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秋,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要在中国治疗眼疾。有关部门推荐了一位叫周诚浒的眼科医生。
这位即将给胡志明看病的周诚浒是何许人?他的医疗技术怎么样?
周诚浒出生于1896年诸暨城内,祖父周懿甫为清末秀才,到了父亲周廷辅的时,家道中落,周廷辅去江西安源煤矿当一个下等的记账员,有时还得下井和工人一样去挖煤。父亲工资少,寄给家里的也少,到周诚浒在城关乐安小学快毕业时,家里揭不开锅了。
那年夏天,母亲把儿子叫到身边,说:“诚浒,看来家里不行了,你爸也不寄钱来,下半年开始没钱读书了,你说怎么办?”说着眼泪流了下来。
12岁的小诚浒揩着眼泪说:“那我去江西寻找爹,如果可以我在那边打工,等到有钱了再读书。”
母亲说:“你还小,千里迢迢寻爹我不放心!”
“妈!我怎么还小呢?如果在煤矿,我也能挑八十斤呢!”
当妈的拗不过儿子,于是炒好一袋干粮——炒米粉,让他去江西安源煤矿去寻父了。
一个12岁的孩子从诸暨出发去江西,足足有800公里路。他没有领路人,只凭着向南走,只凭着问路。炒米粉只吃了3天就没有了,他口渴了就掬几口溪水,肚饥了就沿街向好心人乞讨一点东西吃,走了好些天问了一下地方,已在江西鹰潭,但到安源煤矿还有许多路。下雨了,还是走,天黑了,他像虾一样蜷缩在他人屋檐下。苦的是布鞋破了,并磨破了底,他赤着脚……
终于到了安源煤矿,好心人说他爹周廷辅病了,在煤矿的宿舍里躺着。
一进黑暗的宿舍,爹躺在床上,身边有个叔叔在陪着他。叔叔名叫毕先筹,见朋友儿子寻父到此,大为震惊。他一面望着这个衣衫褴褛的“小讨饭”,一边赶紧倒了一杯水给他,喝完水后给了三块饼干,“你一定饿坏了,先充充饥,跟我去洗澡,换衣裳。”
可是儿子在爹床边哭泣着不肯离开。
爹也涌出了眼泪,“爹没有寄钱给你们,叫你和妈受苦了!”
原来如此,儿子在心里原谅了父亲。
傍晚,毕叔叔领着周诚浒洗澡,买衣,买鞋,理发,在煤矿的小饭店吃了顿饭。周诚浒终于像了个人。爹在昏暗的灯光下见了儿子,微微地笑了。
父亲的病一直没见好转,到了第二年,病越来越重。一天他把儿子叫到床前,“诚浒,我死后你跟着义叔,好吗?”
儿子哭得像个泪人,只好点点头。
几天后父亲去世了。
毕叔叔带着13岁的诚浒离开了安源,回到过诸暨,又去了武汉。当地有个武昌文化学校,校舍挺洋气。毕叔叔问诚浒,“在这个学堂读书好不好?”周诚浒点点头。
于是周诚浒成了武昌文化学校的学生。
整整3年,周诚浒以优异成绩毕了业。这时妈妈认为儿子可以去找工作了,而毕叔却让他继续去考。考什么学校?周诚浒选择了长沙湘雅医学院。他想,我爹是生病死的,我当儿子的学医为民解除病痛吧。
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湘雅医学院录取了。妈为他高兴,毕叔叔为他高兴,而这时候,录取他的湘雅医学院院长在暗暗地注意着他。
开学的第一天,班里开始上人体解剖课,快结束时,班主任告诉周诚浒,“校长找你谈话!”
周诚浒吃了一惊,心想我又没做错过事情,校长找我谈什么呢?他急冲冲跑到公室门口。
办公室坐着一位长者,姓颜,名福庆,祖籍福建厦门,生于上海红湾,早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公共卫生系,1914年回国后他与胡美一起创办了湘雅医学院。
“颜校长好,我叫周诚浒……”
“噢,是你,进来,请坐。”
周诚浒目不转睛地盯着颜校长的脸,这张脸挂着笑容,他给学生倒了一杯水,也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张有点稚气而又有点惊愕的脸。
“校长,有事吗?”
