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物语｜我的两位高中班主任

上世纪七十年代，能到桃溪高中读书，是我的幸运。因为桃溪高中虽是一所区属新办中学，但当时这里几乎聚集了全县一流的老师，如语文老师陈晓晔、数学老师冯正寅、英语老师张坚、化学老师蒋克静、物理老师王骏玲等，其中张坚和陈晓晔老师还是我们的正、副班主任，他们不仅倾囊传授我们知识，而且还教导我们如何为人处事。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是极其宝贵的。因此，桃溪高中是我人生起步的重要节点，而两位班主任则是指引我人生道路的导师，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有粗有细张坚老师

张老师是我们的英语老师兼班主任，也是我到桃溪高中认识的第一位老师。

我去高中上学比其他同学要迟一个多月，因为当时大队推荐我的名额到了公社教办后被人调包了，后来我们大队另一位同学没有去上学，大队又积极争取让我去补缺，这样我才重新捡回了上高中的机会。1972年早春的一天，父亲一大早陪我翻越十里山岭，把我送到桃溪高中的门口，就赶着回家忙活去了。我拿着盖有大队、公社大红印章的推荐信，找到学校的一位老师，说明来意。这位热心的老师看了推荐信后，把我领到了张老师那里。

张老师身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戴一副黑框眼镜，中等偏上身材，英俊挺拔，皮肤晒得有点黑，笑起来牙齿很白，说话带着浓重的绍兴话口音，举手投足之间，有着一股军人的气质。他接过我的推荐信，和蔼地说：“马上就要上课了，走，我先带你去班级。”他带我到教室，给我安排好座位，嘱咐我安心学习，才离去。

从右到左，后排：张坚、许生法老师；前排：方丁、冯正寅老师,摄于1974年。

张老师是我们的英语老师。高中第一册没有英语课本，张老师就自编教材，从英语26个字母、48个音标，到简单的英文句子和课文，全是他自己用钢板蜡纸刻写油印的。他如同教小学生一样教我们读音标，一次次纠正我们的发音与吐字，教我们拼读与拼写英语单词。一个学期下来，终于使我们这些觉得学英语比学鸟语还难的农村孩子，逐渐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英语句子，并喜欢上了英语这门课。

张老师的英语课堂气氛很活跃。他的普通话夹带着浓重的绍兴话，新的英语单词我们又不懂，有时直弄得大家很着急。不过，碰到这种情况也不要紧，张老师自有他的妙招：借助画图说话。有一次，张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一个英语新单词“spider”，我们同学在下面叫：“不认识！”张老师用绍兴普通话解释了一通，大家又叫：“听不懂！”接着，只见张老师拿着一颗粉笔头在黑板上扭动了几下，拿开手，一只活灵活现的蜘蛛便跃然在黑板上。顿时，课堂里发出幡然大悟的声音：“哦，蜘蛛！”此刻，张老师则露出洁白的牙齿“嘿嘿”在笑，于是整个课堂也爆发出一片笑声。我们的英语课有不少是在这样的愉悦氛围中度过的，大家学得轻松，而且很有效果。

作为班主任，张老师管理班级是属于粗放型的。他不像我初中、小学的班主任那样，什么事都亲力亲为，而是把班级放手让我们学生自己去管理，他只是在背后默默地关注着。于是，班级的学习、纪律、卫生以及日常活动等，都由班团干部自行管理。我是班长，开始很不适应，感到压力很大，但张老师总是说：才干是靠锻炼出来的。记得当时我们班有个任务，与陶村大队第八生产队结对，帮助他们学文化扫盲。我以为这么重的任务，第一次去生产队联系，张老师总会带我们一起去吧。想不到他只是把我和团支部书记陶锡英同学叫去，交代我们如何开展工作，注意哪些事项，后面的事就让我们自己去折腾了。为此，我们有过畏难，有过不顺，也有过完成任务后的喜悦，但最重要的收获是锻炼了自我。对张老师的这种班级管理方式，开始我还有过抱怨，但参加工作尤其是走上领导岗位之后，面对员工的组织协调和纷繁事务的处理，我才体会到张老师当初的良苦用心，感谢桃溪高中读书时得到的初始锻炼。

作者和张老师的合影。摄于2018年。

如果我们遇到了难题，张老师就会从幕后走到前台，毫不犹豫地支持和呵护我们，成为我们坚实的靠山。读高中两年，尤其是搬到新校区之后，我们除了每周两天到十几里外的山区去背树、挑柴外，课外活动要去学校建设工地搬石块运泥土，晚饭后还要给食堂抬水，夜里则到建筑工地守护建材等等。记得在一个寒冬的傍晚，轮到我们班两位年纪最小的女生给食堂抬水。水要从校园西边的水渠汲取，然后抬到校园东头的临时食堂，当时操场还没有全部平整，中间有一小段上坡路。上坡时，两个小女生一不小心，水桶碰到地面，结果半桶水溅了出来，把她们的裤子和鞋子全弄湿了。当时正好被我看到，我就叫她们不要再抬了，赶紧去换裤子、鞋子，免得冻感冒。

