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人李芳春在清同治、光绪年间三次赴京参加会试,均失败而归。他认为自己屡考不中的原因,是自己家乡横溪小埠头村附近的西赤城山被江西人“谋”了“风水”:“吾所居之村背负西赤城山,山下岗脊有石穴如槽。形长二三尺,广尺许,人呼曰石粪池,亦不知何代盗凿者也。相传,凿时夜凿昼盈,后以秽物压之,不复满。山顶之脉,自此而后,响震数十里。今其地曰牛断颈者是也。然则凿者为坏风水计,而非为取怨明矣。”
仙居民间曾广泛流传“江西人谋风水”的传说,内容都差不多,说村里本来是会有人出将入相甚至“做皇帝”的,但因为周遭某一道石岗被挖了一道坎,某棵大树或某根古藤被砍伐,还需要用大便之类的“秽物”或鸡血浇淋,压制住石岗、古树、古藤的灵性,从此村落的“风水”就变坏了,再也不能冒出杰出人才,而罪魁祸首就是“江西人”。李芳春在其《笔记》中还说:“吾邑苦江西人掘伤地脉,或男、妇成群,或只身行,为患久矣。”可见这种传闻在仙居流传之广,仙居民间对神通广大又阴险狠毒的“江西人”恐惧之深。
风水之说自然荒诞无稽,但寻找“谋风水”传闻广为流传的原因,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明代仙居人文鼎盛,科举曾甲于台属六县,高官辈出,然而终有清一代,仙居在科场几乎颗粒无收,仅有一名文进士。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清代仙居文人与老百姓找到的答案是:“风水坏了”。风水怎么会坏呢?“被江西人破坏了”。江西人为什么要来仙居破坏风水呢?因为明朝时仙居官员与江西官员结怨,吴时来他们可没少吃严嵩的苦头!
下面我们借“谋风水”话题,引出明代仙居籍官员与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严嵩斗争的故事。这当然没有地域之间的恩怨,而是正直之士与奸佞贪腐势力的不屈抗争。
严嵩(1480-1567),字惟中,号介溪,袁州府分宜(今江西省分宜县)人,嘉靖二十一年(1542)入阁,擅专国政达二十年之久,为官专擅媚上,窃权罔利,并大力排除异已,迫害忠良,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肆行贪污,是明代最著名的奸相。在严嵩当政时期,应大猷、林应麒、李一瀚、吴时来等仙居籍官员都与他发生过矛盾,也都遭到他的打击与迫害。
李一瀚(1505~1567),字源甫,号景山,田市李宅人,历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光绪仙居县志》王寿颐序中评点仙居立县一千五百年以来本地人物,仅李一瀚与张俭两人以“宦绩”著称,明穆宗在谕祭文中评价他“性资刚毅,操守清严”,后人称其“铁面冰心”。
李一瀚是个连严嵩都不愿轻易招惹的人。严嵩有个干儿子叫梁绍儒,时任翰林编修,山东人。当时山东的风气是,官宦人家田地多,但都赖着不交纳田赋,拖欠的赋税要乡里百姓分摊补齐,所以普通百姓田地少,田赋却交的多。嘉靖三十七年(1558)李一瀚任山东参议时,严令官宦人家追缴田赋,梁绍儒跑去找干爹说情,严嵩无奈的说:“李某岂可与言哉?”梁绍儒勉强交了一半的粮,但李一瀚不依不饶,全部征收了才罢手。
严嵩不向李一瀚开口为干儿子说情,是因为他深知李的为人。严嵩权势熏天,江西士大夫纷纷主动投入其门下,自认干儿子,甚至与严府的家童奴仆结为兄弟,所以升迁都很快。唯独李一瀚,长期在江西任职,嘉靖十七年(1538)考中进士,先任江西安福知县,嘉靖十九年(1540)升为江西道监察御史,嘉靖三十四年(1555)任江西按察司佥事,却从来没有给与这位内阁首辅和他的家族任何关照,所以五六年都没有得到升迁。一次进京拜会内阁学士,其他官员都带着厚礼,多的有“数百金”,只有李一瀚是空手去的。见面时,严嵩对他说:“李先生资历很深了啊。”这句话耐人琢磨,“资历深”就是你李某人职位很久升不上去,知道为什么吗?想升官吗?知道怎么才能升官吗?李一瀚也有意思,淡淡的说一句:“还有比我李一瀚资历更深的人呢。”升不了官的人多了去呢,无所谓!
