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安文理㉞丨东皋心越：东渡日本的浦江高僧

【编者按】一万年前的那个时代，浦阳江畔的人们播下稻作文明的种子，翻开了新的篇章。一千多年前，白麟溪畔的郑氏家族，谱写出“江南第一家”十五世同居共食的孝义家风，被中外史学家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以儒治家的典范。

数百年来，浦江书画名家辈出，成就了百年书画兴盛地的美名。

“涛落浙江秋，沙明浦阳月。”山川、溪泉、村落，历史、非遗、习俗……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造就了浦江独特的文化气质和基因。

文以载道，成风化人。2023年1月3日起，中共浦江县委宣传部、浦江县社科联每周二在潮新闻客户端推出《丰安文理》人文社科专栏，努力通过筑牢浦江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讲好丰安故事，探究当下意义，彰显人文魅力。

【核心提示】

清初东渡日本的浦江人东皋心越禅师（1639-1695），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位划时代的重要人物，日本奉为“琴学之祖”“篆刻之父”和佛教曹洞宗寿昌派的开山鼻祖，被称为自唐代鉴真和尚东渡以来，对日本文化有重大影响的中国使者。

清顺治三年（1646），清军突破浙江和福建。仅八岁的心越在父亲的安排下，在苏州报恩寺剃发出家，初名“兆隐”。从此，心越与佛结缘，风雨飘摇，却至死不渝。13岁起，心越云游江浙两地寻师访道；20岁，在江苏天界寺依止中国佛教曹洞宗寿昌派中兴之祖觉浪道盛禅师参禅。觉浪道盛禅师圆寂后，他再次四方参学。30岁返浙，在杭州皋亭山显孝寺参禅觉浪道盛禅师的法嗣阔堂大文禅师。清康熙九年（1670），心越32岁，阔堂大文禅师向他“传佛慧命”，并赐法名“兴俦”，字“心越”，自此东皋心越禅师成为曹洞宗第35代法嗣。觉浪道盛禅师和阔堂大文禅师的书画，都有较高的艺术造诣，至今在日本尚有真迹留存。东皋心越禅师的文化艺术素养及技能，深得两位曹洞宗禅师的真传。

东皋心越禅师画像。

清康熙十年（1671），东皋心越禅师受杭州永福寺住持的邀请，驻锡永福寺六年，广会文人墨客，交流诗、书、画、印、琴技艺，艺僧之名广传天下。他人虽出家而心怀故国，参加了当时浙、闽一带的抗清斗争，斗争失败，“避秦无地”，走上了他的前辈如隐元、隆琦等走过的路——东渡日本。

清康熙十五年（1676），日本长崎兴福寺第四代主持澄一道亮慕东皋心越禅师之名，邀请其赴日本担任兴福寺主持。是年秋，38岁的东皋心越禅师以杜多俦、越杜多为名，经普陀东渡日本，住持长崎兴福寺三年；上大阪黄檗山万福寺五个月；长崎闭关一年零一个月；寓居江户一年半；寓居水户八年半；后应水户藩王德川光圀迎请，住持水户岱宗山天德寺四年零四个月。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东皋心越禅师圆寂于天德寺，时年57岁。

东皋心越禅师主持天德寺晋山开堂时，云集日本1700多位僧众，使之成为曹洞宗同门的中心，被称为日本佛教界300年来从未有过的盛世。东皋心越禅师圆寂后，岱宗山天德寺改名为寿昌山祗园寺，奉东皋心越禅师为开山祖师。两年后，少林山达摩寺也奉东皋心越禅师为开山祖师。

东皋心越禅师东渡，潜心传播中华文化，在修禅问道之余，兼修金石、书画、琴艺、医技等，对日本的文化、艺术、佛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东皋心越禅师在日本十九年，传艺功绩最大的，当数琴道，被誉为“琴学之祖”。东皋心越禅师在南京师从觉浪道盛禅师时，向当时著名琴人庄臻凤学习古琴。庄臻凤继承了虞山琴派的优秀传统，也继承了先秦以来“弦而歌之”的优秀传统，并积极投入到琴曲创作中，这对东皋心越禅师一生琴学的影响巨大，也成为东皋心越禅师琴学的实践传承发展方向。

荷兰驻日公使高罗佩说：“夫中国七弦琴者，往昔日本人徒听其名，而未尝知其实，日本旧籍多载‘琴’一字，而其意殆指和琴、新罗琴，皆筝课之一种，非中国先圣之制。”东皋心越禅师东渡日本时，七弦琴已在日本失传五百年之久。他携带七弦琴五张，有记载的三张为“虞舜”“素王”“万壑松”。其中，“虞舜”一琴后归水产德川家，作为历世珍宝，视为拱璧，水产藩国藤川东湖作记于琴匣。琴和匣现存东京帝室博物馆。

