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秦怡赵丹王文娟们住过的上海那幢楼，这对夫妻写了部口述史

上海作家陈丹燕。

《蚌壳与珍珠：武康大楼居民口述》在上海书展期间亮相了，陈丹燕参加完上海书展的活动，计划要去亚美尼亚参加一个电影展，但是一个转身，她又风风火火地去了日本乡下。

这位生于1958年的上海“女汉子”，作家、电影导演，在路上已经有33年，一直停不下来，一路走到了今天，写了很多部“在路上”的书，而这一部《蚌壳与珍珠：武康大楼居民口述》，却是她和陈保平合作的扎根上海的非虚构作品，这本书也是上海人对上海居民居住和建筑之间关系的口述。

武康大楼是什么来头？

讲个故事：90年代的时候，有人给一个在上海工作的外地姑娘介绍男朋友，说男孩子住在武康大楼。姑娘问，他是哪一个大学毕业的？介绍人说你管人家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人家住在武康大楼。姑娘说，武康大楼怎么了，我还是交大毕业的呢。外地姑娘不太知道武康大楼的“来头”，旁边人则发出各种感叹词，那时候是1990年代中末。

武康大楼原名诺曼底公寓，始建于1924年，由著名建筑设计师邬达克设计，是上海第一座外廊式公寓大楼。1953年，诺曼底公寓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并更名为武康大楼，其后一些名流和演艺界人士入住——宋庆龄、孔二小姐、赵丹、王人美、巴金、郑君里、孙道临、秦怡、王文娟，都与武康大楼有关。

用陈丹燕先生陈保平的话来说，武康大楼是租界的产物，也是租界的缩影。近百年来，它经历了民国、抗战、解放、新民主主义改革、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等大时代的风风雨雨，里面的住户就像轮船上的乘客，上上下下，来去匆匆。

上海书展期间，记者和陈丹燕在她家附近的一家西餐厅见面了，闲聊中，陈丹燕讲到她的这部口述史，是她这几年在写作、拍电影、行走、对付月季花等诸多事情中，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

陈丹燕就是这样的性格，她从未停止过各种新的尝试。

“有很多事情要做的，你不用太急，一件一件，慢慢来。”说话的时候，她永远是一副慢悠悠的，很温柔的腔调，仿佛从来不曾风风火火走世界过。

这部口述史，陈丹燕和先生一起做了好几年，才呈现出今天的最新版本，《蚌壳与珍珠：武康大楼居民口述》在当当网排行榜上，“当当口述史畅销榜第3名”。

陈保平是陈丹燕的大学同学，也是她的先生，夫妻两个人一起合作做了这份工作，陈丹燕说工作量非常大。上一本夫妻俩合作之书，是2018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去北地，再去北地》，记录的是夫妻俩20年间两次前往俄罗斯的经历。

陈丹燕一直想做一本老百姓自己的口述史。她长期生活在上海的湖南街道，从小和父母都在这个区域长大，从小在武康大楼边上成长起来的，她熟悉的就是这些东西，她选过好几个点。世博会后，上海市政府对武康大楼做了整新，成为地标。于是，就这么锁定了有故事有悲欢的武康大楼。她想要通过口述的方式来讲故事——居住在上海一栋有历史有传奇的大楼的人群，以及人群折射的时代、历史、社会变迁。

“你要让她写棚户区，她还真写不了。”她的一位朋友说。

正如陈保平所说，他们居住的湖南街道一位街道主任李侃和居委会柏书记都给予了很多支持。进入居民家庭这个私域空间进行采访，没有得到入现场的许可，工作是很难做的。“有了街道的协助，使我们的团队包括电视、录音、采访都能进现场，进到每个人家庭采访，这是很不容易的。”

“当时陈丹燕提出采访武康大楼，正好有一段时间她身体不太好，就由我带了年轻的团队进行采访。武康大楼从开始做计划，到采访完毕第一版书在同济大学出版，已经4、5年了，我们之后又做了补充更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陈保平说。

为什么要做这部口述史？

陈保平说，“做口述史的目的，就是想倡导大家来写历史。过去历史比较多是学者、专家、历史学研究者来写的，中国古代有史官，皇帝聘了一些专门记录朝廷大事的人，写的都是帝王将相改朝换代的历史。历史学家比较多按照典籍、档案和传承下来的书籍写。我们总是说人民创造历史，人民不仅创造历史，也可以自己来写历史，让许多普通人来写自己的生命史，写自己的历史，我们的历史才可能是完整的，才可能是鲜活的，才可能超越许多历史学家笔下历史的真实性。这是我们做口述史很重要的目的，做一个尝试，做一个启动，倡导老百姓自己写历史，写家史、村史，写自己的里弄史，把历史形成得更加丰富、完整、准确。”

令陈丹燕感到欣慰的是，每个口述者都留了影像资料。“我们非常幸运进入了他们的家庭，所有家庭物件的细节都是向我们开放的。每个人家庭生活的细节我们也留了一套影像和照片。”

陈丹燕说，武康大楼在他们做口述史的过程中，正变成一幢网红大楼。路过武康大楼时，周围全都是拍照片的人。

武康大楼表现出的是一种显著的在地性，在当地的地图、当地的历史、当地的经济发展，城市转型的过程当中，它起到了非常独特的作用。

这个时代造了一栋英雄的楼，这座楼叫武康大楼。

武康大楼。

【记录：个人史和上海生活方式】

就像夫妻俩上一次合作《去北地，再去北地》，陈丹燕和陈保平总是有各自的视角。

陈保平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叙述，如果不同人的记忆有相同的地方，这个不同人留下的共同记忆，就是历史。如果对一个群体做口述史，我们更看重他们共同的记忆。这就是做口述史的一个重要意义。”

