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安文理⑳丨宋濂的文学圈和学术圈

【编者按】一万年前的那个时代，浦阳江畔的人们播下稻作文明的种子，翻开了新的篇章。

一千多年前，白麟溪畔的郑氏家族，谱写出“江南第一家”十五世同居共食的孝义家风，被中外史学家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以儒治家的典范。

数百年来，浦江书画名家辈出，成就了百年书画兴盛地的美名。

“涛落浙江秋，沙明浦阳月。”山川、溪泉、村落，历史、非遗、习俗……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造就了浦江独特的文化气质和基因。

文以载道，成风化人。2023年1月3日起，中共浦江县委宣传部、浦江县社科联每周二在潮新闻客户端推出《丰安文理》人文社科专栏，努力通过筑牢浦江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讲好丰安故事，探究当下意义，彰显人文魅力。

【核心提示】

宋濂的朋友圈和学术圈堪称广阔。重要人物有刘基、章溢、叶琛、王袆、张孟兼、苏伯衡、胡翰、吴沉、桂彦良、乌斯道、朱右、唐肃、谢肃、郑涛、方孝孺、王绅、刘刚、郑柏、郑楷等。这些文士是朱元璋政权的重要成员，与淮西武将集团相对，史称浙东文人集团，为明王朝的礼乐文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诗文酬唱：联络感情的重要形式

比宋濂小一岁的刘基回忆，宋濂才思敏捷，五岁能诗，九岁善属文，在当时被誉为神童。义乌贾思逵非常赏识宋濂的才华，把女儿许配给他，此年，宋濂仅九岁。十七八岁的时候，宋濂致力于古文辞的写作，自以为有得也。二十岁之际，宋濂主要跟随吴莱学诗，师从黄溍为文。宋濂初次和东明精舍有交集，应当是跟随柳贯、吴莱学习期间。当宋濂执教于此的时候，胡翰、苏伯衡、郑涛等文士常聚集于此，谈诗论文，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纵论天下大势。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理想深深地烙印在浙东文士的心中，成为人生的重要追求。

一封封往来的书信，见证着宋濂的青葱岁月，也记录着浙东文人之间的真挚情感。宋濂写信向柳贯请教音律的“尺法”问题，柳贯撰写《与宋景濂书》认真回复。黄溍新得一部《伊洛渊源录》，迫不及待地要送给心爱的弟子宋濂，其《与宋潜溪书》云：“《伊洛渊源》一书，旧无刻本，近方有之，今购得一部，藉以缣素奉上于文府，或可备检阅也。”（《宋濂全集》附录二《潜溪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胡助把自己写的《岘阴樵唱》寄给宋濂，请其删正，宋濂指出其作品的优缺点，胡助复信称“向承雄篇见寄，气焰可畏，览之羞缩，数月不敢言文”，以“大风扬沙矣，雨雹交下，歘兴忽止，变化莫测”表达对宋濂的景慕之情，并对宋濂说：“迩来定有新作，更能录示数篇否？”

元至正十年，宋濂入仙华山为道士，同门戴良作《宋景濂入仙华山为道士序》，友人刘基作《送龙门子入仙华山辞并序》。刘基撰写《二鬼诗》则以宋濂和自己为“二鬼”，寄寓着对未来的憧憬和思考。

诗文的交流是契合心灵的高层次对话。宋濂在青萝山下建青萝山房，刘基作《青萝山房歌寄宋景濂》，宋濂作《萝山迁居志》。还有其他地区的文士，如刘崧作《青萝山房诗为金华宋先生赋》、贝琼《青萝山房歌并引》等。对于青萝山旁边的玄麓山，宋濂就该山之上的飞泉作《飞泉操》；就山西的桃花涧而携郑彦真等众多文士进行修褉活动，诗文酬唱，作《桃花涧修褉诗序》；就山上的桃花涧、凤箫台、钓雪矶、翠霞屏、饮鹤川、五折泉、飞雨洞、蕊珠岩而分别作诗，成《玄麓山八咏》组诗。经宋濂等文士的歌咏，上述地点已成著名的“玄麓八景”。

