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报读书会｜舟山人杨怡芬谈《海上繁花》：我的初心，吾土吾民

杨怡芬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那些沉没在海底的战俘大多数是加拿大炮兵团的。

因为有了一位70后小说家杨怡芬，舟山这个浙江的海岛，一再地被文学所看见。

先是长篇小说《离觞》，接着是这一部最近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海上繁花》。杨怡芬形容自己，从年代剧写到了历史剧。

《离觞》是1949年到1950年之间南方解放战争的皱褶，《海上繁花》则是南方的抗日战争的侧面。对于浙江中生代作家杨怡芬来说，写作这件事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她，“企图寻求属于我的‘立足之地’”。

盛夏小暑时节，杭州的天是火辣辣的，爬上西湖边的宝石山肯定是要出汗的,但还是有很多读者，为着一本书而上山，来奔赴一场打开历史传奇的钱报读书会。

《海上繁花》的作者杨怡芬，从海上来。从舟山到杭州，这一路更像一场“燃烧的激情”。

她是故事的讲述人。写完这部书，她花了三个月才走出这部小说。正如她所说：《海上繁花》的时间是从1941年到2017年，空间从舟山群岛扩大到浙江，再辐射香港和重庆，甚至英国和日本，她写就了一部走出舟山，以浙江为主要背景地，企图放眼世界的小说。

“初闻东极渔民勇救里斯本丸落水战俘时，被这个传奇感动，这是我的初心”，杨怡芬坦言，她作为一名舟山土生土长的海岛人，却是以一种“他者”的眼光，在寻找“本地传奇”时，保持冷静与反省，以便更深入地探究传奇背后的某种真实。

“我的初心，也在那里：吾土吾民。”她说。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舟山人，说到舟山人，杨怡芬说，“日常当中，我们会常常以‘肚量大’称赞一个好人。日夜和海洋相伴，对生命的无常，会有比陆地上的人更深的感触，因此，也更加珍惜。”

杨怡芬是这样看舟山人的：从陆地而言，舟山是偏僻海疆；从海洋而言，舟山是当然的前沿。这种既边缘又前沿的地理位置，投射到人的思维特性上，就会展示一种矛盾性，如果调节得好，就说是“不卑不亢”吧：既看到自己的局限，又不过分看轻自己。

一部战争题材的历史小说，反思战争，一定也会是小说其中的一个关键词。

“这是我写作20多年里，人物死去最多的一个小说。”她说。

杨怡芬向读者透露写这部战争题材的小说的心迹。“写作的时候，我常常被黑暗侵袭，有好几处写不下去的时候，所谓‘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

说到底，她想写出的还是人类的基本情感，传奇，只是载体。人何以成为人，是她最想探讨的。

杨怡芬在舟山机关工作多年，平时最爱种花。在写作《海上繁花》期间，她在家中露台上种了很多花，尤其是辛苦培育从初春到初冬45天就会来一波的月季花。她说，“她们的明媚把我固定在人间。”

她的这部《海上繁花》的书名，灵感来自于小林一茶的俳句。“此世，如行走在地狱之上凝视繁花。”小林一茶的这句俳句，被引来做题记，这是杨怡芬和她的书中人一起经历的心境。

掩卷之时，又一个抗战胜利纪念日即将到来。你或许会觉得，今天的和平，如此珍贵，如此值得珍惜。因为只有和平，才可能有真正的日常生活。

在钱报读书会之前，潮新闻记者与杨怡芬进行了对话，以下是对话实录——

被渔民藏匿并辗转送到重庆的三位战俘与当时抗日军民合影。忻元寅供稿

钱报读书会现场。

【从年代剧写到了历史剧】

潮新闻：《海上繁花》是你继《离觞》后第二部以舟山岛为历史背景的长篇小说吗？《离觞》是解放战争背景，《海上繁花》的时间又提前了几年，是二战背景，这一次你正面写了战争，你觉得写《海上繁花》对自己也说难度增加了吗，还是觉得写得更轻松一些？

