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贝、鸬鹚、龙涎香：古代中国曾经这样探索印度洋

故事是从印度洋上的一只“中国鸟”——鸬鹚开始的。

历史学家杨斌最早关注到这只鸟，是在17世纪法国船员皮埃尔的笔下。

当时正值中国明朝末年，皮埃尔从法国来到马尔代夫。当地国王得到一只鸬鹚，但无人认识，最后才有人告诉国王，这是一只中国才有的鸟，中国人训练它们捕鱼。

杨斌慢慢发现，除了皮埃尔，还有很多欧洲人都记录过这种中国水鸟，对他们被驯化去捕鱼，啧啧称奇。

杨斌《人海之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

直到数年后，杨斌才把故事串起来，发现了鸬鹚是如何从中国传到欧洲、又在印度洋世界被欧洲人见证。这只鸟背后，是古代中国与印度洋交流的大命题。

10月13日，作为连麦杭州悦读会系列活动之一，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杨斌带着他的新书《人海之间》做客杭州单向空间书店。

在这本书中，围绕鸬鹚等众多证据、结合“南海一号”沉船等海洋考古成果，杨斌挖掘出海上丝绸之路的踪迹，带读者进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探险。观众中，有读过他全部著作的粉丝，还有他在澳门大学时的杭州学生。

杨斌为粉丝签名。

【1】鸬鹚的故事

中国渔民培养鸬鹚捕鱼，用绳子系在鸟脖子上，使它不能下咽。直到鸟喙存满了鱼，完成了捕鱼工作，才打开绳子，鸬鹚可以尽情饱餐。

杨斌看到，从13世纪到18世纪，很多欧洲人好奇这只中国水鸟。葡萄牙的传教士，西班牙的士兵……他们在江西、浙江、江苏、山东等地见到，记录下来，带回欧洲，吸引更多欧洲人的好奇心。

这些作品中，鄂多立克的《东游录》、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等已经有中文译本。

《海屯行纪 鄂多立克东游录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华书局，2019年

问题在于，他们中有的人并没有到过中国；其次，他们的记录中，有的相似程度很高，甚至雷同。

沿着鸬鹚的史料，杨斌顺藤摸瓜，找到了最早记录这一捕鱼方式的欧洲人——意大利的鄂多立克。

杨斌发现，有的欧洲人没来过中国，对鸬鹚的描述抄袭了鄂多立克。

欧洲人画的鸬鹚素描。

鄂多立克，生活在马可·波罗同时代，经印度洋抵达中国，经广州、泉州、浙江等地，最后到达元大都（今北京）。从鄂多立克到晚清，欧洲人用文字和绘画记录了鸬鹚捕鱼的方式，并津津乐道。

更有意思的是，在明代末年，在中国人久不到的遥远的马尔代夫，这一方式和传说，法国人皮埃尔也见识到了（本文开头提到）。这证明什么？在明代末年，印度洋世界仍然保留着对于中国的记忆——那只鸟或许不是来自中国，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与当地有交往和文化渗透。当时，距离郑和下西洋已经过了近200年。这是古代中国与印度洋长期交往后，留下的最后的回声。

“泉州一号”发现了椰子。《人海之间》插图。

当然，中国与印度洋世界的交流，更直接的证据来自近年来的海洋考古成果“南海一号”“黑石一号”，以及杨斌写这本书的起源“泉州一号”。位于东南亚、南海、泉州湾的这些宋代沉船上，我们发现印度洋世界盛产的龙涎香、海贝（来自马尔代夫）。

2021年，杨斌发表了关于“泉州一号”的论文，引起了广泛关注。在媒体、出版界的邀请下，他不断写出来《人海之间》中的20多篇文章。其中，关于鸬鹚的发现也成为整个故事的一部分。

杨斌在分享。

【2】关于“白沙”的考证

关于鸬鹚的考证，还有一件很特别、很巧合的事。

杨斌发现，1320年左右，鄂多立克从泉州往北京进发，离开浙闽交界的仙霞岭，走了18天，在一个叫做白沙（Belsa）的城镇，渔民带他见识了带着一群鸬鹚捕鱼的情景，他大为震撼。

Belsa在哪里？鄂多立克提到，这里大河经过，河上有一座跨江大桥。中译本翻译为白沙，但这个地方在哪？这个问题撞到杨斌手里，有点天意。

杭州建德的梅城古街。视觉中国供图。

考证1320年代钱塘江上游的跨江大桥，只有严州梅城南面的铁索桥。但严州、梅城，与Belsa发音都不像啊！翻译鄂多立克东游录的译者，也很疑惑：从捕鱼方式、路线方位猜测，他认定Belsa这个城在浙江，大河就是指钱塘江，但找不到哪座城市的名字与Belsa对应，只好根据读音翻译为白沙。

