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烽火抗大路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虽已百岁，每每听到《抗大校歌》，我依旧心潮澎湃、思忆难眠，抗大烽火岁月历历在目。

第一次入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是1940年底，我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支队一营副指导员兼文化教员。当时，抗日烽火燃遍中国大地，民族存亡之际，抗日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为坚持抗战、赢得抗战胜利，非常重视干部培养。抗大一分校东进山东根据地后迅速开班培训，组织决定派我到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五大队政治训练队学习。支队和营里都非常重视这次学习，离营那天，雪下得很大，营长李福泽一直把我送出驻地村外好几里。临别时，李营长说等我学成回来时一定再来接我。冬去夏归，本以为半年的学习时光很短暂，谁知一别再见竟已四十三载。

我们一入学就投入到紧张的学习和训练之中。战争年代我军非常重视政治工作，对政治干部的选拔培养要求很严。政治建军历来是我军战胜艰难困苦，克敌制胜的法宝。抗战时期条件非常艰苦，武器装备很差，粮食等补给也很困难，吃饭穿衣都不能保证，在极其残酷条件下战斗，靠的全是信念和意志，为鼓舞战士们抗战必胜的信念和坚韧不屈的意志，政治思想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开班不久，传来“皖南事变”的噩耗，大家对国民党背信弃义、同室操戈的可耻行径非常气愤，部分学员出现思想波动，有的认为“联蒋抗日”是错误的，有的担忧抗战前途无望。学校领导对此非常重视，很多校领导都亲自上课分析形势，山东军区的首长也来做报告，干部学员很快统一思想认识，坚定了抗战必胜信心，更加斗志昂扬地投入到学习和战斗中。转眼到了春暖花开的五月，就在学习即将结束时，中央指示抗大一分校选派十名优秀同志到延安学习。学校很重视此次选派，经过文化考试和政治审查，我和其他九名学员一同奔赴延安。由于保密需要，我们到达延安后才知道是派往新疆航空队接受苏联教官培训，学开飞机。

陕西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旧址。CFP供图。

到延安后，我们与抗大二分校和三分校来的同志一起，先被安排到了安塞新成立的军委航校进行集训，边学习边做好奔赴新疆受训的各项准备。当时，我们自办的航校缺乏教练机，中央采取“借机孵蛋”，充分利用新疆航校的苏联教员和飞机优势，加快培养我们自己的飞行员。1941年中，爆发了苏德战争，盛世才“亲苏亲共”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一直拖延直至拒绝我党再派遣新学员加入新疆航空队学习。此时，苏联也无力继续援助我们自办航空学校。中央决定停办军委航校，并取消赴新疆航校学习的计划，集训学员重新分配。其中五位文化程度较高的学员被分配到中央军委二局日文训练班，其他学员大部分被分配到抗大三分校（抗大工程学校）。抗战时期，我党曾积极争取外援，设法建立自己的航校及航空队，为防止国民党的限制和破坏，当时中央筹建航校和派遣学员赴新疆航空队学习都是严格保密的，故档案资料记载很少，但党中央高瞻远瞩、抗大学员忘我付出的这段历史不应被遗忘。

1941年12月，我们到军委二局日文训练班报到学习。虽然，这次为新疆航空队选拔的干部，政治标准要求严格，文化水平要求较高，但大家对日语都非常陌生。训练班采取强化教学，不仅课堂上全部讲日语，平时生活中也必须说日语。吃饭时，领个窝头都要用日语对话，你说不出来，就要站在外面想，等想出说对才能领到。为尽快熟悉日语环境，训练班还注重让不同口音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人员为我们授课。经过一年的强化学习，我们不仅能熟练对话，还掌握了日文电报破译及情报分析。1943年1月，日语训练班学习结束，组织分配我到中央军委二局二处工作。抗战时，军委二局下设三个处，其中，一处负责电台侦讯，二处负责对日情报，三处负责对国民党情报。

1943年2月，刚赴二局报到，组织为培养我，又选派我去延安军事学院学习。原定是学俄文，但学院考虑到我来自一线作战部队有战斗经验，决定分配我到参谋训练队学习。开学不久，中央决定延安军事学院与从晋东南前线返回陕西绥德的抗大总校合并。5月初，八路军总部在延安大礼堂举行欢送会，延安军事学院首任院长朱德总司令到会讲话。朱总司令特别强调：他今天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看望大家，毛主席因为工作忙没有来，毛主席让我代他问候大家好。总司令讲了很多鼓舞和勉励的话，要求大家不仅要学文化，更要重点学习军事。经受风吹雨打，百炼成钢，要随时准备流血牺牲。他还勉励大家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拿起镢头开荒种地，建设校舍；拿起枪杆子，练好杀敌本领；拿起笔杆子学习马列主义、军事和文化知识。第二天，我们从延安出发，经过数天行军，到达抗大总校驻地陕西绥德。 