“我找你说说话。我问你,你老家在哪?”
“浙江诸暨。”
“诸暨?有什么地理风貌和传统古迹吗?”
周诚浒挠了挠头皮,想了想说:“诸暨是西施故里,一条浣纱江,一座苎萝山……”
“噢,离你家远吗?”
“离我家3里路。”
“很好!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地方!”
校长又问:“你家有几口人?为什么要来湖南读书?”
一句话把周诚浒问住了,悲上心头,他的眼睛闪着泪光,“我爸在江西的煤矿去世了,妈还在诸暨,是义叔帮助我出钱读书的……”
“好!你不用难过,凭着你考试第一名的成绩,又有家庭的实际困难,学校会拟出一个减免学费的方案,请大家讨论的。”
结果,周诚浒在湘雅医学院受到减免一半学费的待遇。
学校读书三年,周诚浒均是优异成绩,第三年,颜院长和北京协和医院打交道,周诚浒的生产实习就推荐去了协和医院。
从长沙到北京,城市变得大了,这所由美国人创办的医院在创办之日立下豪言壮语:要成为中国最好的医院。
周诚浒深知这个医院的层次高,生产实习的要求高。他只有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工作勤快来要求自己。早晨天蒙蒙亮,他就起床看书,记笔记,吃饭要比医生和同学快,吃完后马上到科室,打开水,搞卫生,为带教老师整理病案。遇到重病人,认真观察病情,做好记录,及时向带教老师反映。所以,老师,医生,护士,护工皆说这个周医生好。
十月,当西山的红叶像一幅漂亮的水彩画时,颜校长来看他。
“小周,医生们都称赞你是个好医生,我也十分高兴,你为我们医学院争了面子。不过,你要做好留学的准备,英语等外语上还要大下功夫!”
“校长,我不去外国,我没钱……”
校长拍一下他的肩膀,“我知道,我们湘雅医学院和协和医院正在为你争取‘洛克菲勒基金’,如果成功,自己就不要出钱了!”
一番话周诚浒又涌出了眼泪。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颜校长啊,我该拿什么来报答你呢?
果然到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26年,“洛克菲勒基金”争取到了,周诚浒顺利地奔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眼科。
能出国求学的很少,能有“洛克菲勒基金”那真是凤毛麟角,协和医院的同行们为他高兴,母校湘雅医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赞叹他出色的成绩和幸运!
来到维也纳大学一种孤独感油然而生。新型的教室,崭新的校舍没能吸引周诚浒那种兴致,相反他怀念着旧房子、小手术室的协和医院和有点偏僻的湘雅医学院。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这种乡愁总算体会到了。
课程还是内科、外科,读的书还是老一套,只不过这里是洋文,经过了半年学习,他去了英国伦敦攻读了眼科。
教授是英国著名眼科专家依·福克斯。第一天,教授同他说:“诚浒学生,为什么我们业内人士都说,当一个出色的外科医生必须首先是一个内科医生?其中当眼科医生也一样,首先必须是一个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
教授的谆谆教导说出了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全局与局部的关系。
周诚浒深深地点点头。
柔和的火光下,一个硕大的眼球模型在转动。有红的动脉,绿的静脉,白的神经,它如同一张张散开的网。是的,它随着年龄增长要渐渐老化,白内障、葡萄膜炎、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老化,要变性出现黄斑,还有近视,远视,散光……要学的科目虽小,但很多。
周诚浒一心一意,全神专注地跟着依·福克斯。一次,教授正在看病人,忽然有人来叫他,教授丢下患者出去不见返回,周诚浒接上手。由于该检查项目不知道,周诚浒从视力开始一直到扩瞳检查眼底,先用阿托品扩瞳,10分钟检查一次,又过10分钟检查一次,最后周诚浒诊断患者为眼底动脉硬化,之后他又从内科入手,查血压、查小便尿糖,而下班时间早到了,周诚浒才检查完毕。
这时候教授依·福克斯也到了。
原来,教授今天是在考试学生。
教授看了桌上的病历,又问及检查情况,给学生打了个100分。
“周诚浒,你已经完全可以毕业了。”
“老师,我可以毕业了?”
教授点点头。“不过,你这样的学生完全可以在英国和奥地利大医院的眼科任职,我们伦敦大学眼科愿意聘请你。”
他说完,盯着学生,“你愿意留在这儿吗?”