杨怡芬：《离觞》的历史背景时空是1949年春到1950年春的舟山群岛，但《海上繁花》的时空广阔，时间是从1941年到2017年，空间从舟山群岛扩大到浙江，再辐射香港和重庆，甚至英国和日本，是一部走出舟山，以浙江为主要背景地，企图放眼世界的小说。虽然《海上繁花》比《离觞》更接近战争的正面，但其实还是在侧面。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这两部小说都是我的长篇开端之作，《离觞》时空呈浓缩状态，《海上繁花》时空呈发散状态，这是我有意识地让自己去实践驾驭不同的时空状态，所以，各有难度，说不上谁比谁轻松；但硬要做出回答的话，恐怕是《海上繁花》更难一些，因为人物众多，事件纷杂，而我需要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气韵去笼罩它们，这个比较累人。终稿交出之后，我用了三四个月才把身心缓过来，这之后就写了一个中篇小说《银河之眼》，就是得了2022年度储吉旺大奖的那一个。

潮新闻：《海上繁花》你对战争的驾驭是全方位的，我读的时候很有看大片的感觉，你在书中也引用人物的话说，“地狱航船沉没事件”是泰坦尼克号加敦刻尔克的故事，多场景，人物是群像式的，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自己像个大导演的感觉？

杨怡芬：大导演的感觉啊，这样一说，好像是有，但写的时候，也就摸索前进，全然没有大导演的神气，倒像是一个跑龙套的，在故事当中跑来跑去。这是一个陈年旧事，按市面上的说法，《离觞》叫做“年代剧”，那《海上繁花》叫啥呢，“历史剧”？

潮新闻：为什么又搞了个‘戏中戏’的框架呢？这样穿越现代和历史的双重时空的叙事，对这个小说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杨怡芬：写作之初，我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把这个旧故事当做旧故事说一遍，另一个选择就是在旧故事里加上新故事。正在犹豫的时候，我读到了理查德﹒弗兰纳根的《深入北方的小路》，它得了2014年的布克奖，主体说的是修建泰缅铁路的澳大利亚战俘的故事，他的明艳与黑暗并置的写法，也让我选择了旧故事加新故事的写法，启动了小说的叙述者张明和木村香织的异国恋情，就是“戏中戏”的框架。这样穿越现代和历史的双重时空的叙事，给小说以明艳的同时，也拓宽了小说的时空，从1942年延伸到2017年左右；也给予了小说更多的思辨色彩——对于战争、仇恨和爱的思考，在回望的姿态里，更容易定型。

在写作过程中，我依然又面临选择，我是加强新故事让它足以和旧故事抗衡，还是谦虚地以旧故事为主体彰显旧故事巍然不动的主体地位？我犹豫了很久，选择了以旧故事为主体、以新故事为楔子的写法。我在小说的最后一句里感叹：“楔子嘛，就只要尽到楔子的本分就可以了。”其实，这句话里，藏着我的遗憾，如果我加强新故事，那这个小说又会是什么样貌呢？也许更好？但我还是臣服于那段从舟山出发的往事，我的初心，也在那里：吾土吾民。

潮新闻：你说这是一部想重返历史现场的小说，我们看到的文本，它既呈现了“重返”，也呈现了“历史现场”，而且到后半部，似乎“重返”的部分也花了大量的笔墨，相比“历史现场”部分的紧张和抓人，我觉得“重返”可能是更难完成的书写，在后半部中，你为什么要层层剥开“戏中戏”完成的始末呢？这样会不会产生一种“间离效果”？就像你说的，先把画挂上墙，然后我们再进入这幅画，让这幅画活起来，开始说话，也即你说的你“悬挂了这部小说”？

杨怡芬：“间离效果”，就是我想要的。我想，这也许会是我这部小说与大多数写抗战的小说不同之一。这种间离，既可以让读者（同时让作者）透口气，同时进一步加强我想做到的对于战争和战俘的思考。我写作这部小说的起初感动是对渔民勇敢的钦慕，最后落脚于对长眠于海底的里斯本丸沉船里的年轻人的心疼。这个后半部的”剥开“部分，就是为这些如今还长眠于舟山东极海域的这些年轻战俘而写的，他们无法言说，就让他者来完成言说，所以，细读之后，这群隐形的沉默人物一直在的，你有发现吗？而事实上，也形成了“悬挂了这部小说“的结构。

回东极岛谢恩的战俘佐恩（左），小说中约翰的原型。

【人、性、情：战争缝隙中的微观历史】

潮新闻：我注意到这一部长篇虽然是战争压境，但在战争的缝隙，你依然用大量细节展现了抗战时期香港、舟山等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及现代时空里在舟山本岛的沉船小说的写作者“我“和其日本恋人香织有关的日常生活，工笔刻画，一丝不苟，感觉这成就了你个人的写作风格，既有大历史，又有每一处时间里展开的日常生活细节，你是一个细节控吗？会特别重视小说中每一处细节的准确性吗，你在写作中，怎样让细节伸展到想象与现实的舞蹈之中？