东皋心越禅师带到日本的还有《松弦馆琴谱》《理性元雅》《伯牙心法》《琴学心声》和自己撰写的《谐音琴谱》等。东皋心越禅师的七弦琴艺术让当时日本社会各界大开眼界，大为轰动，前来请教者络绎不绝，他无不悉心传授。他的代表弟子有名流人见节（号竹洞，又号鹤山，1620—1688)及幕府贵官杉浦正职（号琴川，1669—1771）。因为这两个弟子之故，十八、十九世纪，东皋琴道主要在日本的儒官及学者中间流传。

杉浦琴川编辑东皋心越禅师的琴曲于宝永年间出版，后来被称为《东皋琴谱》。该谱多次重刻，在日本影响很大。杉沛家茶市小野田东川（1683—1763）受到熏陶，也能弹琴。小野晚年因故被逐，遂以教琴为业，其弟子中著名的有幸田友之助、多纪德，他们又传给桂川月池、浦上玉堂（1745—1820）等。由于东皋心越禅师在日本传授琴乐，以及《东皋琴谱》的刊行，古琴音乐在日本得到空前的发展。据儿玉空空《琴社诸友记》载，小野时期琴友多达一百二十人。从此，失传了五百年之久的中国古琴，又在日本得到复活和使用，所以《日本琴史》认为：“（中国）琴学盛于日本，实师（东皋）之功也。”四传弟子儿玉空空更把东皋心越禅师尊为“日本琴学的发轫者”。

东皋心越禅师还在日本传播篆刻，被奉为“篆刻之父”。东皋心越禅师跟随觉浪道盛禅师数年中，诗文书画深受影响。觉浪道盛禅师将与之交往的文人介绍给他，如杭州的陈策（？—1672），“素工石鼓，深心嗜古，四方来武林者，咸来问字焉”。又将《篆文纂要全宗》传给他。东皋心越禅师回杭州驻锡永福寺，结交湖畔文人墨客，通过艺术交流，技艺精进。

东皋心越禅师的篆刻也深受汉印和文彭、何震等人的影响，风格属于明末清初今体派一系，虽不全备汉印浑朴之神，但仍具时代锋刃之力、圆转劲拔之趣。他将明代中后期篆刻界兴起的一股崇尚汉印的复古风，以及印材由铜易石而产生的具有笔意和刀味的新的审美风尚及技法带到了日本，日本印人“第一次领略到篆刻的妙趣”，使日本篆刻界的审美观产生了一种新的飞跃，因被誉为“日本近世篆刻法传授之始祖”，被学生称为“日本篆刻之父”。他将带去日本的《韵府古篆汇选》（陈策编撰）交后学者传抄，公开刻印，多次再版。在当时日本书法、篆刻界缺乏篆字工具书的情况下，为日本嗜此道者开阔了新视野，起到兴隆与催化之功。值得一提的是，用朱砂、艾绒、晒油所调制的印泥，也是由东皋心越禅师传到日本的。

东皋心越禅师博闻强识，在禅学、琴学、篆刻学等方面对日本影响深远之外，在诗文、书画、医学等方面也有传播，被称为“中日文化交流使者”。他常用日语与僧俗赋吟日本和歌、俳句，常用汉诗记其感怀，或与僧俗交流。书法方面，四体皆能，特长草隶。遗墨以皓台寺所藏的屏风二组为精，行书继赵松雪、祝枝山与董玄宰，又有禅风，苍润秀雅，超尘绝俗。绘画长于道释人物，兼工梅、兰、竹、菊，有巨幅《涅槃图》，上绘仙释僧俗人物、树木花卉及翎毛走兽等凡数十具。医学方面，他常为附近僧俗把脉诊病，当时精医学的文人常与之交往，光大发扬心越之术。

日本元禄五年（1692）十月六日，东皋心越禅师以中国佛教曹洞宗寿昌派嗣法的身份在天德寺正式开山，水户藩王德川光圀亲自主持仪式，拜东皋心越禅师为师，前来听东皋心越禅师开堂说法的名僧云衲达一千七百多人，盛况空前。此后东皋心越禅师和德川藩王共同发动了三千座寺庙还俗修行，开刨了日本佛教一代新风，开创了日本佛教有别于中国佛教的特有修禅方式，被认为是近三百年来日本最著名的宗教事件之一。日本元禄八年（1695）九月三十日，东皋心越禅师圆寂。圆寂前一天，东皋心越禅师向弟子吴云、天湫嗣法，把天德寺托付给吴云，把尚在筹建中的达摩寺托付给天湫。东皋心越禅师死后，天德寺作为寿昌派的大本山改名为寿昌山祗园寺，达摩寺于东皋心越禅师逝后二年正式开堂，都奉他为开山祖师。寿昌派教团最盛时支寺达四十余家。

“华夷可异域，美恶不同宫”。东皋心越禅师以其不屈于异族统治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毅力，经历了异于常人的坎坷人生，最后却因“避难”邻邦而传播了中华文化，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贡献，对日本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得到中日人民的共同爱戴和尊敬。

（贾剑挺：浦江文史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