周诚浒一阵高兴。我终于完成学业啦!但是我应该回到自己的祖国,我还得回报颜校长的培养和恩情呢。
其时学校和教授推荐周诚浒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周诚浒更高兴了。
“老师,我十分感谢你的栽培,但我必须回到祖国去!”
1927年下半年,周诚浒挥别了伦敦回到祖国。
第一站,首先要去颜校长家拜访。颜校长在上海等着他回来。
师生相拥。
颜校长给周诚浒沏了一杯绿茶,“诚浒,我想问问你,回国有什么想法?”
周诚浒笑吟吟地答:“校长,我没想法,我想和你在一起,教书也好,做临床也好。”
“好!”校长拍拍学生肩膀,甩出了一个想法,“湘雅医学院还在那正常运转。不过,我刚创办的上海医学院却一般般,今天有你这样的学生在,我胆子更大了!”
“好,我听老师的!”
“咱们是一起办,你是协助我,而不是我一个人办大上海医学院!”
“好啊!”
“我们是上海医学院,你出国留过学,又是高材生,又是优秀医生,你就负责教务,想任命你为教务长。”
就这样,周诚浒当上了上海医学院的教授和教务长。每周,教务工作为3天,还有3天上午坐医学院的教授专家门诊,而3天下午必须去病区,参加眼科疑难病号会诊和查房。由于名声日益扩大,北京的协和医院也聘他为教授和专家,由此,周诚浒还要跑北京,有时还要去湖南湘雅医学院。
1935年,周诚浒在工作之余,开始撰写《眼科名词汇编》。如同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要统一身上的穴位,周诚浒则要把国外和国内的眼科名词、名称全部统在这本书上。《眼科名词汇编》在上海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有人称赞这本书是“周氏名词”。
1937年夏天,当淞沪会战开始后,周诚浒避到诸暨老家。他在湖田、陈蔡两地,免费为乡亲们看病。从上海带来的手术器械和药品不多,而盘尼西林(青霉素)更是缺乏,他向药农请教,上山采集中草药。当知道草药“千里光”对治疗眼疾有好处时,他出钱请药农采,采来就煎汁,给患急性结膜炎患者服用,同时用“千里光”液体滴眼睛;遇到腰痛、跌打损伤患者,没有治疗药品,又采“东风菜”,叫患者在服药的同时喝二两酒,这样疗效好。他居然又当上了一名中医和草药医。有时候碰到妇女生孩子,他也只好接生。
一次,他接收了一个只有16岁的昏迷、高热病人。
这个男性小青年患了发背(背部脓肿),在山上砍柴时右眼严重外伤。他忙不迭地给小青年做了右眼清创术,又做了包扎。可是患者的背部饱满,流着脓。周诚浒知道,这病已经变为了脓毒血症、败血症。他同情患者,决心去采购盘尼西林,哪怕一支也可。
他先去了绍兴城里,没能配到;又徒步去了诸暨,诸暨也没能配到。
雷打着,雨如同瓢泼一样,他只身在浣江埂堤走着,脸上的雨水和泪水潺潺而下。
回到陈蔡,患者直挺挺地躺在检查床上。小青年死了,他对天长叹……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1945年秋天,当日本投降后,周诚浒和友人奔走相告。当时诸暨人、国民党上将蒋鼎文,已经是国民党中央慈善救济总署负责人,周诚浒决心为家乡人民创办一座公立医院,自己作为救济总署占地救护主任。他向蒋鼎文及上海警务区司令、公安局长宣铁吾等老乡呼吁,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响应。
说到上海筹款,2008年我接待了两位从上海来的近60岁的女士。女士说我们想查查抗战胜利时为创办诸暨公立医院在上海筹款的详细情况。我为她们泡茶,请她们慢慢叙说。她们说我们祖籍是诸暨,我们爹是连湖人,那年上海筹款,她爹出了两次,数目不少。我说卫生局没有这个资料,只知道公立医院的设备大部份是从美国人的一只医疗船上拆来,筹款的事没有详细资料。女士问市人民医院不知能否查到?我说不知道,但今年开始市人民医院为整体搬迁到城西,正在编写院史,在编写过程中不知能不能找到详细资料;如果想去询问有关情况,我可以帮助给综合办公室电话。她们没去医院,说这么久了,可能查不到了,只是为了父亲的嘱托,她们特意来诸暨一趟。
这个医院叫什么名称,办在哪里?