杨怡芬：细节控，肯定是的。小说怎能不注重细节和细节的准确性呢？小说本身就是一个物质世界，是一砖一瓦似的细节砌起来的。当年，我准备写长篇时，我就想好了，我的小说，要有一个坚实的内在，犹如骨骼，撑起血肉，又被血肉所覆盖。《离觞》也是，《海上繁花》也是，这副骨骼，就是我探摸之后仔细描绘的史实，这个史实包括大历史和微观历史。日常生活的细节，就是从微观历史中来的，这种历史感，一部分来自历史资料，一部分来自文学文本。我努力去搜集，去吸取，咀嚼之后，喂养我的小说，就像是那些东西本然就是我的记忆，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它们都会自然地输出。这是让我对写作着魔的地方。我只要努力咀嚼消化，我就能变身为某人。忘我，也许，就能让细节伸展到“想象与现实的舞蹈当中”的秘诀吧。

潮新闻：书的开头香港沦陷的部分，乔和安妮这对跨越了阶级的小青年相恋，让我马上想到了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但转瞬生活就在战争的硝烟中支离破碎，作为一名女作家，你写香港部分，你有受张爱玲还有萧红的影响吗，这两位都曾经历了香港的沦陷。而且这一次，你一进入读者视眼的是一个在香港的英国上流人士的视角，不是普通平民视角，但同样接下来伊恩这一家经历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似乎战争对曾经优越的阶级也没有仁慈一些，在构思这个长篇时，你为什么会把伊恩这个英国商人作为第一男主角呢？

杨怡芬：是的，萧红和张爱玲都经历了1941年12月圣诞期间香港沦陷。萧红是在1942年1月去世的，她没有时间来写下倾城之际的文字了，虽然我知道她生命的最后两年在香港，但我没抱希望在她的文字里取用我要的战时氛围。对于张爱玲，我是有期盼的，但是，她能提供的多是室内的粘稠氛围，而且，她当时是寄居者的视角，而我要的是殖民地“主人翁”一般的视角。兜兜转转，我终于在项美丽的《香港假日》里，在这文学性很强的非虚构文体里，我找到了合适的氛围和战时日常气息。那一天，我在激动和喜悦中度过！项美丽是《纽约客》的作者，她在上海、重庆和香港都住过，邵洵美曾给过她一纸婚书的。不扯开去了，说这个伊恩吧，因为他是后来被渔民藏匿起来的三位战俘中的中心人物，在香港的伊恩，是战俘伊恩的前传，我不能不给他一个重要的位置。

潮新闻：读完全书，似乎整个小说的调性是由小林一茶的俳句里走出来的？这绝对是一部很有掌控力的小说，家国情怀和个体生命都能被看见，明艳的部分，乔和安妮、敏妮和卢瑞秋，阿明和香织，三段男女之欢都写得真真切切，因为这两段情爱，反倒使战争和灾难群戏大场面中，渺小的人自己立住了，“伤花怒放”，你写性和爱，是否就是突出“生如夏花之绚烂“，人的激情就是最“活着”的证明和存在，似乎有了这几段戏，个体的爱欲美好使人成为大写的人，已经足以抗衡一场殃及大半个地球的人类战争了？

杨怡芬：那是我的强项嘛，也是我对生命的理解，也是这部小说写作“明暗对比”的现实需要。激情，对于人生的完成是必须的。拿写小说打比方，没有激情，能走完全程吗？所以，我们会看到比较多的“半部小说”，凭激情能撑住半部小说。走完后半部分，得是有理智相伴的，但还是得激情犹存啊。人是渺小的，但激情自有能量，对性、对爱、对人生，都一样，但是，在残酷的人类战争面前，他们是没法与之抗衡的，只能是战火废墟里开出的花吧，就是“此世，如行走在地狱之上凝视繁花。”

潮新闻：香织这个日本现代女性似乎你也颇费笔墨了，她在舟山的造船厂工作，她身上似乎背负了历史，当年她爷爷就在里斯本丸上，因为那场战争，香织和“我”的当代爱情也遇到了考验。最后一章好像作者还在暗示一些什么，为什么要将香织这个人物的指向搞得她得承担起诸多意义那么复杂，还是你仅仅作为一种诱导，让读者去联想什么？