不承想，等我到教室刚坐下晚自修，有一位管学生工作的老师就找到教室问我：“今天是不是轮到你们班抬水？是不是你擅自叫两位女同学不去抬水的？”我回答是，并解释了原因。那位老师就批评我作为一班之长没有全局观念、本位主义思想严重、思想觉悟太低等等，话说得很重。当时我大概被他说火了，就不知轻重地顶了一句：“食堂不是有两位工人吗，为什么还要我们学生抬水？再说，我们是来读书的，而不是来做工的！” 

这下可捅了大篓子，那位老师气呼呼地用手指敲着讲台，十分严厉地批评我，因此惊动到了住在教室隔壁的张老师。只见他疾步走进教室，问什么事？弄清情况后，很少发火的张老师发火了，他对那位老师说：“沈志权同学做的没错，是我们老师对学生关心不够，把他们当苦力了。我宣布，从现在起，我们班不再为食堂挑水了。”那位老师悻悻地走了，张老师也急急地跟了出去。

我很感激张老师，但也非常担心：明天学校会不会等早操后在全校师生面前批判我？——因为这是当时很流行的！不料，第二天，风平浪静。后来，全校取消了学生帮食堂抬水。我知道，这是学校领导（包括那位老师）对我的宽容，更是张老师从中为我据理力争并极力保护我的结果。

同学们去绍兴看望张坚老师（前排右），摄于2018年。

张老师对班级的管理可谓有张有弛，疏密有致，而对同学的关心则是细致入微，无微不至。我们每次去山区背树，他和陈晓晔老师总是陪着我们一起翻山越岭，一个在前领路，一个在后压阵，以确保我们的安全。有一年的秋冬之际，我们班去上陈村搞小秋收，张老师和我们一起，白天上山采摘柴籽和树籽，夜里在村民家楼板上睡稻草地铺，一住就是一个星期。高一时，吴金余同学的父亲不幸去世。金余同学作为长子，将面临辍学，他很焦虑，同学们也为他着急。张老师一边向学校争取为他减免学杂费，一边做好金余母亲的工作，鼓励金余同学要挺过难关坚持完成学业。金余同学也非常争气，高中毕业后经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乡镇干部。高二有一段时间，我经常长疔疮，张老师发现后，就问我吃药了没有，我说吃中草药了，但没用。第二天，他就给我拿来一包土霉素药丸，吩咐我按说明服用。过了几天，见效果不明显，他又去给我买了一瓶金霉素药丸，并对我说；“改服这个，这个消炎效果好。”

张老师就是这样，平时看似大大咧咧，但对学生的关怀却总是心细如发，无微不至。

亦师亦兄陈晓晔老师

陈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兼副班主任，也是我五十年来一直保持联系的高中老师。

第一次上课见到陈老师时，只见他身穿一件咖啡色的灯芯绒翻领装，戴一副黑边框的眼镜，眉清目秀，温文尔雅，站在讲台上，自有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精神风骨。他知识渊博，讲课时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深受我们学生喜爱。

陈老师的语文课，并不是墨守成规根据课本照本宣科，而是跳出课本，自己编选诗文刻印了大量的讲义，以补充丰富教材内容。如鲁迅的《故乡》、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列子的《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日》、施耐庵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彭端淑的《蜀之鄙有二僧》、杜甫的“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李白的《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和辛弃疾的《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等等，都是陈老师自己选编刻写油印的。在那时这样做，老师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很容易被人抓住辫子扣上“宣扬封资修”的帽子。但对于我们学生来说，这无异于久旱的禾苗逢甘霖，在知识匮乏的荒漠中，不仅有幸接触到了中国现当代优秀文学作品，而且也接受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

为了传授我们更多的语文知识与技能，陈老师每隔一周就布置我们写一篇作文，文体包括诗歌、记叙文、抒情散文、议论文、说明文等。记得有一次，他出差时看了一部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回校上课时就讲述给我们听，然后要我们写一篇作文：《复述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的故事》。陈老师批改作文时，看到学生有生动精美的文句，就会用红笔在句子下面连着画上一个个圆圈，看到错别字就用框框标出，作文评语则先肯定优点，再指出不足，使学生一目了然，易于领会和改进。每次学生的优秀作文，他还要用蜡纸刻写油印出来，作为范文发给大家，以促进提高我们的写作能力。

