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科幻世界》主编拉兹:中国科幻这44年

潮新闻 见习记者 赵茜2023-06-15 09:17全网传播量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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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进行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有一本杂志,成为了热频词——《科幻世界》。

从《流浪地球》到《三体》,当大家说起近些年最火爆的科幻电影,探讨中国科幻影视的多元化未来时,《科幻世界》屡屡被提及。

作为中国唯一的科幻文学杂志,从1979年到2023年,《科幻世界》用44年见证了科技与时代的碰撞,记录着无数写作者对浩瀚苍穹的想象。

科幻世界是怎样成长起来的?中国科幻前景如何?潮新闻记者采访了《科幻世界》主编拉兹,让我们跟随拉兹的讲述,探寻中国科幻的前世今生。

(1)火种

中国科幻走向世界舞台的这些年,可谓群星璀璨,涌现了刘慈欣、王晋康、何夕、韩松、吴岩、星河、柳文扬、赵海虹等作家,形成了独属于中国的科幻记忆。

而这些影响了几代人的科幻作家,都是从《科幻世界》走出来并被全国幻迷知晓的。

刘慈欣的《三体》《流浪地球》《乡村教师》等成名作,都发表在《科幻世界》上,因此,《科幻世界》也成为了媒体口中的“中国科幻小说大本营”。

在接受潮新闻记者专访时,《科幻世界》主编拉兹将这种精神比作“火种”。

“2010年前后,《科幻世界》最困难的时候,有些员工工资可能只有1000多块钱,为了让这本杂志活下去,一些科幻迷甚至省下午饭钱来买杂志。”

拉兹说,“《科幻世界》能坚持下来,真的都是靠员工和幻迷‘为爱发电’。”

这段“历史”里还有个小插曲,和《三体》相关。“《科幻世界》能够缓过气来,多亏了《三体》。”拉兹说。

时间倒退回2015年。那一年,刘慈欣凭借《三体》获得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颁发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这是亚洲人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消息一经传出,便震动了整个中外科幻界。

“当时大家没有预料到《三体》真会得这个奖,包括刘慈欣本人。”拉兹说。

(2)阵地

科幻世界的成长史,也是中国科幻的发展史。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随着“科学的春天”的到来,中国科幻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科幻世界》的前身——《科学文艺》在1979年创刊。

彼时的科幻更多地学习早期的凡尔纳风格,并深受苏联科幻风格,科幻小说大都是一些偏向科普性质的作品。

“那个时期,几乎所有人都在向往21世纪科学带来的美好生活,想象脑袋像电视机盒子一样的机器人,与人类相处的画面。文学性相对弱一点。” 

这一热潮很快退去,中国刊登科幻的阵地所剩无几。

“那段日子过得非常艰苦,我们的社长曾经推着三轮车去成都火车北站卖杂志,银河奖的设立也是为了吸引更多人继续写科幻小说。”

转变,出现在1991年。

这一年,正式更名为《科幻世界》,也明确了自身的发展方向和使命定位,成为中国科幻的阵地,也是最前沿的阵地。

随着国内科幻界与海外科幻界相互了解的加深,大量欧美经典科幻小说被引入到国内,中国科幻作家开始学习欧美作者的创作思路,强调科幻创意与故事悬念。

而当时追随《科幻世界》的人,大多成为了如今中国科幻的中坚力量。

“第一批成规模的科幻迷群体基本和我是同一代人,大多出生于80年代,受《科幻世界》影响长大。”

拉兹清晰地记得,1999年高考作文题目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就在高考前的一个月,《科幻世界》刚刚刊登了时任主编阿来的相关作品。

“很多参加高考的科幻迷都写了科幻小说,我也写了一篇关于太空的科幻作文,得到了很高的分数”。

这次撞题让《科幻世界》声名大噪,历年的过刊、合订本一夜之间几乎销售一空,杂志销量也蹿升至39.8万册,掀起了一场科幻热。 

(3)真实

在拉兹看来,科技的发展决定了人们对科幻的需求。

“在今天,哪怕一个人对科幻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也从来不看科幻小说、科幻电影,但他日常谈论的话题中,已经离不开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了。日新月异的技术已经融入每个人的生活,这种情况下科幻已经变成刚需,和衣食住行一样,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由于科幻小说的特殊性,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很多科幻初学者都偏重于“点子”。