杨怡芬：在这个小说很多人物里，我对香织有歉意：最具“功能性”的人物，就是她了。我本可以加强这个新故事，让她成为一个主角，前头我刚说了，犹豫之后，我和“香织”决定在“舟山传奇”面前，我们虚心地做个楔子吧。最后一章的感慨，是我对香织的歉意；但同时，书中一个人物对别的人物进行爱情维度的解读，也蛮有意思的。让一个男人保持着迷状态的，难道不是一个变幻不定的女人吗？我得对这段跨国之恋来点心理学分析。这只是我的解读，读者愿意怎么联想就怎么联想，有联想的空间，也是一个好小说的标志吧？

潮新闻：也可以说，这部小说的人物是由世界公民组成的，男主伊恩似乎是标准的英国绅士？他的儿子乔是善良的，他在最危险的时刻爱上了华人管家安妮，并且给予了安妮以爱和尊重，而伊恩的女儿也有华人女友，香织则是日本人，他们都是很有光彩的人，而人性的闪光是可以弥补国家和民族之间的鸿沟和撕裂的，这部小说，是否可以说，普通意义上的人性，爱，人何以成为人，才是作者所探讨的？

杨怡芬：说到底，我想写出的还是人类的基本情感，传奇，只是载体。确实，人何以成为人，是我最想探讨的。

有朋友跟我总结说，我的小说里很少坏人，而她喜欢看里面大多数是好人的小说。我当初听着自己也笑了，怎么办，要么我下回狠狠地写个坏人试试？

这是东极渔民代表在香港战俘墓地扫墓。

这是藏匿三位战俘的“小顽洞”的洞口。

【战争是什么，关于战争的反思又是什么】

潮新闻：书中有很多你对战争反思的表达，比如伊恩感叹“从进了集中营之后，文明生活越来越远，远得我以为大概永远回不去了”；比如战争对人的异化，“约翰问自己：如果我是他，我也会这样抽打战俘吗？战争会把我变成这样的人吗？……你作为一名作家，对人性是乐观和还是悲观的呢？书里写了那么多残酷真相，作者深信人性在一定环境中是会被扭曲的？

杨怡芬：这里的”文明生活“，在伊恩这里，可以说是他的日常生活，他这样感叹之时，带着他固有的某种优越感，他的反思里，既有对日常生活失去的痛苦，又有对曾经有过的优越感的思考吧。我当时选用“文明生活”这个词的时候，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人是环境的产物，人同时又是万物的尺度。我对人性是抱着悲观底色的乐观的。我深信在和平环境里，大多数人是“好”的；在战争环境里，人性会被扭曲，但一定有一部分人还保持着人之为人的尺度，比如“里斯本丸”上的二副荒木。我们不能以和平时期的道德观要求战争环境里的人们，但战争环境里的人性之光，更让我们看到人的尊贵。在微博上有读者对《海上繁花》做了一段书摘，说：“人投生在哪个时代，这是身不由己的。对于’生‘这个事儿，个人完全无法把握。说起来，这一点，十分可怜。生在一个坏的时代，跟着一起做了坏人，死去的时候，心也不安啊，可能会情不自禁地反问，在坏的时代，我为什么不努力去做个好人呢？其中肯定有好多好人的。”这差不多是我自己的想法吧。

由幸存战俘绘制的“里斯本丸”号沉没情景。资料照片

潮新闻：读完全书，约翰这个战俘人物似乎稍有些溢出的感觉，他好像跟叙事的中心不紧密？你说这个小说想特地呈现几对父子关系，在战争岁月的，在和平岁月的，这是否和你自己的亲子关系有关，我印象中好像你的成长经历中父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杨怡芬：约翰这个人物，在里斯本丸上，他是众多战俘之一，他低调地经历了船沉、日本战俘营、战后回英国开始正常人生、老年时回东极谢恩，他是个比伊恩更幸运的幸运儿，他的存在是和东极海底八百余战俘的一个对应，前面我说了，后半部分的隐形主角，实在是那海底的八百战俘，那么，约翰，他不能占据叙事中心。呈现几对父子关系，也是为了对应海底八百战俘的，因为，他们失去的就是为人之父的人生旅程。我曾特意在今年的父亲节为这部小说写了个创作谈，像个仪式。