“采访个人的故事，总的来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成长的细节和经历。比如孙道临、王文娟住在武康大楼里，我们访谈的时候，孙导演已经过世了，王文娟和她女儿还在，后来她住到她女儿那里，把武康大楼的房子租了出去。”

“很多住在武康大楼的居民可以从阳台上看到对面宋庆龄故居，那时候国家领导人到上海如果有什么工作的话，都会去探望宋庆龄。如果武康大楼门前淮海路的灯一下子暗了，他们就知道有领导的车子要进去，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探头。他们印象最深的是站到阳台上，三年自然灾害时，他们可以看到宋庆龄院子里面还养了一些鸡。为了吃鸡蛋，包括居民家里每个人家门前有一个小阳台，他们在阳台上养鸡，就是为了有鸡蛋。”陈保平说。

这些看上去是很普通的细节，但是你可以知道那时候三年自然灾害，中国面临着食物匮乏的年代，大家都有共同的记忆。

陈丹燕回忆道，“陈保平去访问一个老护士长，我在旁边听。她说了一个我印象很深的，老太太说，他们家在小阳台上养鸡，鸡非常健壮，会从他们家阳台上飞起来，穿过整个淮海中路飞到宋庆龄他们家院子里鸡窝里，跟那里的鸡一起玩。我在旁边听，陈保平很严肃地说，好的。我就很想问，你们家的鸡怎么像鸟一样能飞的，飞到宋庆龄家去怎么办呢？后来我问她那这个鸡到了宋庆龄家院子里怎么办？然后老太太就去下楼，敲宋庆龄家的门，说我们家的鸡飞出来了，飞到你们家了。保姆就把不认识的鸡再抓出来还给她。很多话非常有意思，我们不大能想到的，但是她一讲，等我们俩出来，过淮海中路时，还在想这只鸡到底飞了多少米，特别好玩。”

养鸡或者小孩子说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看爷爷桌子下藏着饼干箱，这种共同的记忆，可以看出来上世纪60年代是一个食品匮乏的年代。

武康大楼产权的变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见证。

陈丹燕介绍，武康大楼从1924年开始，法国一个建筑行建了以后，租给上海的外国人。后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就把这个楼全部没收了。“有一个历史学者姜鸣，说这个可能是从汪伪政府手里没收的，因为如果是私人财产，国民政府一般很难没收。没收了以后，就变成国民政府的一个财产了。这时孔家二小姐孔令辉就想办法把它买下来了。为什么武康大楼可以完全国家收回呢？因为它是作为国民政府的敌产，政府收回交给徐汇区房管所。”

“这个房子没有成为私有财产过，一直到改革开放，使用权可以买卖了。这次是武康大楼的产权发生最大变化的，有卖的，有租的，有并的，现在武康大楼的产权就变了，多数都是有个人使用产权的。”

陈丹燕先生陈保平。

【记录：当武康大楼遇上网红时代】

在陈丹燕和陈保平完成这部口述史的时候，依然有新的房客，入住这幢作为一幕幕历史见证的武康大楼。

陈丹燕讲到一个武康大楼的新租户，刚刚住进去，租了4年房子，3年在疫情里。他家阳台正对着所有的人拍照片的尽头，他很喜欢在阳台上种花，但是他从来不敢在有天光的时候走出阳台，因为他一出阳台就意味着所有人的镜头里都是他。于是他很想种花，就深更半夜种花，天天躲在他们家窗户后头，但是他就是想住这个房子。

“我们非常好奇，我们想做一些修正，等这个书出版5年以后，我想了解武康大楼变成网红以后，住在里面的人在想啥。我做田野调查，我每年做一个都没有问题，但是住在里面的人，我们要找一些新的人。设计一套新的表格，看变成网红以后，他们觉得光荣还是心烦呢。”陈丹燕说。

过去外地人到上海，要拍外滩，外滩才是上海标志性建筑，从建筑规模和丰富性都是外滩，现在却有很多人在拍武康大楼这样一个私人住宅。在这个大楼和周边，当老派的人和新派的年轻人“狭路相逢”，又会是怎样一番碰撞？

陈丹燕说，现在的网红小姑娘，很多是拖着箱子，要在那里cosplay换装。她说起这一幕场景——

“我在武康大楼里面见过这个老太太，她跑来旁边的联华超市买东西。联华超市旁边有一个弄堂，她看到一个小姑娘，穿着一个吊带衫，箱子打开以后在换旗袍。老太太走过去，就像我妈看到不灵的小姑娘，这么看一眼走过去一样的，老太太看一眼，已经走过去了，又提着她的菜回来，跟那个小姑娘讲，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你晓得吗？但是那个小姑娘是一个外地人，显然听不懂她在说啥，老太太很不开心就走了。”

“我们采访了武康大楼老一代人，出来都不穿拖鞋，都是穿好鞋子出来的，他们有自己的着衣和公共场所、私人空间的分界。所有人都对着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去自己的阳台？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正如陈保平所说，现在的网红觉得与其关注一个公共建筑，他们更关心生活方式，关心上海人的生活方式，私人住宅是一种生活方式外化的表现，所以他们都会到武康大楼来，作为上海一个打卡点，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有代表性，拍一个私人空间表示他们对上海生活方式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