同的说法，或传闻或亲历，或笼统或精确，作为读者也能自己抽丝剥茧有所判断。但因为有这些或近或远的留影，我们听着也能看到一个更为全面的徐先生。

找来看了看徐先生回忆胡兰成的这篇文章和贺敏的文章，直到92年，其实徐先生都不知道他所认识的张嘉仪就是胡兰成，二人相识相知是很不相同的情况。而后读到贺敏寄来的《今生今世》方知张嘉仪即胡兰成，心情应当是极复杂的，徐先生的文章里也处处都能看到一些克制的表达。

郑洁（中大学生）：“中文78”系列的集体回忆与对话，每每读来都深感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温情与乐趣。此次对徐朔方先生的回忆，其中“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一语，感觉可以说是对徐先生作为学者、师者的精妙评价。而往事种种间，徐先生在特殊时期以稿费资助任铭善先生一事，尤其令人感动，学人相惜，又见纯真率性、仁心侠义。

陈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