我的成长经历中，父亲有长达8年的缺席时间，这个缺席，比之在场，“父亲”这角色更有存在感。我想，心疼那些战俘，正是我这种因父爱缺失而更重视父爱的情感投射吧？我的父亲曾经是个狂热的文学青年，他对我的养育，几乎是按“未来作家”的方式来的，在我的青春期反抗阶段，我不肯就范，我不想写作，我直到30岁以后才开始写小说，回到父亲期盼的轨道上来，想写让父亲称赞的小说，算是与父亲和解了吧。

潮新闻：似乎在承平日久的和平年代，我们大多数人对战争的认知是远远不够的，战争可以轻易摧毁一切，包括肉身、家园和幸福，对一部写历史和战争的小说，你觉得当代人阅读它的意义是让现在的年轻人对战争这件事的残酷性和人性的崩塌更深入了解吗？还有，你在写里斯本丸号上发生的一切时，当时你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感觉你镇定地一笔一划地还原了里斯本丸上的罪恶，苦难以及人性的光辉？当时会不会有你写不下去的笔墨？

杨怡芬：我是个会寻求“意义”的人，我写《海上繁花》，写战争的残酷，为的是呼吁对和平要尽最大努力去维护。但我能做的就是写完整个小说，怎么解读，是读者的事情了——指手画脚的态度，是我不喜欢的。这是我写作20多年里，人物死去最多的一个小说，写作的时候，我常常被黑暗侵袭，有好几处写不下去的时候，所谓“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在写作这小说期间，我种了很多花，尤其是辛苦培育从初春到初冬45天就会来一波的月季花，她们的明媚把我固定在人间。“此世，如行走在地狱之上凝视繁花。”小林一茶的这句俳句，被我引来做题记，这是我和我的书中人一起经历的心境吧。村上春树对于写作有个比喻是潜入到黑暗地下，他说，但是你要保持回来的能力。

东极诸岛全貌。

【以“他者”眼光寻找舟山传奇】

潮新闻：你是土生土长的舟山人，作为一名海岛人，这本书你写得最得心应手的部分，是否是那些跟海、跟船有关的部分？当一位写作上已经颇为成熟的作家将自己的目光对准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一定感觉到这块土地具有它特有的“传奇性’”吧？在写舟山解放前生活的《离觞》之后，你为什么会再次打捞起一个历史时空里的题材，为什么你想写的是这样一艘跟沉船有关的故事呢？

杨怡芬：我写得最得心应手的应该是涉及女性和日常生活的部分，海和船，我也尽力描摹了。都说要离开家乡才有书写家乡的相对正确的眼光，因为身在庐山身处夜郎，难免一是难窥全貌二是自大而不自知，可我的个性，算是深于自省的人，“一日三省吾身”，其实是很累的一个状态，但对于写作来说，还是不错的，比较容易获得一种“他者”的眼光，在寻找“本地传奇”时，保持冷静与反省，探究传奇背后的某种真实。我初闻东极渔民勇救里斯本丸落水战俘时，被这个传奇感动，这是我的初心，但我随即又生疑惑：除了“救人一命天上一星”的传统信念，渔民敢救并能送出其中三位的行动中，这背后有什么支撑系统？我就带着这个疑问去看资料，也带着这种“解密”之心来写这个小说，不仅仅把它当做传奇来拔高叙述，因为，光是这朴素的救援就足以媲美当年稍早些发生的营救杜立特空袭行动中的飞行员的壮举了。

读者会以为我写完一个小说再接着写新的，但事实是，我写完《离觞》之后，就放她出去在各个出版社之间闯荡，我开写新的长篇小说，在这写作中途，《离觞》又“回厂”修改，改完再放出去，我继续写手头上的这个。即便前一个小说定稿之后，出版周期也会是一年多吧，所以，这两个小说写作有很多重叠的时间段，在同一时间段里，我用两种腔调叙述。我写她们的原因，觉得是能填补一些在我观察范围内的比较少的小说题材的空档。《离觞》是1949年到1950年之间南方解放战争的皱褶，《海上繁花》则是南方的抗日战争的侧面。我企图寻求属于我的“立足之地”。这是写作理性的一面，我算是个感性的人，最起初的感动，是驱使我进行写作的真正原因。