此时的抗大总校，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和成熟的教学模式。我们的课时基本按政治、军事、文化“四四二”的比例。抗大总校的教学起点高、理论深，我是在抗大总校第一次系统学习中国革命、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至今还记得曾学过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论持久战》，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毛主席为抗大制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抗大在教学上尤其体现出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我们队里有不少土地革命时期就是红军团营干部的学员，他们战斗经验丰富，教员在军事课上就启发引导学员结合自己的战斗经历谈学习心得。课堂上，学员们积极踊跃地发言；课后，则经常凑到一起，找来一堆石头就地模拟沙盘战斗，对每一步进退反复演练，每个学员都能充分发表意见。回想在抗大总校的学习，时间虽短，但为我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和军事素质。

1943年12月，我从抗大总校毕业。组织考虑到我文化基础较好，懂军事又做过政治指导员，就分配我去抗大七分校二大队，任学员队长兼教员。队里的学员都是十四五岁的青少年，很多是烈士后代，学员们年纪虽小，革命精神却一点都不弱，重活累活都争先恐后抢着干，伐木、烧窑这些成年人干着都吃力的活，小学员们硬是一声苦都没吭地挺下来，不愧是烈士的后代、新中国的未来。建国后，这些小学员很多都成长为国家各部委的栋梁骨干，抗大七分校二大队因此有“建国大队”之称。

1943年冬到次年开春，根据陕甘宁联防军司令部部署，学校开展轰轰烈烈的冬季大练兵。训练科目是为培养基层指挥员所必备的技能，主要是制式训练，投弹、射击、刺杀、土木作业等，以及单兵和协同战术。陇东的冬天，气温非常低，经常出现零下十几度严寒，但大家练兵热情很高，不少同学起床号未吹就起来偷偷练习，熄灯号吹过仍在操练，手脚长满冻疮仍然坚持。经过三个多月的军事训练，学员们的军事技战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思想得到了很大锻炼，为进一步的文化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4年春季，冰河解冻，大地复苏，学校组织大家上山垦荒。同学们积极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踊跃地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每天天不亮就上山，天黑才收工，劳动时间长达十三四个小时。秋天到了，经过辛勤的劳作，我们迎来了丰收的硕果。满山遍野黄灿灿的糜子迎风飘荡，河川平地里长满绿油油的蔬菜，整个山川呈现一派丰收景象。“大生产”不仅保障了学校后勤的自给自足，也锻造了大家的劳动品德。抗大七分校的“大生产”受到联防军司令部的表彰，成为“延安大生产”的模范之一。

在抗大七分校的日子里，大家的学习热情同样高涨。条件虽然非常艰苦，但丝毫没有影响同学们的求知欲望，不少同学学到深夜，为节省灯油，满月的日子里，大家都借着月光读书写字。同学们深知，在如此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党中央还为我们创造条件、安排文化学习，要我们学好本领，成为将来战略大反攻和建设新中国的有用人才，一定不能辜负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寄予的殷切期望。

1945年初，抗日战争进入决胜阶段，为准备对日战略大反攻，党中央决定将陕北抗大和延安总部的部分干部充实到前线战斗部队中。为返回山东老部队，我积极向学校争取，校领导最终批准了我的申请。刚到延安集合，来接山东干部的胶东军区袁仲贤副司令员就找我谈话，表示非常欢迎我回山东部队。正当山东干部团整装出发之际，组织部门通知我被重新分配到晋绥军区。当时，我回山东部队的心情非常迫切，就跑到军委总政治部，找主管干部分配的组织部胡耀邦部长申请，耀邦部长很干脆地回答：中央政策确实是哪里来回哪里去，但贺（龙）司令员（时任陕甘宁和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提出，七分校是隶属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根据地的抗大学校，希望七分校干部优先保证晋绥部队，主席同意了，所以必须服从。耀邦部长特别强调：晋绥军区急缺文化高的干部，你还学过日文情报和军事参谋，是晋绥部队非常需要的干部，你是共产党员、抗大干部，一定要有大局观，个人愿望一定要服从组织需要。我带着对家乡和战友的思念之情，送别山东干部团后，踏上奔赴晋绥抗日战场的征程。

九年后，我与抗大的再续不解之缘，进入与抗大一脉相承的南京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此后，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任教十五载。

初入抗大至今，八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战斗、生产和学习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同战争年代相比，现在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战争年代锤炼出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并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失去光辉，人民军队的红色基因不会因为年代久远而失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抗大校训永远闪耀着时代光芒。我真切期望新时代的青年传承好老一辈“勇于担当，敢于斗争”的高尚品格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口述 李星斗　记录整理 李奕斐

陈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