校注过马可波罗游记的汉学家玉尔，对中国历史地理很熟悉，也不知道鄂多立克记录的地方在哪里。但杨斌恰好是严州（建德）人，他知道这里地名的变迁。

杨斌梳理鄂多立克的路线，仙霞岭往北，必然先到杭州，再沿大运河北上。从仙霞岭到杭州，一定经过钱塘江流域，沿着金华、衢州、严州（今建德）一路。鄂多立克来华是在元代早期，这条水路正是南宋时东南亚各国朝贡到临安的路线。

建德的新安江大桥。来自建德发布微信号。

杨斌指出，钱塘江上游的新安江上，曾有一个白沙渡，在建德境内非常有名。南宋《淳熙严州图经》记载“白沙渡，在县西六十里”。1959年新安江水电站建立，修过一座白沙大桥，位于白沙渡不远。建德县城从梅城迁到新安江水电站所在地，最初县城就取名白沙镇，后来才改为新安江镇。

杨斌想象，元代中期，意大利人鄂多立克应该先到白沙，记住了这个名字，一路顺流而下，到严州的梅城了，以为仍在白沙的地界。他当然也想不到，600多年后，出生在严州（今杭州建德市）的历史学者能够帮他纠正这一错误。

鄂多立克

【3】海洋史研究进入新时代

这条海上之路曾经很繁荣，在印度洋世界，中国留下了哪些可触摸的印记？

“很遗憾的说，没有。”杨斌说，在宋、元、明有，多僧人、商人、水手乃至舰队去过那里，面对面的外贸交易、文化交流，但后来痕迹可能都消失了。比如南宋汪大渊曾去过印度，在印度东南沿海城市八丹，看到过一座塔，是中国人参与建造的。

汪大渊记载，塔由土砖建成，高数丈，上面有汉字“咸淳三年八月毕工”——南宋1267年完工，在汪大渊到达之前70年，与“泉州一号”的时代不远。杨斌介绍，八丹在11到12世纪，是印度东南大港口，很多中国人、东南亚人都曾到达。

中国塔。Sir Walter Elliot提供的素描

184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殖民印度时，沃尔特·埃利奥特爵士亲自查看了这座“中国塔”，留下了一张素描，让我们能看到塔的样子。

这座塔直到1867年才拆除，整整存在了600多年。类似这样的中国人留下的痕迹，到郑和下西洋之后就没有了。八丹的塔凋零，关于鸬鹚的传说若有似无，直到21世纪，我们才在印度洋底沉船中发现了中国瓷器，这些瓷器成为中国与印度洋世界交往的关键证据。

因此，杨斌教授认为，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失去”了印度洋。

“南海一号”出水文物

宋代到明初，无数中国人驰骋海域。而到明清时，中国人对印度洋世界只剩下越来越荒诞的想象。对于马六甲海峡往西，孟加拉湾、阿拉伯海，明清中国一无所知，只能因循抄袭汪大渊等人留下的笔记，有时候抄错了，又不断以讹传讹。

明代隆庆年间有过“开关”政策，将福建漳州作为开放海关，允许商民出海。当时，宋元时代的东亚第一大港泉州，港口已淤积，漳州凭借有利条件成为港口大城市。这一政策的结果影响至今，那就是直到今天闽南人都是出海的主力，与东南亚关系密切。

隆庆皇帝

但是，“隆庆开关”要求漳州出海的船，每年要回港口“注册”。这也就限制了当时的中国人不能去印度洋——返航时间不够。于是东南亚/南洋成为中国人的世界，18世纪也是中国人开发南洋的世纪。杨斌说，也正是这个时期，南洋人本来不吃的鲍鱼、鱼翅，被中国人发现，并推崇为奢侈食材。

鲍鱼。视觉中国供图。

杨斌从很早就注意到，海洋史很难做，因为资料太少。在书中，除了海外史料，杨斌还大量引用了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如《西洋记》《西游记》等。但是，随着潜水技术进步，海洋考古正在快速发展，这将快速促进海洋史研究。“海洋史研究，将从文献时代到考古时代。”

新加坡沉船考古现场和出水的瓷器文物。

正如100多年前敦煌学兴起，正是源于敦煌文献的出土。杨斌说，同样，海洋考古的新发展也将推动海洋史研究的大发展。最近，新加坡海峡又发现了两艘沉船，一艘是元代的，上面载满了元青花；另一艘是明代的。都是很重要的发现。

杨斌相信，随着海洋考古经验的提高，在浙江、福建、广东、北部湾、山东沿海，在马来半岛海域会有更多沉船发现，推动我们对海洋的理解。“我期待在印度洋中发现一艘古代中国的沉船。”

史春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