潮新闻：这部小说的地域打开比较开，香港、上海、重庆都有展现，相比而言，舟山在这部小说中的形象似乎没有《离觞》中有那么多层次的世俗生活的丰富性，《海上繁花》中的舟山似乎更多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比如岛上的渔民不顾日本人炮火近在眼前而勇敢地救援沉船逃生者，并且还藏起了三名战俘，其中就是伊恩，这样也使伊恩在日后成为了灭绝人性的日军暴行的见证者和传播者，你展现了岛上百姓的纯朴善良勇敢，比如阿卷，不过相比别的角色似乎略为单一向度，就是人物的功能性更强烈，看完这本书，《海上繁花》中的舟山似乎不能像《离觞》那样成为隐性的主角，所以是否可以说，这本书其实不仅仅是一个“舟山传奇”？

杨怡芬：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里说到扁平人物，这种人物的塑造“简单、抽象、典型”，可以寄寓我们某种被放大的情感，我想，这也就是你说的“功能性”吧？《三国演义》《红楼梦》里都有很多扁平人物，比如关羽是“义”，张飞是“勇”，曹操是“奸”，刘备是“仁”，王夫人的“木”、邢夫人的“精”、湘云的“憨”等，都很单向度，在《海上繁花》以事件为主的框架里，对人物只能以扁为主稍微带圆这样子处理了。

通过《海上繁花》的写作，我体悟到，舟山，不仅仅是一些有形之物——比如我在《离觞》里仔细描摹的那些，它还有舟山人世代秉承的信念和价值观。《离觞》侧重前者，而《海上繁花》侧重后者，其他的人物也可以理解为映照“舟山人”的镜子；所以，这《海上繁花》虽然从地域背景里走出了舟山，但从精神维度来看，是一个“舟山传奇”，又不仅仅是一个“舟山传奇”。

潮新闻：“救人一命，天上一星”，书中所称道的舟山渔民的朴质的救人行为，是否是渔民在与大海打交道的环境中，从历史时间深处而来形成的一种人道主义精神？这样朴素的真理是渔民们信奉的，他们因此而勇敢无畏，这种人性的光芒是否也是海岛精神的一部分？

杨怡芬：刚刚说到“舟山”这个家园概念，不仅仅是一些有形之物，更是舟山人世代秉承的信念和价值观。大到比如“救人一命，天上一星”的勇毅，小到比如助人的态度“送佛送到西”。在《海上繁花》的悠长故事里，于日军环伺之下，在沉船旁救起落水的战俘，东极渔民秉承的是祖上所传“救人一命，天上一星”的高尚信念；机智藏起三位战俘又辗转相托、环环相扣送到重庆，他们所抱的是“送佛送到西”的平常处世之心；这一大一小，依我的观察，时至今日，依然是民间强劲信念。每当台风过境，总有几则暴风雨中渔民互助救援的新闻传来，让人泪目感动。有几回搭朋友便车回家，我说到某处放我下车就是，对方答我的都是这句“送佛送到西”，执意送我到家门口，让人心生暖意。确实，这种既高尚又平常的人性光芒，是舟山海岛精神的一部分。

潮新闻：你写了两部历史现场的海岛有关的作品了，海岛人在当下又是怎样一种思维特性呢？你是否有新的观察，是否会写一部跟当下生活有关的海岛作品？

杨怡芬：这思维特性，得追根溯源。舟山历史上经历过明、清两次连根拔起的海禁，康熙年间才又开始从大陆移民重建。舟山的东部，多是台州、温州人迁徙过来，他们的方言里台、温话至今余韵尚存；舟山的西部和南部，多是宁波方向过来；舟山的北部在嵊泗那一带，有一些是从上海、江苏过来的，但主体还是宁波方面迁移的居多。这样的组合里，群体上天然就有兼容并蓄的心态。所以，日常当中，我们会常常以“肚量大”称赞一个好人。日夜和海洋相伴，对生命的无常，会有比陆地上的人更深的感触，因此，也更加珍惜，舟山的生态保护这方面，禁渔期的实行、海上鸟岛的维护，对海难无差别的救助，都是一种从古到今都有的特性。从陆地而言，舟山是偏僻海疆；从海洋而言，舟山是当然的前沿。这种既边缘又前沿的地理位置，投射到人的思维特性上，就会展示一种矛盾性，如果调节得好，就说是“不卑不亢”吧：既看到自己的局限，又不过分看轻自己。我确实在写一部跟当下生活有关的“海岛”作品，也同时在写着《离觞》的续集，希望我能呈现我观察到的海岛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