嘉靖三十五年(1556),严嵩的亲信、台州府推官萧文清兼署理仙居县事,当时萧已经升任严州同知,临走前想再捞一把,以修复被倭寇焚毁的城墙为名,大肆搜刮,劫后余生的民众不堪忍受。李一瀚恰好因故赋闲还乡,见状怒不可遏,竟然端着摆放祭品的盘子到东岭为萧文清“饯行”。这种出格的做法,叫做“摆路祭”,通常是亲友在为死者送葬的必经之路上设祭的一种礼仪。萧文清受此羞辱,第二天就悄悄的溜走了,“一邑称庆”。
虽然李一瀚三番五次不买严嵩的账,但毕竟只是不攀附,不拍马屁,没有与严嵩发生直接冲突,也没有损害严嵩的直接利益,所以严嵩只是不喜欢他,冷落他,并没有下手打击他,只是让他在地方上原地踏步,升官慢一点而已。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严嵩倒台,李一瀚的人生才开挂了一样,不到两年时间连升五次,直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可惜的是此时他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林应麒(1505~1583),字必仁,号介山,城东断桥人,历官至惠州府同知。他与李一瀚是连襟,分别娶广东右布政使应良的两个侄女为妻。
林应麒功德牌坊
林应麒是个宁折不屈的狷介之士。他嘉靖十四年(1535)考取进士后,任江苏吴江县令,拜见巡查江苏的御史苟汝安时,见苟汝安态度傲慢,居然不肯跪拜,只做一个长揖就转身离开,结果遭到弹劾,被贬为吏部闲职教习,继而降授安徽六安州判官。嘉靖二十七年(1548),林应麒调任金溪县知县,次年升任云南提举,随即又升任广东惠州同知。嘉靖三十一年(1552)九月,林应麒回仙居奔母丧,丁忧期满欲再度赴任时,被江西巡按御史萧端蒙弹劾,即被罢官。
这一次被弹劾,起因于林应麒任金溪知县时得罪了严嵩。当时他为江西按察司副使郑世威起草文稿,呼吁革除下属为上司建牌坊的陋习,举了分宜、进贤二县分别花六千两银子为本县户籍的高官建牌坊的例子。文章写得很漂亮,措词激烈,读的人无不拍手称好,却大大得罪了两个管天下官帽的大员。内阁首辅严嵩是分宜人,吏部尚书万镗是进贤人,这篇文章批评的不正是他俩么?萧端蒙与林应麒素有嫌隙,抓住机会上书诬告林应麒当年在副使郑世威议减馈送牌坊一事中,将进贤、分宜两县六千两银子纳为己有,弹劾林应麒贪污受贿,沽名钓誉。此事正合了严嵩意图,立即罢免了郑世威、林应麒。
应大猷(1486~1581),字邦升,号容庵,下各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及第,曾参与平定“宸濠之乱”,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一月应大猷升任刑部尚书,次年九月罢刑部尚书,回籍闲住。应大猷仅在刑部尚书位置上仅坐了十个月左右,罢官的原因也是得罪了严嵩。
应大猷像
嘉靖皇帝沉迷于炼丹修仙,二十年不理朝政,严嵩大权独揽,大兴诏狱,打击异己,肆无忌惮。当时受冤案而入狱的人很多,刑部官员为求自保,大多屈服权势而胡乱判决,甚至加重刑罚以讨好上司。应大猷上任后,坚持“平恕”原则,“平”即公平执法,不偏不倚;“恕”即谦抑执法,厚道宽容。他说:“吾知守三尺法耳,不知其他!”当时,素来以为官清正谨慎闻名的户部郎中孙绘,忽然遭到构陷,被罗织罪名,送刑部审问。应大猷知是冤案,竭力为之申辩挽救。严嵩因此对他怀恨在心,唆使朝廷言官反复上疏弹劾,直到他被罢官。
不过,与李一瀚、林应麒、应大猷相比,吴时来曾与严嵩父子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才是严嵩的真正死敌,因此遭到的打击也更惨烈。
吴时来(1527~1590),字惟修,号寤斋、悟斋,白塔镇厚仁村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中进士,三起三落,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朝代,与当时的名宦徐阶、张居正、申时行、高拱等同朝为官,历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去世后赠太子太保,谥忠恪,明史有传。
吴时来像
嘉靖三十二年(1553),吴时来赴京参加会试,临考前,他听闻杨继盛因上疏弹劾严嵩,被捕入狱,廷杖垂死,义愤填膺,掷笔于地,号啕大哭:“忠臣为戳,吾辈何以文为?”立即写好奏章,准备在考场撞死阶下,为杨杨继盛声援。后在众人“天下事尚可为”的劝说下,吴时来勉强参加会试,顺利登第,首任松江府推官兼司理,代理府尹。
嘉靖三十七年(1558),吴时来上书弹劾兵部尚书许论、宣府大总督杨顺及御史路楷,并使这三位朝廷重臣罢官下狱。这三人都是严嵩严世蕃父子的死党,父子俩因此对吴时来恨之入骨,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于是向嘉靖提议让他出使琉球。琉球孤悬海外,风急浪高,往返风险很大,吴时来说:“男子汉葬身鱼腹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我还没有铲除权奸,报效朝廷,死不瞑目!” 他给嘉靖上了一道《乞察奸邪疏》,揭发了独揽朝政二十年的巨贪严嵩父子的罪状:“严嵩辅理朝政二十年,文武百官任免,都出于他的手。秘密命令儿子严世蕃出入宫禁,批答奏章。严世蕃因此凭借权力显示威风,收受贿赂财物,堆积如山,仍然不满足。每做一事,推荐一官,必须事先禀报严世蕃然后奏请皇上。陛下只知建议出自各部大臣,怎知道这都是严嵩父子个人意思呢?国库钱币空虚而权臣之门财物充盈,臣私下认为出去邪恶务求根本。如果不除掉严嵩父子,陛下即使日夜忧愁操劳,边防大事也终于没有作为。”在这篇弹劾奏疏中,吴时来一一列举了严嵩父子受贿的对象、事由和金额,事实清楚,金额巨大,从另一角度也可见严嵩父子大肆纳贿不避人耳目,其嚣张跋扈之气焰令人乍舌。奏章上去后,在宫廷内滞留了三日,没有回复,吓得严世蕃把金银财宝全扔到水井里。吴时应约来到刑部某郎官家赴宴,这位郎官家恰好紧邻严世蕃家,满座宾客听说他上疏弹劾严氏父子,吓得全部跑掉了,他却留下了从容喝酒吃饭,然后回家换上布衣,等待锦衣卫上门。
褒奖吴时来的“天官少宰”匾额
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罢官,其子严世蕃谪戍。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严世蕃被判斩首,严嵩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却无家可归,流落街头。隆庆一年(1567),严嵩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终年八十七岁。他死的时候,寄食于墓舍,既无棺木下葬,更没有前去吊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