蒋鼎文利用其社会影响四处奔走,并回诸暨物色院址。经勘定,院址选在诸暨县城之南的苎萝山下。其时,苎萝山上古老的西施殿因遭日军飞机轰炸,已是断壁残垣,满目疮痍。蒋鼎文与诸暨县政府达成一致,在苎萝山西北侧,以西施殿遗址边缘处为基础,建造一所医院,所需费用由其出面负责募集。
蒋鼎文遂联络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国民党中央委员蒋伯诚、上海警察局副局长俞叔平等诸暨籍人士,开展医院筹建工作。成立医院董事会,蒋鼎文任董事长,宣铁吾、郭忏、周诚浒、郭肇良、祝更生、郭明安等为董事。
1946年4月27日,蒋鼎文发起设立诸暨旅沪同乡会。5月18日成立筹备委员会和征募总队。医院董事会通过诸暨旅沪同乡会筹措资金并物色医务人员。在沪的诸暨籍人士多慷慨解囊,捐助家乡公益事业。如陈蔡戈溪村吴乃述、吴乃复兄弟,以先父吴柳汀名义将位于草塔的八十余亩田产让度公立医院作为基金,折合旧币100万元。
因创办医院的钱款还不够,蒋鼎文、宣铁吾等商议向上海各界募捐,并由杜月笙出面请马连良来沪义演平剧,筹措建院款项。
1946年9月15日上午10时,蒋鼎文亲临苎萝山麓为医院动工典礼剪彩,院名定为诸暨公立医院。这个“动工典礼”的资料,我们卫生志办公室于1987年夏天在县档案馆查到过。县政府在一张红色的纸上刻印着,诸暨中学的学生在火车站和开工现场祝贺,举着小旗,喊着口号,好不热闹。
同年9月,经蒋鼎文、周诚浒争取,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拨款3000万元旧币作为医院建筑费,并从一艘美国海军医疗船中调拨半数的医疗设备及配套设施给医院,有万能手术床、显微镜、30毫安X线机、常用手术器械和军用毛毯等物资。周诚浒认为美援设备仍有欠缺,遂自费购置补齐。
1947年春,医院董事会从上海、绍兴、金华等地招聘到医务人员10余人,另招收初中毕业生10人开办助理护士训练班。
1947年4月,以城关西门头紫山下(俗称格宝山脚,今紫山公园附近)蒋鼎文公馆为医院门诊部,开设门诊。当年门诊9039人次。周诚浒任院长、周宗武任副院长。9月,蒋鼎文将位于枫桥区杨村新桥庄二百亩田产赠送给公立医院,让其以租息来弥补可能出现的亏空。
1948年春,位于苎萝山下的医院院舍落成,有住院楼房1幢,简易房2幢,平房7间,计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医院大门在住院楼西南侧。住院楼为二层砖结构,朝南,东西向呈“一”形布局。正中间为大门,两侧各开有窗户9扇,楼房东西两侧基头向南略凸出。大门对侧向北延伸,此处一楼为化验室,二楼为手术室,楼上、楼下有取暖烟道相通。同年6月8日,住院部正式开放,设病床50张,分头等、二等、三等,按级收费。另有外科医师裘永滋、内科医师石振琦等工作人员20余人。
诸暨公立医院由沪上名医周诚浒主持,兼有周宗武、杨海钟、裘永滋等西医医师执业,设有X光室、化验室,配备先进的美式设备,其时已成为浙赣线上第一流的现代化医院。因医院院址位于西施殿旧址附近,以后老百姓习惯称西施殿医院。
1949年5月,诸暨解放。
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派杨水镜进驻诸暨县公立医院,参加接管的还有褚照清、裘永滋等人,原医院工作人员仍继续留用。8月,占晋萃代表医院去接管设在上海的医院董事会,将医院留沪的物资由九兵团派车运回杭州,除9只电扇带回医院外,其余物资均上交浙江省卫生厅。9月27日,医院取消军事管制,实行改组。县长周芝山兼任副院长,杨海钟任副院长,伊桂云任政治委员。同时建立院务委员会,成员为杨海钟、尹桂云、裘永滋、石振琦和占晋萃。10月,浙江省卫生厅决定将诸暨公立医院改为省立诸暨医院,为全民所有制医院,周芝山兼任院长。1950年3月,院务委员会改选,罗剑辉任主任。
1974年下半年,我作为绍兴卫校医士班的学生在诸暨县人医生产实习,在手术室,一位资深手术室护士告诉我,我们头顶那盏无影灯和手术床是公立医院留下的,这个圆形的电冰箱、几台电风扇均是老院长周诚浒捐的。我仔细看,上面还有“周诚浒捐”的陈旧字迹。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了上海市。这年冬天,周诚浒来到市政府门口请见陈毅市长。