对于浦江名山仙华山，宋濂更是在众多诗文中频繁提起，如《重建龙德大雄殿碑》《混成道院记》等。方孝孺在浦江从游宋濂，获交当世天下文士，诗文酬唱，是生命中美好而愉快的时光，令他回到宁海后也久久难以忘怀。在他写给苏伯衡的信中便谈到：“溪上从游乐甚，于人不忘。自归田庐，取倡和之什观之，意未尝不在仙华山水间也。”（《逊志斋集》卷九《与苏先生二首》（其二），《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刊本）在此，仙华山水不单纯是山水了，而是具有某种象征，已然成为方孝孺的重要情感寄托。慈溪桂彦良以“双桂”名其读书之室，请宋濂作文以记载此事。宋濂作《双桂轩记》，称“濂侍经青宫时，四明桂君彦良实为正字，朝夕同出入禁中，怡怡然，侃侃然，异姓兄弟也”。宋濂谈到在东宫期间，和桂彦良共同出入禁中，喜悦愉快，很能谈得来，可以说是异姓兄弟了。可见两人感情之深。在宋濂致仕还家之际，桂彦良作《送宋承旨致政还金华》，赞美宋濂“名扬宇内，文播外夷”。宁海叶兑与宋濂父子有着多年的交情，并有《舟中赠宋景濂学士诗》一诗称宋濂“寰宇贯今古，文光动奎璧……高风映千古，永为世人则”；有《送宋仲珩诗》称“今秋动行迈，觐省金陵塾……忠孝萃一门，岿然镇浮俗。”叶兑以诗表达对宋濂才华和风范的仰慕，抒发对宋璲（字仲珩）的赏识之情。宋濂、王袆等文士经常在一起探讨文学，宋濂有诗记之，即《秋夜与子充论文，退而赋诗一首，因简子充并寄胡教授仲申》云：“人文本为载道具，次则纪事垂千龄。”王袆，字子充，号华川，义乌人，是宋濂的同门，与宋濂同为《元史》总裁，二人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唱和，探讨人生和哲学的相关话题。此处的胡教授，是胡翰，字仲子，又字仲申，学者称之为长山先生，浙江金华人，师从吴莱、柳贯等学者，为宋濂的同门友，曾担任衢州教授。三人为同门，经常交流文学和学术，是难得的知己。浙东文士的文学思想正是在日常的切磋中不断得以完善的。

东明精舍所在的郑义门也是文士笔下浓墨重彩的地方。郑义门是宋濂、方孝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一草一木，皆有深情。对于郑义门，有两首著名的诗歌，一是宋濂作《别义门》，诗云：“平生无别念，念念在麟溪。生则长相思，死当复来归。”

另外一首是宋濂的高足方孝孺撰写的《郑义门》，其中有“史臣何用春秋笔，天子亲书孝义门。”“孝义门”是指元代两次旌表郑义门，入明后，明太祖朱元璋也多次旌表郑义门，亲书“孝义家”，敕封为“江南第一家”。方孝孺对郑义门的推崇，可见一斑，在此四年的求学时光，对其身心的影响是深远的。后来，宋濂被誉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影响遍及海内外，而方孝孺也成为建文朝的文坛领袖，是儒家学说阐释的权威学者，郑义门也因宋濂、方孝孺等人的表彰而愈加闻名天下。

教育理念：研读经史与古文创作并重

宋濂在《送张编修赴南阳教授序》一文中，以勉励张翀的形式详细表达了其教育理念，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取群圣人之经，列弟子于堂下，启之迪之，优之柔之，饜之饫之，使心与理相涵，事与心弗悖，庶几材成而器良矣”；二是“教道所施，贵在变通”，“各因材之清浊，学之浅深，过者损之，不及者益之”，要变通者有六，即“毋骤语以高远，恐其凌躐而不逊也；毋使安于卑近，虑其苟且而自画也；毋过于严厉，上下之情不能相通也；毋失于宽纵，长幼之节或致玩亵也；毋示之以非圣之书，防其遁而离也；毋习之以无用之文，禁其乖而有辟也。”圣人之经主要是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要以此为本，启发引导弟子，使其“心”和“理”相涵，“事”与“心”不悖，这样才有希望成才。变通是指根据弟子的材之“清浊”和学问的高低深浅，进行因材施教，灵活变通。

道是儒家文士心中的至高无上的宇宙法则。写文章常是为了载道、明道。不少文士有着难以忘怀的体道经历。宋濂之友乌斯道对此有深刻的记忆。乌斯道曾深情回忆体道的过程：“余少失怙，贫甚，夜就母绩之灯读古书。母怜良苦，令止。余不为苦，而讽诵不已，昼则诘难辩疑于儒宿，惟求进夫圣人之道焉。”（乌斯道《春草斋集》文集卷四《书自作诗文后与杨伯纯》，明崇祯二年萧基刻本。）

六经是道的直接载体，也是浙东文士极为推崇的典范作品，在浙东文士心中占有崇高的地位。文章书写的目的在宋濂等人看来便是明道。宋濂在《赠梁建中序》中强调为文“无非以明道为务”。宋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明确谈到：文辞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间，而谓其能不朽者，盖天地之间有形则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无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圣贤；圣贤之殁，道在六经。