年轻时的陈晓晔老师。

陈老师上课严肃，教风严谨，如果有谁在他的课堂上交头接耳，他就会停下讲课，双手交叉抱臂，眼睛看着不专心的同学，说：“你们先讲，等你们讲完了，我再上课。”因此，在他的课堂上，同学们不敢做与语文课无关的其他事。但是，也有“法外开恩”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期中语文考试的头天晚自修，按惯例属于语文复习课，大家都在专心复习课文，陈老师也到教室督查。当时我借了一本古旧的《说岳全传》，我正看到一半，被书中精彩的故事情节所吸引，就偷偷在桌子底下想一口气读完，结果被陈老师发现了。陈老师第一次走到我的背后，站了一会儿，默不作声地离开了。陈老师第二次走到我身旁，用手指轻轻叩了两下桌子，又不声不响地走开了。我想把那一回目的小说看完再复习语文，于是仍在偷看小说。陈老师第三次走到我跟前，轻声而严厉地说：“课文复习很好了？如果我下次回来你还在看小说，小心我把你的书没收掉！”在当时，陈老师这话并不是在吓唬我，别说是上课在偷看，即便课余时间在看这类“毒草”小说，被有的老师发现也会把书没收的。陈老师三番两次迁就于我，让我既惭愧又感动，于是我开始认真复习课文，并暗下决心要把语文考好。结果也还算好，第二天考试，我得了96分。                                                          平时，陈老师和蔼可亲，与我们同学打成一片，对我们的生活也很关心。记得高一第二学期，我们白天还在借用桃溪初中的教室上课，夜里却要轮流去一里外的在建新校区工地守护建材，陈老师有时会陪我们一起去值夜。有一次，轮到我和雷仁标、王志俊，陶世华同学值夜，陈老师说值夜很辛苦，要给我们补充能量，就专门去买了些牛肉和糯米，我和世华去地里弄来两个萝卜，仁标去食堂要来半碗菜油，志俊到工地工友那里借来铁锅。晚自修后，陈老师和我们来到工地，一起找来石块垒灶，架锅烧柴焖糯米饭。那香气扑鼻的牛肉糯米饭，使我们这些平时吃番薯丝饭配咸菜的学生，不仅当夜大快朵颐了一顿，而且至今难以忘怀。那一夜，陈老师陪我们到凌晨2点多钟，才打着手电回宿舍去。看着陈老师离去的背影，我们觉得那个寒冬的夜晚格外暖和。

陈晓晔老师（中）重游桃溪高中校园，摄于2023年9月1日。

陈老师不仅在学校读书时关心我们，而且我们毕业了也仍然保持着联系，时时关注我们。毕业后，我们曾一起到饭甑坛、千井冲去探奇，一道翻越寨头岭去揽胜；我和志俊、仁标、伟星同学曾结伴去他在桃溪、柳城的家去探访，陈老师也曾到我家看望我。每次相逢，陈老师总是问我们的生产劳动、学习、生活等情况，言语间饱含深深的关切。有一次，我去洪村姐姐家回来，走到项湾村南端木桥东面的小路上，陈老师则从溪对岸的公路上向桃溪方向走去。我们几乎同时发现了对方，激动得互相叫了一声，就向对方跑去，结果两人在狭小的木板桥上相遇，我们紧紧地握手互致问候。那种久别重逢的喜悦，那种殷殷握手的师生情谊，至今想起来，仍然令我动容。在我母亲去世时，陈老师得悉消息后，立即给我来信慰问，劝我人死不能复生，要节哀保重身体，教导我要振作精神，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工作，加强学习，以告慰九泉之下的母亲。在那段悲痛的日子里，是陈老师的信，给了我温暖，给了我力量，使我走出了人生的低谷。

1977年冬，恢复高考，我们回母校报名复习迎考，陈老师和我们一起高兴，鼓励我们要抓住机遇奋力拼搏。他问我准备考什么？我说准备考理科，因为我没有学过历史、地理。陈老师沉默了一会，反问我一句：“你们的物理，不是也只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吗？”我知道，他言下之意是认为我考文科的把握更大，只是没有明说而已。但我当时受“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影响，还有我两个表哥当时在两所大学任职，他们也鼓励我考理科，并说只要上了高考录取分数线，进他们的学校就没问题，于是我还是选择了报考理科。后来，果如陈老师所料，我的高考成绩因物理的拉分，结果名落孙山。因为我当初没有听从陈老师的点拨，使自己在高考的路上走了不少弯路，后来放弃理科改考文科，才顺利考上了杭州大学中文系。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陈老师对学生个体的体察之细，对我的关怀之深。

中为陈晓晔老师。2023年9月1日摄于桃中校园。

后来，陈老师调回到温州平阳老家工作，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仍然保持着通信联系。我参加工作后，有一次去苍南出差，想顺道去拜访一下老师。苍南的事结束后，我给陈老师打了一个电话。陈老师本已买好当天车票要去杭州出差的，接到我的电话后，就把车票改签到第二天早上。我到平阳已是傍晚时分，陈老师一直在办公室等我。当晚，陈老师带我参观了平阳老街和新区，又款待我吃饭，还说本可以带我去小雁荡、南麂岛游玩的，可惜明天还要出差。陈老师的心里总是装着学生，一直未曾改变。

前几年，陈老师和十来个同学重游桃溪高中，回去后，他和金云平同学建了一个“桃中缘”微信群。从此，我们在群里互致问候，交流近况，讨论问题，恍惚又重新回到了桃溪高中，可以时时聆听老师的教诲。

五十年来，陈老师之于我，既是老师，又像兄长，激励、指引、陪伴着我成长，并慢慢变老。能成为陈老师的学生，是我此生的幸运。

我在桃溪高中读书，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但两位班主任的学养与风骨、为人与做事，却一直引领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努力前行；他们对学生的恩情，如山高，似海深，令我铭记于心，终身难忘。

陈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