在陈市长的办公室,周诚浒赠送了陈市长《眼科名词汇编》和《上海之沙眼》《沙眼杆菌与沙眼之研究》《眼底病学讲义》等,自我介绍姓名、籍贯、留学、办学等情况,并告诉陈市长准备在国外进口的精密贵重仪器要捐给人民政府。
陈毅市长耐心听了周诚浒滔滔不绝的介绍和陈言,激动得一把握住他的手,又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周医生,好,我们人民政府需要你这样的医学大专家。我早就久仰大名,今天有幸在这里相识。坐,喝茶!”
周诚浒激动得要流出眼泪。
“好,我自己的眼睛就不好,等空一点也到你这儿去看眼病!”
“没问题!”
随后,周诚浒陪同老师颜福庆又向陈毅市长和有关部门建议上海医学院的体制问题。当国外的精密仪器到了上海港口时,有关部门和领导见证了捐赠仪式。而周诚浒本人则在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华山医院前身)任眼科主任,又兼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首任会长。
1952年在他的提议下,设计出国内与国际接轨的“视力表”。
1953年,他指导全国基层近视、沙眼、眼外伤的防治工作。
1958年,他代表中国出席在埃及召开第一届亚非眼科会议,被推行为亚非眼科学会理事。
1964年成立青少年视力保护委员会,他参与组织领导和调查研究工作,并提出近视眼的“调节紧张学说”,认为功能性的近视不宜戴眼镜。
他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工作期间,完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台角膜移植手术。
当然,这先后,他为陈毅、刘伯承和越南共和国胡志明等一大批领导做了白内障、视网膜病、角膜混浊等手术和治疗。他是被业内人士一致公认的中国眼科学的奠基人。
1970年11月29日,他的恩师颜福庆去世,他踽踽独行于黄浦江畔,那哭声汇合于江面轮船的汽笛声,“我老师,颜校长,你是我的领路人……”
1978年上海,病床上,周诚浒半卧位躺在床上。他的鼻孔上吸着氧气,氧气的小瓶吱吱吱冒着气泡。他的脸深深的皱纹纵横交叉,点缀着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他的双眼还放射出睿智的光芒,但神志有时不清了。
早晨查房结束后,他要求护士拔掉氧气,半卧位。这时候市卫生局和医院领导及亲人进来围着他。
他的声音显得很轻,说有3件事要交待——
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主要的责职是把医疗事业搞好,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人民给我的钱,应归还给人民!
第一,我工资存款还有6500元人民币,作为党费要交给党组织。
第二,我去世后,我的身体捐给医学部门,可供解剖,如有脏器可利用就利用,为人民服务。
第三,我前几天刚完成《对我国眼科工作的几点建议》已经写完,请交卫生局和国家卫生部,我国的眼科工作还有待于普及和提高。
说着闭上了双眼。
1978年周诚浒逝世,享年82岁。一代名医走完了充满传奇的人生道路。
今年是纪念周诚浒诞生127周年,逝世45周年!作为一名医护工作者,我深情地缅怀着这位为我国的医学事业奋斗一生的先驱!建议诸暨市人民医院为这第一任院长树立铜像并设立纪念室;建议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华山医院、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上海市卫生健康委、湘雅医学院提供资料,编写《周诚浒传》和年谱。
(本文有关诸暨公立医院的情况,参考诸暨市人民医院院史,并感谢该院职工、原市卫生志办公室石斐斐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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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