2015年前后,变化开始了。

《三体》的影响力开始扩散,中国科幻版权市场也突然增温,影视界对科幻小说的需求快速增长,这带来了另外明显的风格变化——作品情节、人物形象的丰富度以及故事性,变得越来越重要。

“由于无论市场还是作者都更注重故事情节,如今很多短篇小说越写越长,以便容下足够多的情节,因此科幻小说‘点子化’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了。”

拉兹认为,中国科幻类型可以更加丰富多彩,避免大家一窝蜂地朝一个地方走。

“科幻讲述的故事完全脱离我们现实生活,作者必须有能力把这个故事写得真实,才能引发读者的兴趣。”

而如何在创意与故事之间达到平衡,以便真实、深刻、前瞻地反映时代焦虑和现实关注,是当下科幻作家们正在努力的事情。

(4)转化

从萌芽到破土的四十多年岁月里,《科幻世界》沉淀了大量优秀的科幻作品,如何夕的《异域》、滕野的《隐形年代》等等,只待一个让它们走入影视领域的时机。

“这些作品都很值得被改编,也很适合被改编。但是这个‘适合’是打引号的,得遇到一个专业的人,才能够看得到这篇文章的魅力和价值,找到合适的改编方式。”

拉兹认为,当下中国科幻产业的核心问题是转化。

“科幻类型的编剧、制片和后期制作,不仅涉及文本的改编,还涉及到科幻核心理念、情节逻辑、未来科技表现等内在方面,以及拍摄技术和环境选择、海量道具制作与管理等外在方面。”

“这与很多编剧、导演、制片人此前接触的现实题材完全不同,能学习的地方也比较少,只能靠自己探索。这可能是最大的问题。”

拉兹认为,探索体系化培养科幻人才的路径至关重要,这些人才不能仅局限于某个领域,而是要深入到科幻领域的上下游,比如说影视、游戏行业。

(5)突破

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科幻作品?

“我们需要能够反映中国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变迁的作品。只有超前一步,用想象呼应现实,才能彰显科幻的魅力和价值。”

拉兹认为,中国科幻文学的进步空间还很大,“我们最顶级的科幻小说已经达到世界顶级了,但在‘量’的方面,中国科幻还存在很大进步空间。”

这里的“量”不仅仅是数量,还表现在题材的丰富性、思考的广阔度等方面。

他认为,整体来看,中国科幻作品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还远远不够。

“理论上,《三体》《流浪地球》这样的影视作品早该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而我们等这一天等了几十年。”

同时,与国外科幻创作相比,中国科幻作者对科幻创作的认知也存在进步空间。

“国外科幻作品有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独特设定,比如说《星际迷航》中的外星种族,《哥斯拉》中虚构的怪兽,《变形金刚》中的机器人……很多科幻作品都可以衍生出一整个世界,发生无数的系列故事。”

相较而言,今天国内的科幻作品,要么是现实世界科技故事的未来衍生,要么依托国外已有的框架创作,这导致设计、创作出来的能让别人记得住的世界观非常少。

另一方面,大多数国产科幻作品都是中短篇,长篇科幻创作数量非常有限,对世界观的构建难度更高。

拉兹说,近些年《科幻世界》一直有意识地呼吁作者探索科幻“新突破”,为中国科幻提供更多“活水源头”。

这种突破,不仅需要个人努力,还需要教育理念的转变。

“每个国家的科幻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基因。要创作一部好的作品、探索出新的叙事模式,科幻作品不但是科学与文学的结晶,也有很多美学和哲学的内容。很多作者掌握的知识面比较局限,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采访到最后,拉兹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2023年10月,世界科幻大会将会落地成都,备受关注的科幻文学领域全球大奖“雨果奖”也会在成都揭晓。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会,给整个中国科幻再注入一次强心剂。”拉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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