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加农：跨湖桥文化命名始末（三）

编者按：

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是一个考古项目发掘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必将载入考古学的研究与发展史册。

在跨湖桥遗址发现之前，浙江已发现4个新石器时代文化——从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延续到之后的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形成了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源流谱系。

8000年跨湖桥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犹如石破天惊，打破了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近二十年的沉静，成为当时浙江境内最早的史前遗址，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此，我们邀请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浙江省越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杭州市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萧山博物馆原馆长施加农，向大家讲述跨湖桥文化命名始末。

独木舟及相关遗迹

发现“中华第一舟”

文字：施加农 图片：施加农 马祯俊

跨湖桥遗址经历了1990年、2001年两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木(竹)器、骨角器，发现了灰坑、黄土台、残存墙体等建筑遗迹。2002年4月12日，跨湖桥遗址考古一举被列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此基础上，2002年10月至12月，我们对跨湖桥遗址第二次发掘区剩余部分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

此次发掘，原本只打算把第二次发掘地剩余的近300平方米的遗址发掘清理完，就了事了。当时砖瓦厂尚未停工，企业负责人不时催促，正等着我们考古结束后挖遗址区的泥土生产砖瓦。

未料，这次发掘出土了更多的陶器、石器、木器、骨器，修复陶器近200件。遗址独特的文化类型清晰可辨，更令人惊喜的是，发掘后期出土了独木舟及相关遗迹。

独木舟的一端已被砖瓦厂毁坏，残长5.6米，最宽处0.53米。舟的两侧竖插着两排木桩，底部横架着数根木桩与石块。舟的两侧散落着若干木桨、木材以及编织物、砺石等文物。

独木舟一侧的木桨

编织物

这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的独木舟，这一发现对我国的舟船史与交通史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被誉为“中华第一舟”。独木舟所处的地方是当时的湖岸边，交通部专家称其为中国最早的“码头”。

独木舟的发现，轰动了海内外，成为考古学家、舟船史家研究考察的焦点。然而，关于独木舟及相关遗迹的性质，有说是制作独木舟的作坊，有说是修理独木舟的工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我看来，不论是制作作坊还是修理工厂，其整体性的价值与意义都是极其重要的。

为此，我萌发了要将独木舟及相关遗迹实施就地保护的大胆想法。一是因为独木舟及相关遗迹的考古研究价值，如若搬离现场，必然会失去大量的考古信息，对遗迹的整体性造成彻底毁坏；二是萧山区委、区政府已经做出保护恢复湘湖的重大决策，独木舟遗迹就地保护，能为将来建造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奠定基础。独木舟与遗址博物馆定会成为湘湖最为重要的人文景点之一，为湘湖增添亮丽的文化景观。

然而，由于社会对跨湖桥遗址和独木舟遗迹的价值缺乏了解，就地保护计划受到极大阻力。况且这么大型的木质文物就地保护在国内尚属首次，8000年下来，木质文物严重碳化，当地环境十分恶劣，在地下水的入侵与露天日晒雨淋下，根本无法实施科技保护。为了使独木舟不受阳光雨淋，我们现场搭起了简易棚子，入冬时，将棚子全封闭盖住。

独木舟保护临时棚子内景

独木舟保护临时棚子外景

虽然有了临时棚子，但只能算是临时应急措施，已经极其脆弱的独木舟根本经受不起这样恶劣的环境，严重碳化的木料很有可能突然之间会化成粉末。于是，我们于2003年春夏时节建造了500多平方米的钢架建筑。为了能控制温度和湿度，再在彩钢棚内搭建了帐篷，安装了空调设备，彻底改善了独木舟遗迹的保护环境。这些举措得到了国内文物保护专家们的高度赞许。保护方案经过三次全国性的论证会，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审批。

但独木舟是否就地保护仍在争议之中。因为独木舟所处地标高度是海拔-1米以下，而湘湖将要恢复的水位在4.5－4.8米之间，两者的落差近6米。独木舟若不搬走，湘湖的水面就无法恢复。我提出了建水坝一样的圆形围墙，既能把独木舟保护起来，又能够恢复湘湖水面，但此建议一直未被采纳，焦虑与压力终日笼罩我心头。

2003年建成的独木舟保护钢架建筑

2005年4月8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亲临独木舟遗迹现场调研，对遗址保护作出了重要指示。之后的独木舟遗迹保护工作顺利进行，为跨湖桥遗址博物馆的建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