宋濂认为有形之物易弊，文章能够不朽，是因为道寓于其中，道是无形的，因此，文章足以实现不朽。天地未判之际，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圣贤；圣贤之殁，道在六经。想要明道必须找到一条恰当的途径。儒家不同的学派可能略有差异，主要是对儒家的某部经典的看重程度不同，但基本的理念是一致的。宋濂在《六经论》中进一步阐述如何体悟六经：“经既不明，心则不正，心既不正，则乡闾安得有善俗，国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学者，脱略传注，独抱遗经而体验之，一言一辞皆使与心相涵，始焉则戛乎其难入，中焉则浸渍而渐有所得，终焉则经与心一，不知心之为经、经之为心也……虽然经有显晦，心无古今，天下岂无豪杰之士以心感心于千载之上者哉？”

除了作文本于六经之外，宋濂还强调要以孟子为宗，宋濂的这种看法，基本代表着浙东文士的态度，影响着明前期的文章写作走向。刘基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道出宋濂之文能融合柳贯、黄溍两位先生的长处，并谈到宋濂的文章作法，其《宋潜溪先生文集序》云：“上究六经之源，下究子史之奥，以至释老之书，莫不升其堂而入其室。其为文则主圣经而奴百氏，故理明辞腴，道得于中，故气充而出不竭。至其驰骋之余，时取老佛语以资嬉戏，则犹饫粱肉而茹苦荼、饮茗汁也。”（宋濂《宋学士全集》，清康熙四十八年刻本）

刘基先谈宋濂的学术，穷究经、子、史，包括释老之书，且达到“登堂入室”的水平，再论其文章作法是“主圣经而奴百氏”，因此宋濂之文“理明辞腴，道得于中，故气充而出不竭”。同时，指出宋濂还“时取老佛语以资嬉戏”，体现较为通达的文学观念。

对于宋濂等人所主张取法的六经，其弟子方孝孺则在写给王绅的信中明确指出学习六经的具体部分，即“当求之于《易》之《大传》，《书》之《典》《谟》《训》《誓》，《诗》之三百篇，孔子之《春秋》，周之三礼”（《逊志斋集》卷十《答王仲缙》），同时还指出“秦汉贤士之所著”亦是可资取法的对象。相对于宋濂等人所讲的宽泛的“六经”，方孝孺具体到学六经的某些内容，则是越来越严苛。方孝孺所列的上述六经部分的内容，除了开示学文之法，还有一个原因是论证“奇怪亦非古人所尚”，是针对文士学文“厌常喜怪”“背正嗜奇”而发，此类文士“用志既偏，卒之学为奇怪，终不可成，而为险涩艰陋之归矣”。（《逊志斋集》卷十《答王仲缙》）方孝孺此文不但有整体上的文章作法指导，还有具体涉及谋篇布局的论说，在文章作法上提出体裁、章程等概念用以指导为文：“盖文之法，有体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导乎气。气以贯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核之，体裁以正之。体裁欲其完，不完则端大而末微，始龙而卒蚓，而不足以为文矣。章程欲其严，不严则前甲而后乙，左凿而右枘，而不足以为文矣。气欲其昌，不昌则破碎断裂，而不成章。意欲其贯，不贯则乖离错糅，而繁以乱。理欲其无疵，有疵则气沮词惭，虽工而于世无所禆。”

方孝孺提出的作文之法，非常具体，包括体裁、章程，既要行意，又要导气。“气以贯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核之，体裁以正之。”文章要有气势，贯通首尾，要立意高远，以理主之，要有章程，体裁要正。气势、立意、义理、辞章和体裁，都要具备，如此方能成为好文章，成为有用之文，否则“虽工而于世无所禆”。在这里，方孝孺试着用具体的作法来实现理想古文的书写，对体裁的要求是“完”，否则会“端大而末微”，前后篇幅不对称、不照应；对章程的要求是“严”，否则就会出现“前甲而后乙”，前后不一致；对“气”的要求是“昌”，如此方能连贯畅达，否则就会“破碎断裂，而不成章”；对“意”的要求是“贯”，前后贯通文意，不然就会出现“乖离错糅，而繁以乱”；对“理”的要求是“无疵”，要醇正，否则就会“气沮词惭，虽工而于世无所禆”。与宋濂、刘基等文士所谈的古文作法相比，方孝孺提出的上述作法更为深入，也比较具体，具有现实层面的指导价值。

（朱光明：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文史专家）