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加农：跨湖桥文化命名始末（二）

编者按：

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是一个考古项目发掘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必将载入考古学的研究与发展史册。

在跨湖桥遗址发现之前，浙江已发现4个新石器时代文化——从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延续到之后的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形成了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源流谱系。

8000年跨湖桥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犹如石破天惊，打破了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近二十年的沉静，成为当时浙江境内最早的史前遗址，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此，我们邀请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浙江省越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杭州市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萧山博物馆原馆长施加农，向大家讲述跨湖桥文化命名始末。

跨湖桥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现场

第二次考古发掘被列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文字：施加农 图片：施加农 马祯俊

1990年10月-12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一次考古发掘。这次发掘最终在争议中收场。

在此之后，重新寻找跨湖桥同类型遗址，进一步确定遗址的年代问题，一直缠绕在我和同事王屹的心头。

2000年，省考古所蒋乐平有一“浦阳江流域史前遗址调查课题”，蒋乐平从浦江、诸暨一路调查，于当年后半年进入萧山。为此，我们与蒋乐平商量，要求他进入湘湖区域对跨湖桥遗址再次进行调查，并得到赞同。

2000年底，跨湖桥遗址再次被调查发现。但此时，砖瓦厂刚刚转资不久，遗址周边可做砖瓦的土壤已被挖空，推土机正准备挖遗址区的泥土，用于砖瓦生产。发掘经费一时无从着落，情况十分紧急。

时任萧山市副市长周红英（中）现场调研

危机时刻，时任萧山市副市长周红英在听取我们的情况汇报后，召集了文化、财政、土管、城建、交通等五个局的领导，到遗址现场调研。未几，发掘经费下拨了。

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于2001年5月至7月进行。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木器和骨器等文物，遗址独特的文化面貌更加清晰可辨。遗址还出土了人工栽培的稻米颗粒，若遗址年代的数据无误，意味着我国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将向前推进1000年。

为了验证遗址年代的可靠性，考古队将出土标本送到北京大学考古系进行碳14年代测定，其结果与第一次发掘测定的年代数据完全一致，在距今8000-7000年之间。这再次证实跨湖桥遗址是当时发现的浙江境内最早的史前文化遗址。

跨湖桥遗址出土：人工栽培稻米颗粒

跨湖桥遗址出土：精美红彩黑皮陶钵

跨湖桥遗址出土：最具特色的彩陶釜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被修复

至此，省内的考古学者们对跨湖桥遗址的文化特征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即跨湖桥遗址应当属于一种崭新的考古学文化概念，至少可以肯定，遗址独特的文化类型——跨湖桥类型。若能尽快命名“文化”，就更能突显考古的成就。

为此，我们请示省考古所领导，是否可以召开一次跨湖桥遗址考古学术研讨会，通过会议的形式命名“跨湖桥文化”。省考古所领导非常赞同。此举得到了萧山区政府和省文物局领导的大力支持。第一次跨湖桥考古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3月在萧山举行，中国考古学会两位副理事长、著名的考古学家严文明、张忠培及来自全国各地的40余位考古专家出席了会议。

跨湖桥遗址第一次学术研讨会

出人意料的是，很大一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对遗址年代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普遍认为，这么先进的制陶工艺，其遗址到不了8000年，有的甚至认为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与省内考古学者形成截然不同的观点。众说纷纭，争议声此起彼伏。

在此情况下，严文明对跨湖桥遗址作出了极具说服力的分析。他指出：从表面上看，跨湖桥遗址似乎比较先进，但有些现象值得注意。一是，所有陶器中没有新石器中晚期的三足器，大多是圜底器，陶釜都用活动支座支撑，这说明遗址年代比较早；其二，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表明当时人们食物的主要来源是狩猎和采集，稻谷比例很少，只是一种补充；其三，遗址出土的所有石器都没有钻孔，是新石器时期早期遗址的证据；其四，跨湖桥遗址距离河姆渡遗址、马家浜遗址都很近，而跨湖桥遗址与他们又毫无关系。把跨湖桥遗址的年代再往后移，拿跨湖桥遗址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比较，他们之间就更没有联系了。严文明最后说：我们不能以既有眼光来看待一个崭新的发现，跨湖桥遗址是一个崭新的发现。

严文明先生（右一）在研讨会上发言

严文明这番话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跨湖桥遗址的年代测定数据问题，但已经推翻了其他专家对遗址年代等诸多的怀疑论点，极具说服力。跨湖桥遗址位于一北一南的河姆渡与马家浜两个遗址之间，直线距离都不超过100公里，且都临近平原地区，河姆渡遗址与跨湖桥遗址均属宁绍平原地区，马家浜遗址在浙北杭嘉湖平原。如与这两个遗址是同一时期，它们不可能没有一点交集，不可能没有一点文化联系。

从跨湖桥遗址的文化面貌看，无论是把它放到河姆渡文化还是马家浜文化中，都截然不同、互不能容。晚于姆河渡和马家浜的良渚文化遗址，与跨湖桥遗址的距离则更近，而且在萧山境内也有发现，如位于进化镇的茅草山遗址、河庄镇的蜀山遗址都属于良渚文化，这些遗址与跨湖桥遗址的直线距离在20公里之内。它们若年代相同，怎么可能在文化类型上存在这么大差距？由此推断，可以完全排除把跨湖桥遗址当作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这种论点。这也基本确定了此前碳14测定遗址年代数据的可靠性，严文明的高论彻底平息了会场此起彼伏的争论。

会议通过热烈的讨论，对跨湖桥遗址的相关问题得出了基本结论：跨湖桥遗存的文化面貌十分新颖独特，其器物群基本组合、制陶技术、彩陶风格等，皆不同于浙江境内任何一支已知考古学文化，又自成一个整体，是浙江史前考古的崭新发现。由于其文化面貌的特殊性，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单独的文化类型，即“跨湖桥类型”。但限于当时相关的遗址发现仅一例，对遗址的基本分布范围尚不明了，还不具备文化命名的条件。与会专家提出，必须要再次找到与跨湖桥类型相同的遗址，了解遗址大概的分布范围和来龙去脉，才能真正命名“文化”。

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证书

会议取得了一个非常意外的收获，即为跨湖桥遗址参加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奠定了基础。借着会议机会，我请在场的《中国文物报》副总编曹兵武，以电话形式补报了评选活动申请。4月12日，跨湖桥遗址考古一举被列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实现了跨湖桥遗址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使沉寂了近二十年浙江史前考古工作有了新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